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9月25日的《中华日报》上，曾报道了反动派的文化特务机关“中央图书杂志审委会工作紧”：“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有增加内部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然而，禁之以不足，干脆烧掉，于是10月，北平乃焚毁革命和进步书籍达一千种以上。烧之又不足，到11月13日，连并非左翼仅仅主张抗日的《申报》主笔史量才也遭暗杀。早在同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的编者就发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但是鲁迅仍用种种笔名，采取迂回战术，在防御中进攻。“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这就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猖獗的文化“围剿”响亮的回答。
鲁迅一点也不避锋芒，用他自己反讽的话来说：“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这就证明着鲁迅虽在“如磐夜气压重楼”之际，继续执行着他的战斗任务，这样，当然会遇到“更厉害的压迫”。于是“敷衍到11月初，只好停笔”，但是在敌人面前决不退让的鲁迅，又以《后记》的形式，作了继续反“围剿”的斗争。
本文可说是《伪自由书·后记》的姊妹篇。鲁迅在本文中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的确，我们读《后记》，就会感到有补于书中讽刺对象的某些方面的不足，在《后记》中添上几笔，使这些城狐社鼠“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特别有趣的是，对这些叭儿鹰犬的照相，在书中本来不过是稍带一下，叱它几声，但是，毫无自知之明的叭儿却忽然跳踉起来，狂吠不已，因此使自己的走狗相分外暴露得清清楚楚，于是，便使鲁迅在《后记》中给它们拍了一张完整的照相，使它们大出其丑。真是欲盖弥彰。例如书中的《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就使邵洵美这个倚仗权势的富家婿愤愤不已，自己找上门来，还唆使他的鹰犬章克标之流大施满含杀机的毒计，意欲陷害鲁迅。结果使鲁迅在《后记》中大加揭露，“立此存照”，使之“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
鲁迅在本文中又说：“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这里所谓“纠纷”，实际上指的是当时反动势力与进步势力在文坛上所展开的剧烈的阶级斗争，概括这些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经验，当然会“照见了时事”，以小见大，从文坛一角的斗争缩影中照出了全国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搏斗。成为时代的见证，革命的史诗。
鲁迅的《后记》“格局虽小”，政治思想的容量却很大。他所描出的“或一形象”，都是城狐社鼠、鹰犬叭儿的典型，都是运用祖传“老谱”工于害人心计的好手，一句话，都是狡猾而又阴险毒辣的阶级敌人。把他们的形象勾画出来，研究他们的策略和手段，总结他们反革命的经验，化毒草为肥料，给革命者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二
鲁迅简直像一个高等画家，以他那支又泼辣又讽刺的画笔，画出了群魔乱舞中形形色色人的鬼脸。
这里有富家儿及其鹰犬，即邵洵美、章克标一伙。因为“钱能通神”又可“使鬼”，倚仗的是权门，唆使的有走狗，先是帮闲出场，重复着“鲁迅拿卢布”的滥调，又有二丑登台，讽刺鲁迅找不到富岳家犹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分明为邵洵美喝彩，但也使这个“花花公子格外出丑”。邵府上更恶辣的谋士是章克标，一出场咬人就要人性命，他在邵家刊物《人言》上，兼任译者和编者，将鲁迅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译载其上，特加附白，暗示反动当局以“军事裁判”加害鲁迅。所以鲁迅说，这一手“含有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的鹰犬，更深知明季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的。”他在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章(克标)编《人言》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然而鹰犬的跳踉咬人，也为自己一伙照了相。
鹰犬依靠富家儿，富家儿仗着权门。但有势力者，对这类鹰犬“只要立刻能给一个嘴巴，他们就比叭儿狗还驯服”，到那时邵章之流，即使“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了。在被压迫者面前逞凶称霸，一旦在权门面前，便驯服如叭儿。鲁迅这一笔很重要，画出了一切为虎作伥的奴才们的阶级特征。
在阵阵逆风中，叛徒杨人也跳出来乱咬，意在博取统治者的青睐。鲁迅深知因为《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一文中击中了他的要害。叛徒被揭穿了老底，倚仗着指挥刀的庇护，恼羞成怒，挟势用事，于是反噬鲁迅“顺水行舟”，不该对他“投井下石”。
因为这篇是出之叛徒手笔宣扬叛徒哲学的绝妙的反面材料，鲁迅将他的“全文照录”，使这个叛徒将自己的形容勾当得十分清楚。反面文章只要加上正面的说明，便如抓住毒蛇关进动物园里，就起着示众和启发作用。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鲁迅十分重视反面现象的作用。他这种揭露叛徒的手法也是他的有效战术之一。将坏事转化成为好事，这是能动地运用了辩证法的结果。
