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利的压力理论
这一理论是加拿大著名的压力专家薛利提出来的。他的理论也被称为适应综合征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
（1）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保持体内平衡的驱力；
（2）压力源，如疾病、过度的工作要求会破坏体内平衡状态。人体就会通过一些自动化的反应来维持这种平衡。
（3）对压力的适应是按照阶段发生的，各个阶段持续的时间长度取决于个体是否成功地应对了目前的压力。这种成功程度则与压力源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一次小小的工作失误可能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是一些大的压力源可能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例如巨大的事故。
（4）有机体储存着有限的适应能量。一旦能量耗尽，有机体则缺乏应付持续压力的能力。
薛利将压力描述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警戒反应阶段。当出现警戒反应时，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体会出现一个正常水平的防御过程。如果这种防御成功了，警戒就消失了，人体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大多数短期的压力都会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在警戒阶段，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有人可能会体验到脸发热，有人可能会感到颈部僵硬。
第二个阶段称为抗拒阶段。如果不能控制外界因素的作用，或者由于第一个阶段的反应没有排除危机，从而使压力仍然存在，那么人体就会全身性的动员。这时的问题是，人体必须动用很多的资源来赢取这场“战争”。在这个阶段会伴随更多的身体症状，如溃疡、动脉粥样硬化、头痛、血压升高等。
第三个阶段称为衰竭阶段。当压力源非常严重时，那么人体就会进一步燃尽所有的资源和能量，抗拒也会一起衰弱，不久就会面临崩溃。
压力的认知理论———对薛利压力理论的挑战
由于薛利的压力理论，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压力。但是，薛利只注意到了人的压力与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这种理论，我们不能得到任何缓解压力的策略。
正是由于这种重大的缺陷，人们往往只能根据薛利的理论谈论压力的危害，但是对于如何缓解压力却显得束手无策。压力的认知理论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
认知的理论摒弃了生物理论将人看作是压力的被动的承受者的观点。这种理论认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通过调节自己的思维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压力状态。消除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切断自己的消极思维。这一理论使我们看到了战胜过度压力的曙光。
设想以下的几个例子：
你进行了一次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不久接到医务人员的通知“某些检查需要重新进行”，原因是“由于操作程序的失误需要重新确认结果”；
你的上司通知你一个小时之后参加一个部门经理的会议，“我们需要谈谈你的部门的近况。”你的反应自然是“出了什么事情？”但却不便进一步追问。
随后，你的妻子打来电话“由于天气原因，飞机误点，不能按原计划返回，请你照顾好孩子”。
以上的例子尽管来自不同的方面，但都会让你心神不定，因为每一件事情你都难以把握：也许你会觉得医院认真负责，对这样不重要的检查都会一丝不苟；也许你会有一些不良的推测：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尽管本部门的业绩没有下滑，但很难讲是不是其它的事情；妻子不能按时回家，需要到小学接孩子。如果部门经理的会议开到很晚怎么办？面对各种不确定的状态，人类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推测。通过这种推测来完成信息的重构，对当前的事情下一个内心的结论。医院的重新检查可能是自己的某些器官出了问题；老板谈话可能是出了什么麻烦；孩子一定会在学校的门口孤零零地等很久。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大量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刻板脑”，它分不清实际的威胁和想象的威胁。对于大脑来说，感知到的威胁就是真正的威胁。当威胁出现时，大脑就会对此做出反应，身体的一些器官，如分泌腺和胃部等等相关的部分就会进入战备状态。这样，即使是感知到的威胁，身体也会根据这种主观威胁的严重程度调动身体的资源，准备抗拒下去。
压力研究专家拉扎鲁斯认为，人在面对压力时，个体的评价非常重要。评价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它初级评价、二级评价和再评价。在初级评价过程中，一个人主要判断事件的结果，所得到的利益或者损失。一种比较普遍的内部语言是“我是否遇到了麻烦？”如果深入分析的话，初级评价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但很快判断与我们无关。如你开车行驶，突然身后传来刺耳的煞车声。只要离它足够远的话，你很快就会将其看作是无关的事情而抛在脑后；
（2）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判断对我们有利的事件；
（3）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判断对我们可能会产生危害。
二级评价过程中，个体在问自己：“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当我们感觉到一个情景还有一些身体或者心理的伤害时，而且我们无法有效地对之做出反应，我们就会感觉到压力。如果我们改变了事件的意义，使得危险不再存在，或者我们使用了某种应对的方法消除了威胁，那么压力就不存在了。
再评价是建立在前两级评价发生后的处理所引起的反馈基础上的。它将造成初级评价的改变，相应的会影响对应对该压力情景技巧的主观知觉。在再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意外事件：
