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唐书》也有其不足之处，正统思想比较严重，比如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另外《新唐书》“增事省文”，给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带来一定的损失。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54年的历史。共150卷，本纪61卷，列传77卷，志12卷。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命宰相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淡、李穆、李昉等同修。因为是五代各自为史，所以原名为《梁唐晋汉周书》，后为区别于欧阳修编撰的《五代史记》，改称《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旧五代史》是宋太祖诏令编撰的官修史书。那时五代时期的史料基本没有散失，而且编写者大部分在五代时期生活过，对那段历史比较熟悉，再加上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所以成书很快，前后只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而且《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甚至北宋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记述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为北宋欧阳修自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4卷。本书原名《五代史记》，后为了和薛居正所撰的《旧五代史》相区别，改称《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的材料大多取于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不足之处。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所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各成体系的编排方法，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据时间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每类传目，都有着特定的寓意，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比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入《杂传》。
欧阳修作史的目的，是为了抨击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书中比较能够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多有褒贬，所以不肯轻易示人，生前并没有上呈朝廷。直到欧阳修去世后，才公之于众，因简洁流畅而受到众人的追捧。由于其抒发议论时，都用“呜呼”二字开头（如《五代伶官传》序：“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所以后人戏称此书为“呜呼书”。
不过，《新五代史》由于过于简洁，而且仿“春秋笔法”，个人的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招致了后人的批评。
《宋史》
《宋史》是记述宋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它与辽史、金史都为元朝官修，几乎同时撰成。署名为脱脱。共496卷，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史书。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由于宋朝史学发达，所以《宋史》中史料丰富，叙事详尽，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详尽的记载。
《宋史》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如外国和变夷分别列传，这就分清了国内的民族和国外的邻邦的界限。《宋史》的列传比前代史书都丰富，收录了“五代史”中未列传的重要人物，弥补了“五代史”的不足。
《宋史》由于成书仓促，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正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考订，资料也没有精心裁剪；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八十一名，而南宋仅有十一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此外，南渡之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虽然占的篇幅很大，入传的人物有两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守合州有功的王坚，其英勇程度，不减唐朝的张巡守睢阳，但在《宋史》中却无专传。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身面不向北的郑思肖、豪放派爱国词人刘克庄等，也都没有列传。有的还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如列传一百一十六有《李熙靖传》，二百一十二又有《李熙靖传》。另外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
《宋史》尽管疏漏较多，但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两宋历史的重要史书。
脱脱（1314-1355），元代大臣、史官，字大用，蒙古族人，至正元年（1341年）任中书丞相，至正三年（1343年）主修宋、辽、金三史，任都总裁官。后因位高权重为元顺帝所忌，至正十一年（1351年）被削爵流徙，次年被毒死。
脱脱只是三史修撰的最高领导，欧阳玄才是其中处理最多者。欧阳玄（1274-1358），字原功，浏阳（今属湖南）人，是宋、辽、金三史修撰的总裁官，并且始终参与修史工作，后因修史有功被越级提拔。此外，总裁官还有铁木儿塔识、贺惟一、李好文等。
《辽史》
《辽史》是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为元相脱脱等奉敕修撰。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可以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但往往同一事实，却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史料相同，重复甚多，所以前人讥讽《辽史》的编撰为“纵横舞剑”。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辽史》记录简短，和辽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很不相符，但由于有关辽代的记载流传下来的很少，所以《辽史》成为辽代唯一的史书。
《金史》
《金史》是记述金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1115年）至蒙古灭金（1234年），共120年的历史。全书共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后附《金国语解》一卷。为脱脱主持编撰。
《金史》在元末三史中号称最善。这是因为它依据比较完整的《实录》及有关史料，元初以来历经几次修撰，实际上经营已久，这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不同，所以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成为三史中最好的一部。
《金史》在编纂体例上有许多创新。如《金史》首作《世纪》一卷，记述了女真部兴起的历史，又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卷，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此外，《金史》在书尾专设《金国语解》一卷，用汉语标出了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金史》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
