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环境和遗传造就了你的面目，无论是好是坏，你都得耕耘自己的园地；无论是好是坏，你都得弹起生命中的琴弦。
——卡耐基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出生在英国什鲁斯伯里市一个行医世家。他的家境富裕，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母亲则是一位商家小姐。
刚过8岁的达尔文被父亲送去上学。自小生长在大自然中的达尔文非常讨厌学校硬性规定死背书的教育方式，此时的学习变得毫无乐趣可言。对于背诵诗句的事，他总是草草应付了事，因此，他的老师对他的评语是：“成绩平平，智商不高。”
达尔文虽不喜欢学校的课业，但是对博物学却很感兴趣，尤其是热衷采集标本，不管是植物、动物、昆虫，或是石头、贝壳、印章等，他都收集起来，堆满了房间和庭院。
达尔文的姐姐看他收集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房间搞得像垃圾场，非常生气，她命令达尔文说：“赶紧把那些昆虫尸体扔出去，其他的东西，烧掉也罢，埋掉也罢，或者送人也罢，就是不准留在家里。”达尔文把这些收集品，当成宝贝一样，别说是丢掉，叫他送人都不肯呢，他可是标准的“吝啬收集迷”呢！
据说，有一天，达尔文到郊外采集甲虫标本，突然，他在一棵老树树皮下发现了2只稀有的甲虫。他马上就用双手分别各抓住一只。这时，他又见到第3只甲虫，惊喜地说：“啊，这可是个新奇的品种，我决不能错失良机。”
他不假思索地把右手里的甲虫塞进嘴中咬住，想腾出手来把那只甲虫抓住。
哎呀！嘴里的甲虫竟分泌出一股极其辛辣的液汁，达尔文的舌头好像被火烫到一样感到热辣辣的，他赶紧把那只甲虫吐出来，而那只甲虫也乘机溜之大吉了！
1825年，父亲将达尔文送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但是很快达尔文就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医生这个职业。1827年他去剑桥大学学习神学。
那时他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信仰英国圣公会的信条。他在基督学院的成绩就如在爱丁堡一样并不出色。他把许多时间花在与朋友一同打猎、射击、骑马和运动上。
剑桥大学并不授予自然科学的学位，但在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引导下，他结识了以牧师兼植物学家亨斯洛为首的剑桥科学家们，亨斯洛支持达尔文对科学的强烈兴趣，鼓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1831年8月，在亨斯洛的推荐下，达尔文应海军部之邀，到皇家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上担任不领报酬的博物学家。这艘船计划考察南美东西海岸，然后考察太平洋岛屿，建立一系列测试部。同年12月27日，达尔文搭“比格尔号”从英格兰普利茅斯港起航。
其间他们航行到了距南美海岸数千英里之遥，位于最偏僻的太平洋赤道无风带的荒凉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然而，就在这个偏僻的群岛上，达尔文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看来所有岛屿的气候、土壤都相同，但它们却各有自己独特的动物群。那么，大自然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在相邻的岛屿上创造种属不同而又具有亲缘关系的独特物种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莫非那些自创世第一天就存在于世界的100多万种活的动植物，故意要蔑视圣经《创世纪》和重要科学家们的权威吗？
5年间，“比格尔号”航行到了塔希提岛、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阿森松岛、佛得角群岛以及亚速尔群岛。
每个岛上的生物都向达尔文提出了这同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又都使他联想起这同一问题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每到一处他都认真、细致地考察研究，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并加以描绘或进行解剖；挖掘古生物化石，记录地层以及岩石和化石性质。这次考察，使达尔文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学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怀疑精神也由此养成。
1836年达尔文回到英格兰时受到科学界的欢迎，他们把他视为自己的一员。他很快被吸收为地质学会会员，第二年被选为该学会理事会成员。1839年被选入皇家学会。
但同时，达尔文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过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忙于为世人撰写《“比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的地质史与自然史的考察日记》。
另一方面，达尔文又在准备他的地质学著作，并主管由专家进行的对“比格尔号”所收集的有关动物资料的分析。在私下，达尔文开始记录了大量笔记，在其中提出一系列有关“物种问题”的问答。
他又与育种家、园艺家、博物学家、动物饲养员等通信或与他们讨论，并且大量读书，从而收集有关物种的事实。达尔文面对着许多令人费解的证据，对上帝安排的生物观在理智上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1838年10月，达尔文在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之后，认识到了自然选择的原理，豁然开朗，并很快用它来解释许多现象。
1842年，达尔文已经对自己的理论可靠性深信不疑，他就此写成一份草稿，1844年又写成一份更长的提纲，让他的朋友，植物学家赖尔·胡克看过。他不愿将他的理论公之于众，他不愿意引来众怒。于是他在以后的10年内全力写一篇关于藤壶的论文，他在文中暗示藤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在这一时期，英国学术思考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讨论进化已是司空见惯的事。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寄来的一篇论文。
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在马来群岛工作，他在文中将达尔文搞了20年的理论精要地总结出来。看来他毕生工作的成果要被别人占了先，这使达尔文感到沮丧，但他的朋友和知己赖尔·胡克和赫胥黎帮他解决了难题。他们在7月1日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同时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2年前达尔文已开始写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这篇摘要《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
该书第一版上市即售完，到1872年该书已再版6次。达尔文的理论迅速为大多数科学界人士接受。而基督教的牧师们接受不了这个道理。他们认识到进化论与《创世纪》的字面解释不一致。
保守的基督徒感到自然界（或生物界）按照物理世界一样的规律行事这种观念对他们是一个威胁。达尔文的世界中没有为神灵的干预留下一席之地，人类也未被置于较其他动物优越的地位之上；达尔文将人类连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起，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按神灵的律令单独分开。
由于达尔文在科学上的巨大贡献，他获得欧美十几个国家、70多个科学研究和学术机构授予的各种学位、荣誉称号、奖章和奖金。可是，达尔文热爱的是科学真理，并不看重这些，以至有些会员证书或院士证书，他都给遗失了。
1881年夏，达尔文终因健康状况恶化而不得不停止他所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年春天，病情加重。临终前2天，他还支撑着垂危的身体，观察和记录了他的儿子正在进行的一项植物试验。1882年4月19日凌晨，达尔文在唐尼与世长辞。人们将达尔文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公墓里，与牛顿的墓并排在一起，以表示对他的尊敬与纪念。达尔文的墓碑上只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没有留下碑文。但是，他生前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我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悔恨；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
话虽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揭示了生物界演化发展的规律和机制，完成了近代生物学理论上的第一次大综合。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范围，深刻地影响到人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