合理化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化加上一个自己希望的意义，尽管客观公平的分析后发现这种意义并不符合现实。比如，一个人突然下岗。他最初地反应可能是震惊和愤怒。随着这些激烈情绪的平息，他可能会说，“我早就对这不感兴趣了，正好可以趁机脱身。”而实际上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份工作还是难以割舍。
改变事件的意义 其与合理化很类似，不过改变意义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因此这种意义的改变是基于事实的（或者是部分基于事实的）。如突然下岗后，获悉这个企业可能会破产。因此，早下岗可以提早找工作，避免与大量下岗的人员竞争。
降低事件的意义 如公司突然宣布全体员工都要大量加薪。此时员工们可能开始计划购置一些奢侈品。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薪水只是微微上调，这时员工可能表现得非常愤怒。但是很快这些购置计划可能会一步步地降低和消失，“没有那些东西我们照样生活”。
认知的理论认为，将一个事件评价为压力事件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信息的不确定性。
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争论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一些人认为，情绪是基础，它会影响认知的形式和对象。另外一些人认为，认知才是主要的，认知会引起人的情绪变化。而压力的认知理论则认为，情绪和认知都是个体对外界环境的反应，他们是互相依赖的。
当环境中出现了异常情况时，情绪是一种早期的信号。这种情绪性的反应不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专利，它与生物的基本需要有关。我们的记忆系统记住了一些事件的消极和积极的结果，并将这些消极或者积极的感受与事件的细节储存在一起。当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其做出一定的情绪反应：
如：打断正在进行的行为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加重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害或者是有利的。如果是有害的，并且我们判断自己的应对技能不足的话，就会出现压力感。
打断正在进行的认知任务这就是我们在高情绪时间后，如和同事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后，很难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工作上。
诱发我们动机的有些情绪是令人愉快的，我们会用各种行为来维持这些情绪体验。如某些我们所喜欢的娱乐项目会让我们乐此不疲。学者扎克曼认为，某些引起强烈的情绪唤醒的活动，如登山、跳伞、滑翔等等，一旦给个体带来了强烈的高峰体验后，他们就会不得不再次重复以再次得到高峰体验。而对于一些令人非常不愉快的情绪，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回避。
与刺激评价有关的第二个因素是不确定性。在某些情景下，有些事件变得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无助感和脆弱感就会将我们包围，因此就会引起压力反应。不确定的事件发生之后，有的个体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就会产生压力反应。同时，在不确定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会需求新的数据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我们具备搜寻信息的技能，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不可预见的事件就会转变成可预见的事件。
按照这种概念，由于中央神经系统引起的神经—荷尔蒙和免疫反应具有诱发和加剧病理生理学过程的可能，这种病理生理学的过程可能是天生的，也有可能是由于行为引起的。换句话说，紧张并不能解释在病理过程中的全部，它往往通过选择性地加速某些前治疗阶段过程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加快某种病症的出现（尽管这种病症的潜伏期可能需要几年）。一项研究发现，有85%的心血管病人在生病之前受到四项传统的生物化学和行为学导致的心血管因素的影响，同时还经受到付出———回报不平衡的影响。而仅有不到一半的病人在生病之前受这四项指标的影响。
勒温的压力理论
压力研究专家科特·勒温认为，压力是“动力场”的产品。勒温认为，所有的个体和组织处在一个充满了动力和阻力（如压力）的环境中。这些力量会阻碍和促进个体的行为。一个人在一个组织中的行为水平取决于许多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其中的一些因素会推动个体采取行动应对目前的变化，而有些因素可能会阻碍个体采取行动。
按照勒温的理论，在一般状态下，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力在动力场中是平衡的。推动力和阻力是匹配的。当各种力失衡之后个体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推动力大于阻力，变化就会发生；相反的，如果如果阻力大于推动力，变化就会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
压力感是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压力源可以被看做模型中的推动力。也就是说，这些压力源通过生理的、心理的和人际等不同的途径作用于个体，使个体当前的行为产生变化。如果不加干预，这些力可以产生病理性反应（如焦虑、心脏病和心理上的崩溃等等）。然而，大部分人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限制力来避免病理性反应。这些限制能力包括行为模式、心理特质和支持性的社会关系。强烈的限制力可以降低心率，优化人际关系，稳定情绪，高效地管理自己的压力。如果没有这种限制力，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当然，压力如果对人具有消极的影响外，同时也会对人具有积极的影响。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人们会感到极度枯燥，对任何活动都不感兴趣。在处于高压力状态时，如果限制力能够应对的话，个体很快就会恢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