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从这段话中，马克思道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对无产阶级解放具有重大的作用和价值。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而且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被统治阶级、被奴役阶级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贫穷、甚至一无所有，而且在精神财富上亦如此。物质生活异化了，精神生活同样也异化了。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关系，思想观念只是人们所处的经济关系的反映。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下，精神生活也被统治阶级支配着。
在资本生产条件下，资本在生产着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精神文化，精神文化生活不过是资本运动在意识领域的延续而已。资本的精神文化则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流，它统治着一切思想领域。所谓的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只是对资本本身而言的，是为资本自由运动而服务的。精神生产规律是受物质生产规律支配的，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99页。
人们的思想观念总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社会存在总是在不停地变化发展着，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因此，人们的思想将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即是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0—291页。
马克思还认为革命的思想与社会的革命是同步进行的，不同时代的思想解放是适应不同时代的革命需要。“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宗教为例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古代的欧洲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18世纪启蒙思想击败了基督教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和人民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在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往往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阶级地位、所受的教育以及传统观念等等都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那些受剥削、受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他们的思想要么被统治阶级所禁锢——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要么被彻底毒害、被愚弄，亦是被统治阶级所控制的思想观念“洗脑”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揭示了宗教思想对劳苦大众的毒害：“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通过对宗教批判，马克思还意识到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德国，面对统治阶级的思想禁锢和欺骗，应当唤醒人民群众的解放意识，不让他们再受统治阶级的欺骗，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和现实生活的灾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要揭露现实的本来面目。为此他大声呼吁：“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当时马克思是出于德国人的解放而进行的呐喊，其实这也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通过异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二者的异化表现及其结果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从中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从中获得的则是非人的存在。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主张的必须唤醒人民：“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马克思运用否定的辩证法来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1844年，在经历了对经济学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命运的分析，要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进行的纯思辨式的分析更深刻、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有什么幻想；私有制是人精神和肉体双重贫困的根源；无产阶级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处境和目的以及历史使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产生属于他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思想。正如巴拉达特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所理解的那样：“此处阶级意识的原则是关键所在。……当无产阶级彻底弄清楚它在社会上的独特处境，即当它们发展处阶级意识时，它将会了解到其所受压迫的全面程度，以及统治者的寄生本质。于是，它将会自发地发动革命”。［美］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04月，第189页。
其次，要用革命理论武装劳苦大众，把思想解放变成现实的革命的物质力量。思想无论怎样重要，但“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而且“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这里所说的理论不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是简单的反封建的理论，而是既要反封建又要反资本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不是一部分人解放的理论，而是整个人类解放的理论。这个理论必须是真正抓住了人的本质的理论，能够让人真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因此“理论解放”对无产阶级有着特别实际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