但是，《金史》也存在着一些记事互相矛盾、重叠，事实错误、述略，年次颠倒、人地名混乱和记述战事扬胜讳败的现象。
《元史》
《元史》是记述元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述了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共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明朝宋濂、王祎等撰。
《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而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所以他即位当年，就下诏编修《元史》。
《元史》以大将徐达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编撰而成。由于编撰时间太仓促，仅用了183天，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的史书，共159卷。由于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又派人收集资料，重新编写，经过143天才编成。然后合二为一，即为元史。
由于编撰时间仓促，元朝的一些史料，当时还没有得到，比如像大将常遇春攻克开平，俘获元顺帝北逃时带走的史料，这时《元史》已二次修成，就没有来得及引用。加上编纂者不懂蒙古文，考订的功夫也不够，造成《元史》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应立传而无传，甚至开国勋臣的传记也有缺略；而有的一个人立有两传。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纂修者对前代和元蒙典章制度不熟，导致出现问题，此类错误不胜枚举。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元史》保存的史料比其他史书的价值更高。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正是由于《元史》才得以部分保存下来。一些有很大影响的蒙古、色目名人的事迹也正是通过《元史》才能了解。而且由于朱元璋大力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所以《元史》文字浅显，保留了不少当时的方言土语。总的说来，《元史》称得上是一部好的正史。
宋濂（1310-1381），明初大臣、学者。字景濂，号潜溪，金华潜溪（今属浙江）人。元末投入朱元璋义军。明立国后任翰林学士承旨。洪武二年（1369年）诏修《元史》任总裁官。因辅佐朱元璋有功，和刘基、叶琛、章溢开并称“四先生”。
王祎（1322-1373），明初大臣、学者，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素有文名。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后奉旨诏谕元梁王，在云南尽节而死。
《明史》
《明史》是记述明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全书共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表13卷。署名张廷玉撰。
《明史》是历史上编撰时间最长的官修史书，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修，因为当时政局不稳，几经周折，才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正式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颇受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史。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是官修正史中最为完善的一部。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而且《明史》的体例上也有创新，《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前所未有；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外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同时，《明史》也能够秉笔直书，例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等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明史》的记载有些过于简略，如所记社会经济和南明史事，多有缺漏和不足。有关建州先世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因碍于清朝的“文字狱”，记载零星，语焉不详，而且有很多失实之处；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回避之处甚多。
《明史》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与著名史学家万斯同的整理和考订是分不开的。万斯同（1638-1702），清初著名史学家。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州人。万斯同幼时非常顽劣，后对学问有了兴趣，15岁前读遍了家藏书籍，后又负笈求学，拜在黄宗羲门下，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以《明史》总裁大学士徐元文邀他入史局。黄宗羲觉得修《明史》，事关忠奸评判和子孙后世的大业，有万斯同参加，可以放心，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万斯同遵照黄宗羲嘱咐，不署衔，不受俸，寓居于徐元文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参与《明史》编撰。发凡起例，拟类分题，分工编写。后又住新总裁王鸿绪家。当时，参加纂修的官员有五六十人，他们把每篇初稿写成后，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万斯同看完初稿，往往会告诉纂编者，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应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应当核实，无一谬误。稿成之后，他又先后予以审定，称“万氏《明史稿》”，但未进呈。
《新元史》
《新元史》是记述元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154卷，包括本纪26卷，卷7卷，志70卷，列传51卷，是二十五史中最晚列入者，二十四史没包含此书。为民国时期柯劭忞编撰。《新元史》于1920年完稿，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明令列入正史，这样，原来国家承认的史书“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
为了纠正明代《元史》错误百出的弊端。柯劭忞以《元史》为底本，利用明清有关的研究，还吸收了西方有关于元代的研究成果，花费三十年的时间，重修撰写了《新元史》。《新元史》的内容比《元史》正确详备，不仅补充了北元时期的一部分历史，还纠正了《元史》的错误，《元史》中有不少一人两传的错误，如速不台与雪不台本是一人，《元史》中却列为两传，《新元史》都做了纠正。《新元史》还增补了许多列传，尤其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所以，近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其书（指《新元史》）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
但《新元史》也存在一些不足。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艺文志》，而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以致后人研究元史时，用它的史料深感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