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鲁迅论集
47528500000059

第59章 《三闲集·序言》

《三闲集》是鲁迅1932年4月编定,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收入他1928年和1929年所写的杂文,以及1927年《而已集》中未收入的杂文,共34篇。书末附有写于1932年的《鲁迅著译书目》。

本篇概括地叙述了1927年到1932年初时代背景下作者思想的演变。披陈了作者的心境,评论了文坛的风气。

总其要旨,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杂文的问题;

第二,关于如何看待反面文章的问题;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自己世界观改造的问题。

首先,鲁迅从近几年来“纵意而谈”的“杂感”“确乎很少见”的情况谈起,说“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这里用的是“史笔”,即不直接表态,而寓爱憎褒贬于仿佛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实际上已含蓄地揭露了这个原因,这正反映了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思想言论统制的高压政策。因为“杂感”要“批评”时事,要“纵意而谈”,因此,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敌人的压迫。

然而排斥、打击、非难“杂感”的还有第二个方面,这也反映了文化界斗争的复杂性。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所谓“高等文人”“志趣高超的作者”,如所谓“正人君子”之流,实质上是依附新旧军阀的一伙人。他们以为“杂感”进不了“艺术之宫”的。他们对鲁迅的杂文“厌恶”和“鄙视”,正说明了鲁迅的杂文击中了他们的致命伤。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对杂文的意义认识不够,认为杂文是“图报私怨”的攻击之具。

接着鲁迅讲到自己对“杂感”的态度,虽然被有些人看作“死症”,虽然“确也因此吃过一点苦”,“但编集还是想编集的”。犹如一个战士之爱上了自己得心应手、克敌制胜的武器一般,鲁迅对于“杂感”是有他亲切的战斗感情的。鲁迅不但是杂文最积极最热情的创作者,也是最积极最热情的提倡者,早在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按,这是鲁迅主编的一种杂志)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这里所说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也就是“杂感”即杂文。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可以说和他久经磨砺的武器分不开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杂文的确是最轻捷的武器,恰如鲁迅所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可以“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

鲁迅在这里幽默地说,当时上海“一二八”战事的“火的洗礼”,原以为会烧去他的这些剪存的旧稿,这样就可以仗此“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这是对梁实秋的一箭,因为他曾诘问鲁迅:《“不满于现状”便该怎样呢?》,攻击鲁迅“好像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1929年10月《新月》月刊)既然旧稿没有为炮火所毁,于是就编辑起来,鲁迅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这是因为过去这些旧稿都是鲁迅战斗的记录,其中字字句句都凝结着自己战斗的心血,倾注了战斗的感情。这是一个战士对已往的激烈战斗的追忆与自豪。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旧稿的编集还有现实意义。

当台静农编印第一本论述鲁迅及其著作的集子时,鲁迅建议他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扬他作品的文章抽去,而要他补充陈西滢谩骂他的一篇文章,即致徐志摩的信。他提供读者可以借比较以鉴别真伪的条件。在鲁迅编印的杂文集中,有时在正文后面故意附录论敌攻击他的材料,有时索性把论敌攻击他的来信放在他的正文前面,有时则用后记的形式摘引了敌人攻击他的大量反面材料。鲁迅认为:“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所以我以为以后应该博采种种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末定”草(六至九)》)在本文中,他提出单看“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必须“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借此明白“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样才可以显出论敌卑劣的心理和鬼蜮的伎俩。因为“阳面的大文”,既以“峨冠博带”作为伪装,往往给人以假象,待到运用“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虽然用尽心计,却往往破绽百出,从而暴露了对手的真相。保存和研究这些反面文字,可以总结斗争的经验,为后来的战斗者借鉴。鲁迅鉴于思想斗争的长期性,所以他说:“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从过去推知未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梁实秋之流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说,“就是老谱里的一着”。既然“战斗正未有穷期”,那末,这“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就成为阶级斗争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因此,革命者就有必要研究他们的策略,研究他们的“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

在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上,鲁迅主张贵有自知之明。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的对方可说对他已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有的骂他“封建余孽”,有的骂他“法西斯蒂”,有的骂他“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有的诬蔑他:“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面对同一阵营里“战友”的误解和攻击,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鲁迅没有因此消极,也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他们睚眦必报,至多婉而寓讽地嘲笑了他们思路不对,不会择敌,不敢向正面的敌人抗争。在这场论争中,他却首先“省察”了自己,发现了进化论的偏颇,轰毁了自己旧的思路,认为应该更注意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青年。

鲁迅虽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中一些人的横蛮粗暴的批评,但他还是谦虚地认为,“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其实,早在1918年,他在北京时期,就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片断,以后又读了不少诸如《联共(布)党史》《辩证法》《唯物史观解释》《阶级斗争小史》一类书。鲁迅因为与创造社的论争,更努力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以及有关文艺理论,并且结合当时现实斗争来读,从此使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大为提高,因而他表示这是要感谢创造社的,这完全是一个革命家的襟怀磊落、光明正大的谦逊态度,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中某些人气量狭窄,目空一切的不正之风适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的杂文集,一般都附有序言或后记,说明成书原委,补叙书中未尽之意,突出这书当时和编集时对现实的战斗意义。或者抓住一点,再对敌人报以数鞭,例如本文谈到在香港时所作的两篇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和《无声的中国》,竟被当局指为“邪说”,禁止报上刊登。鲁迅接着说:“是这样的香港”。这六个字,说明了香港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实质,同时为下文作了铺垫:“但现在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这更说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白色恐怖已经和殖民地的香港毫无二致,如出一辙。这便是在叙述中抓住一点,向敌人报以数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鲁迅念念不忘的是对敌人斗争。

鲁迅的序言或后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纵意而谈,披陈自己的心境,仿佛与读者促膝交心。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发生共鸣的,使我们感到,他是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读者的,他是把他的心交给读者的,因此,读者也就容易接受他所宣扬的真理,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是鲁迅杂文集的序言或后记的共同的特征,他的每篇序跋还有不同的写作上的特点。例如本篇,他从“杂感”谈起,加以发挥,引出文章的层层波澜,“杂感”的少,说明文禁的严;“杂感”的受到奚落排斥,说明刺痛了敌人;有名的人未必不写“杂感”,但化名后却不敢公开,故意任其消灭,说明心术不正,为的是“图报私怨”。其实这也是一种“五花八门”的“阴面的战法”,由此使鲁迅悟到单看礼堂上“峨冠博带”的“阳面的大文”是要上当的。这样,他就总结出这一条斗争中的经验。

对自己“思路因此轰毁”,鲁迅既强调了革命实践的重要性,他曾说过启示我的是事实,特别是中国的事实。同时他又强调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由于作者当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因此对自己思想发展的“省察”就毫无畸轻畸重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