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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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写在〈坟〉后面》

本篇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向读者披陈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表示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是理解鲁迅1927年以前的思想和作品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

茅盾曾认为要了解鲁迅战斗性格的另一侧面,不可不读《写在〈坟〉后面》中关于自我解剖的几句话,他甚至这样称鲁迅:“看!这个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妩媚!”茅盾说,鲁迅虽然已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他借用张定璜的话),“然而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个‘老孩子’!他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然而他的著作里,也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像许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不懂世故地尽自刺。”(《鲁迅论》,见《茅盾论创作》第119页)茅盾这些话对我们理解本篇的重要性很有启发。

本文一开头记叙了写这篇后记时的心情以及为什么要写它。作者以饱蘸诗情的笔墨写了周围的夜景,棉絮般的夜色,静寂的四周,山脚下的野火的微光,南普陀寺传来的傀儡戏的锣鼓声,独坐的屋里的辉煌的电灯。作者感到哀愁袭击着自己的心,后悔将杂文集《坟》付印了。

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他在一个多月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追述过: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么写》)鲁迅的这种心情与时代有关系。当时,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北伐胜利进军,蒋介石正策动叛变,原来投靠北洋军阀的现代评论派,也都南下进行新的投机。鲁迅到厦门大学希望能致力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教育,然而事与愿违,校长是主张尊孔读经的。周围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后来,终于弄得“《现代评论》色彩,弥漫厦大。”这就引起他思想的矛盾和苦闷。约在写本文的三个月以前,他集了屈原的诗句,题在小说集《徬徨》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表明在时代的转折关头,鲁迅迫切地想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以适应新的战斗。“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鲁迅这时的“哀愁”,正是由此而来的。因此,他一再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企图总结自己的经验,以迎接新的战斗。

鲁迅说自己原来的写作动机,是希望“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然而革命道路的曲折使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鲁迅感到迷惘,曾经受他哺育的青年有的倒退背叛,对他个人更是以怨报德,因此使他感到“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这当然是愤激之谈。他以做工为比喻,说不明白过去的工作是在“筑台”还是“掘坑”。

说是“筑台”吧,他并不想为自己树立耸立云霄的纪念碑;甚至说“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至于“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无论“筑台”也好,“掘坑”也好,鲁迅认为逝去的生命已不值得留恋,因此他将自己的文集取名曰《坟》。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鲁迅思想上的质变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径路达到的。本篇正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发展的历程。

文集取名曰《坟》,寓意是埋葬过去,但也不尽然,因为是战斗过来的陈迹,“总不能绝无眷恋”。所以鲁迅说:“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否则,一并连《坟》也没有了。

这“眷恋”绝不是敝帚自珍,而自有其客观意义存在:第一,对敌人,希望“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第二,对读者,“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一点喜欢”;第三,书中自有它的生命在,例如,“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按:指《摩罗诗力说》),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本文的另一重要主题,就是鲁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也难有自知之明。鲁迅改造主观世界的严肃性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少见的,也是鲁迅成其伟大的一个原因。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也并不是没有思想矛盾的,他的可贵之处是把思想矛盾也一并披露了出来。

公开的解剖自己,的确会产生这样的副作用:“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

但是,鲁迅觉得还是应该这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但是,鲁迅也免不了顾虑。因此他说:“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然而这也不是为了自己,目的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中曾具体地谈到这种想法:“一,为己,是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命运动。”(《两地书》)归根到蒂,还是为了改造社会。

然而鲁迅毕竟勇于公开解剖自己,他检查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在文字上,“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有一种气闷的沈重。”

鲁迅公开解剖自己的例证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随处都可找到,例如他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中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页)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写道:“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两地书》待到1932年鲁迅已经成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以后,回顾已往的思想改造历程,在《二心集·序言》中,还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缺点:“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鲁迅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扬弃中前进的。

鲁迅认为自己正在寻求,因此不能指引青年道路,他说,对读者的奉献,“或者最好倒不如一个‘无所有’”。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从这件事上,我们感到了鲁迅对读者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的每一篇文章,并不是不假思索的信笔写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客观效果的。对读者赠献一个“无所有”,究竟还是消极的,因此这想法在他头脑中一闪以后,觉得“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其实当时鲁迅一面战斗一面寻求,虽然不能指示出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但是客观上是符合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的。

在本文中,鲁迅还叙述了文白之争的反复,揭露了白话兴起时,“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结果第二次转舵,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这里指的是胡适。但由于《坟》中收集了四篇文言文,鲁迅也检查了自己的积习,并认为自己的文学上的成绩,不过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即使这样,鲁迅认为:“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而且自己表示,要博采口语,来改造自己的文章。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因此,他并不故步自封。而把自己的一切都作为一个过程;但这一个过程,既然对客观世界尽了贡献,在历史上也必然会留下分明的印迹,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最后,鲁迅还说到劝青年少读或简直不读中国书,原是以自己苦楚的经验换来的愤激之辞。有人担心会成为愚人,鲁迅说:“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愚人泛指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少的劳动人民,这里显然已经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鲁迅反对任何复古的倾向,即使是文字形式上的,他警告如果蔓延开去,这将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因此,他再三提醒读者,不要因为他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坟》而受到“若干毒害”。他说:“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正是在这意义上,他引了陆机吊曹操文中的八句话。陆机的原意是说曹操既然仰慕古代的旷达而排除后累,并且也确实是“简礼”“薄葬”;但是当他临死时却仍然留恋这些身外之物,特别嘱咐裘(衣服)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上按时上祭作乐,以致遭到后世的非议,使陆机十分感慨。鲁迅借用这八句话委婉表达自己集印《坟》的心情,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埋藏”意味着对过去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自我扬弃,“留恋”绝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书中的药方对于当时的痼疾还能起着治疗的作用。

结尾借用的这八句话照应全文,再次概括地点出了书名的由来以及鲁迅当时的矛盾的心情。

本篇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全文贯穿着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襟怀坦白地向读者披陈了自己正在寻求新的道路的努力,无情地解剖自己思想上的弱点。一再顾虑惟恐将自己所因袭的旧的思想传染给读者,十分郑重地表示自己下笔作文时如何才能对得起读者,充满了高度的责任感。

胡适写过《四十自述》,徐志摩写过《自剖》,可是他们或者借以标榜自己,或者顾影自怜,而鲁迅则真正地做到了“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他不放过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任何一点尘垢残滓,也惟其如此,使他思想获得了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