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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伦理风俗(1)

伦理

“仁”是古代的一种伦理观念,因儒家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和哲学概念。何谓“仁”?仁就是对于他人的亲善和关爱。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爱人”。爱人即对他人的关爱,即要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设身处地爱护他人,并且是不怀私利、不求报答地爱护他人。孟子讲,一个人看到小孩掉到井里,一定想着要去救他。为什么要去救他?不是为了通过这件事而结交孩子的父母,不是为了通过这件事在朋友邻里中取得一个好的名声,也不是因为孩子的哭叫而使自己不得安宁,而是不加任何思索、不加任何考虑地要救人。这就是仁爱,就是对于他人的关爱。这是仁的根本。宋代程颢说“仁”是将天地万物都看成一个与己相关的对象,看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对象,设身处地爱护他,关爱他。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

仁的具体表现为忠、恕。孔子弟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儒家看来,推行仁道,首先要从孝入手。《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弟子有若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儒家之仁道观念,是建立在人之自然情感的基础上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义,一般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者行为。“义者,宜也”。儒家将“义”作为儒家五德(仁、义、礼、智、信)之一。西汉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

义的观念是关于行为的正当要求。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应当以行为的正当性为基本的标准。所以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懂得行为的正当性,并且能够坚守行为的正当性,在儒家看来,是人与禽兽的基本区别。舍生而取义,这是人才可能具有的操守。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荀子看来,人之所贵者,在于人有义。人之为人,并不在于人有知觉、有生命,而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不该做的标准就是义。

“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在儒家看来,人首先是一个社会成员,应当遵守、履行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礼。何谓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可靠保障。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礼的要求、按照礼的规范做事。人应当严守人伦操守,不仅要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要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社会将会出现混乱。当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君请你来治理国政,你先要做什么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也就是说首先要恢复卫国的纲常名教。孔子认为,“礼”是处理其他一切事务的基础和前提。

在儒家看来,君子之为君子,就要严格遵循人的人伦操守,也就是要严格依“礼”做事。这就是孔子所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儒家把这一过程称为“成人”。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同“仁”分不开的。“仁”是内在的,要通过“礼”体现出来。没有“仁”为核心的“礼”是骗人的,是虚伪的。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基本德行之一。

“乐”是孔子推崇仁德教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倡导“礼乐兴邦”,重视音乐净化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好的音乐能陶冶性情,引导人民向善。他推崇舜时的《韶》乐,反对郑卫淫乱之音。有一次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音乐关乎修身进德,关乎社会风气的转变。史学家司马迁说:“夫上右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正心也。”(《史记·乐书》)孔子希望通过振兴上古明王高雅之乐,通过欣赏音乐“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达到“正心”的目标。

复礼兴乐的思想是孔子针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现实提出来的,目的是以此改变世道人心,达到变乱为治的政治理想。

“智”是关于是非的观念。只有人才有辨别是非的观念,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儒家看来,人天生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天生即具有的能力,儒家将其称作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为人所共有,而非圣贤所独有。明代的王阳明说,见到父亲就知道孝,见到兄长知道尊敬,见到小孩掉到井里自然知道怜惜,这就是良知,不需要从外面获得。为学的功夫,并不是获得知识,而是使良知、良能发扬光大的过程。将这种本有的良知、良能发扬于外,用于事父,即孝;用于事君,即忠;用于与人交往,即仁与信。

“信”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

“信”就是完全、如实地按照自己所言说的去做。信,往往与忠连用。孔子提倡“言忠信,行笃敬”。忠着重于内,信着重于外。忠是尽心、尽力。一个人是否尽心、尽力,他人并不知晓,只有自己清楚。而信,是如实地按照自己所言说的去做。是否如实地按照自己所言说的去做,他人是很清楚的。子贡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说,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这就是君子。孔子认为人人都应当讲信用,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讲信用,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行得通的。孔子自己有一个志向,即“朋友信之”,即成为朋友所依赖的人。孔子弟子曾子每日三省其身,第一件事是忠:“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件事是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个人常常这样反省自己,就会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

信是要见之于行的,是要在行为中见出效果的。由于重视信,所以儒家很强调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讷于言”即重承诺,“敏于行”即强调行为上要雷厉风行。所以,人所患者,“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在孔子弟子中,子路不仅是一个勇者的形象,也是一个信者的形象。“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子路从不拖延履行诺言,一旦知道了需要做的事,一定会尽力去做,在这件事还没有做完之前,唯恐又知道有需要做的事。子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信者”的榜样。