在鹰犬跳踉、叛徒嚣张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的“铲共”英雄妄想以武力来济文治，于是演出了“全武行”。鲁迅剪报保留了这段史实，以见敌人的凶暴。然而“铲共”英雄只能在奴隶面前逞凶，在主子面前则察颜观色，按叱声行事，且惟恐有失。于是“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按指上海神州国光社，在1931年数年间，曾接受陈铭枢等人的投资)捣毁得最迟。”鲁迅画出了这帮走狗上谄下压的奴才心理。
武力征伐虽然可使出版界震骇一时，究竟没有文力征伐的影响久远。因此，不出鲁迅所料，随着“扬长而逸”的“英雄”的足迹，御用文人袍笏登场。比起邵府帮闲和叛徒杨人来，这一批紧锣密鼓，互相配合，气势汹汹，阵容庞杂得多了。
鲁迅这里选了六篇，评曰：“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涉笔成趣，又语意双关，切中要害。于是，在这些讨伐军中，有的比他为老丑的女人；有的愿他有鲜明的主张，无疑是一种诱杀手段；有的用“捧场”妄想缴械，劝他“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正传》更伟大的著作”；特别是后一招，使鲁迅对自己的杂文“因此也要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不仅将他们的鬼脸一一示众，而且善于从对敌斗争中总结经验，加强自己的攻势。凡是愈为敌人反对，他就感到愈要坚持下去，说明子弹已经射中了敌人的致命伤。此外，在文化“围剿”中，还有一些昏愦可憎的攻击文字，鲁迅也不惜纸墨，录以备考，借此照出文坛上的鬼影幢幢。
在反革命讨伐军中，最后出台的是曾经被鲁迅嘘过的文化特务王平陵。王平陵是死硬派。明明自己是“官方”的嫡系，却偏要问鲁迅代表什么“方”？王平陵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否则，便如“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然而，这话无形泄露了天机：“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反动，说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这是王平陵的逻辑，其实恰恰适用于他自己。鲁迅跟踪追击，务使敌人原形毕露，这里虽然用的是反语：“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的委员，我应谨守小民的规矩。”然而这是多么犀利的匕首啊！这正是捉鬼有术，使物无遁形。
当时国统区的法西斯专政达到空前残酷的程度，反动派不但使出了反革命的文武两手，而且采取窒息战术，禁止发表文章。然而鲁迅却不怕威慑，抓住文武走狗各种类型，一一勾勒出他们的鬼脸。用杂文记录了当时国统区文坛上的斗争，这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一幅缩影。《后记》无疑宣布了敌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破产；它是敌人失败的记录；无产阶级胜利的凯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表彰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三
鲁迅在本篇末尾以慷慨抒情之笔，向读者披陈隐衷，他说：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鲁迅曾说自己的杂文“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然而，战斗的杂文不但为敌人所扼杀，在当时文坛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它的意义。他的感慨和悲愤正是由此而发的。然而，“悲愤”决不是“悲观”，因为他已相信“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因为，“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鲁迅的杂文正因为受到反动派的摧残，更使他看出了存在的意义，他在本篇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倔强地宣布：“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正是硝烟迷漫、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的战场，孕育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杂文。
四
最末，还留有一点余波。鲁迅说当时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如“献检查之秘计”(指告密者)；“施离析之奇策”(指挑拨离间者)；“起谣诼兮中权”(指造谣生事专搞阴谋诡计者。中权，原指古代军队中制订谋略，发号施令的中军。这里泛指策划阴谋者)；“藏真实兮心曲”(指口是心非者)；“立降旛兮往年”(指投敌者)；“温故交于今日”(指认敌为友者)。鲁迅指出这六条都是“老谱”。正如他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正因为如此，鲁迅要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剖析诸如此类的现象，以告诫未来的战斗者。本篇的写作的意义显然超出于一般的“后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