恕是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恕”要求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强加给别人。在孔子的有关伦理学说中,“忠”与“恕”是并列的。因“恕”而得“忠”,为“忠”以行“恕”。“忠恕”是实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内容,同时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贯之道。

子贡曾经请教孔子,是否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并且给出了“恕”的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孔子所说的“忠”,是指和别人的一种关系,尽力帮助别人叫做“忠”。忠是尽心、尽力,有多大能力,就使出多大能力,绝不有半点保留,这就是忠。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尽心、尽力,就是忠。一个人只有60斤力气,就使出60斤力气,这就是忠;而一个人有100斤力气,却只使出80斤力气,这就是不忠。

“忠”又特指忠君,对长辈能尽孝道也是“忠”。孔子把忠当做实行最高道德原则“仁”的条件。孟子也把“忠”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即指把好的道理教给别人。汉以后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规定了臣民对君主须绝对“忠”,忠君便成为天经地义、永恒的伦理教条。《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孝是儒家的伦理范畴,主要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儒家认为“孝”是各种道德中最根本的。长期以来,“孝”一直被视为最高美德。

孝的基本含义是赡养父母,但只是一般的赡养,还不是真正的孝。孔子讲,人可以养父母,也可以养犬马。如果对父母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那和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孝道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养,而是内心是否保持一种敬意。

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孔子还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但不应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

悌是儒家的伦理范畴,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悌”常与“孝”并列,称为“孝悌”。儒家非常重视“孝悌”,把它看做是实行“仁”的根本条件。《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滕文公下》:“于此有焉:入则孝,出则悌。”勇

勇是儒家的伦理范畴。孔子把“勇”作为施“仁”的条件之一。“勇”必须符合“仁、义、礼、智”,而且不能“疾贫”,才能称其为勇。儒家把“勇”分为三等。孟子说:“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勇力”为轻。

儒家认为,勇不单单凭借勇力,更要具有勇气。儒家心目中最高境界的“勇”是一种精神。《说文》:“勇,气也。”“勇”是在某种信念驱动下,体现出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行为及精神,真正的勇可冠之以“精神”二字。

儒家认为,勇有大勇与小勇之分,大勇可以大到安天下,小勇则小到只能力敌一人而已。大勇不外于是凭仁与智,小勇则凭借个人力气。荀子看来,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不为权势所吓倒,不管有利与否,即使所有的人都反对,也不改变自己的想法。虽然重视生命,但为了维护正义决不屈从,这才是君子的“勇”。

“勇”要发乎仁,适乎礼,止乎义。“勇”本身所应具有的是仁爱这一道德思想,并符合仁爱的外在表现“礼”,再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之最高原则的“义”来加以节制,那么这勇便成为大勇,成为君子之“勇”——也便是勇德了。

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连用。

三纲五常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规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语出《论语·颜渊篇》,是指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

孔子所言是指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待人处事之时切勿心胸狭窄,而应宽宏大量,宽恕待人。倘若将自己所不欲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实应该坚持这种原则,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体现,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杀身成仁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主张的基本道德准则。也就是说,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正义,以成就自己的仁德。

“杀身成仁”,语出《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说:“德所讲的是仁德、忠义都非常好。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仁德我想得到,但生命也很重要。如果仁德和生命发生冲突,我该怎样选择呢?”孔子曰答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意思是说,生命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在二者不可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宁愿舍弃生命而保全正义。

不过,儒家也强调,杀身之前要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宋代的儒者就强调,在一切行动之前,要先认识仁,先认识义,才可以行动。要不然,自己就可能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没有意义的牺牲。这就要求人们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克己复礼

这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概念,出自《论语·颜渊》一章。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孔子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对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孔子对“克己”看得比较重,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儒家认为,“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方法。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礼”的规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定,即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一贯主张以礼驭情,以礼约束自己的言行,多次批评感情用事、不能克制冲动的鲁莽行为。他指出不能克制一时的冲动往往会干出伤害自己和亲人的蠢事,这是很不明智的。

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是古代提倡的四种道德规范,被认为是治国四纲。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他认为“礼”就是不能越出应有的节度,即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规范;“义”,就是自己不推荐自己,即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廉”,就是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即廉洁不贪;“耻”就是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即要知羞耻。他认为“礼、义、廉、耻”比法更为重要,把它们比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在他看来,只有建立起这样的道德架构,国家才会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