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这几天太兴奋了。他就要把自己花费了近20年心血写成的《物种起源》一书付印出版了。对于一个致力于科学事业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他激动和幸福的了。
一天早晨，工作到很晚的达尔文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位远在异地的朋友华莱士（英国博物学家，1823—1913）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份有关生物进化论问题的手稿，信中诚恳地请求达尔文阅批文稿，提出坦率的批评。
“惊人的不谋而合！”达尔文连连大声嚷着，他为华莱士那精湛的研究成果感到高兴，也为他们研究命题上的一致感到惊奇。同时他也感到非常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华莱士和他自己的文稿，因为这两个文稿水平非常近似。
其实有个朋友劝达尔文，让他抢先发表自己的论文，但达尔文没有这样做，甚至决定中断自己的写作，而把物种起源这一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全部归在华莱士的名下。华莱士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深为达尔文无私的友谊和高尚人格所感动，他无论如何不接受这样的恩赐。争执许久，最后只得以他们二人共同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
很久以后，华莱士提到这件事，仍感动不已，他谦逊地说：“我是偶然的幸运，本来应归功于达尔文的独特发现，我却分享了他的荣誉。”
焦耳与汤姆生从对手到朋友
在背后称赞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良友。
——塞万提斯
英国牛津城的6月，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英国的一次学术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一位名叫焦耳的年轻人要求在会上宣读自己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论文。他当时只有30岁，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普通的酿酒师，因此大会主席以会议内容多为借口，不许他宣读论文。
“热不可能转为功”。汤姆生坐在椅子上，撇撇嘴说：“这简直是胡闹。”他是一位在英国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物理学家，是热质论的拥护者，认为热不能转变为功。
当大会主席只许焦耳在会上做实验并对实验作简单介绍时，汤姆生说：“这就够了，足够了。”
焦耳在会上做了自己的实验。汤姆生和其他物理学家一齐观看。在听焦耳的实验介绍时，汤姆生陷入了沉思。他仍然拥护热质论，但又觉得焦耳的实验很有道理，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时大会主席说：“焦耳的实验已做完，各位不用浪费时间去讨论了。”汤姆生立即站起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不同意焦耳的结论，但认为有必要讨论……”
“哟，汤姆生怎么啦？”
会场立刻哗然，人们议论纷纷，对这位有声望的热质论拥护者感到不可理解。
然而，焦耳对这位自己结论的反对者汤姆生的发言非常感激。
由于汤姆生的坚持，焦耳的试验顿时引起物理学家们的重视，并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3年后，许多科学工作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同焦耳一致的结论。此时，焦耳的结论被物理学界公认为正确的。焦耳也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反对焦耳的汤姆生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热功当量学说。他找到焦耳，说：“我们一起来研究热功当量的问题吧！”
“好啊！”焦耳握着汤姆生的手，感激地说：“不是您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我至今恐怕还翻不了身呢！”
两个“敌手”成了朋友。从此，在科学研究和实验的道路上，两人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汤姆生从焦耳那里得到了他从未有过的思想，焦耳从汤姆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卡诺所的有关方面的工作。后来，在焦耳的协助下，汤姆生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作了精确的表述。从此，这个定律才真正被人们接受。焦耳和汤姆生两人的精诚合作，及其他科学家对这个定律的不断完善，为物理科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成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另外两大发现是进化论和细胞学说）。
柴可夫斯基的知音
友谊是精神的融合，心灵的联姻，道德的纽结。
——佩恩
演奏开始了，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他精心创作的《第四交响乐》的首场演出。他那热情奔放、飞荡飘逸的指挥棒调动起了整个乐队的激情，深沉动人的乐曲在整个大厅里回荡。
作曲家在乐谱封面上亲笔题签：“献给我最好的朋友！”这最好的朋友指的是谁呢？在全场观众中，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沉浸在乐曲中的梅克夫人。她今天是冒着莫斯科隆冬寒夜的风雪，抱病来观看演出的。
梅克夫人是一位很富有而又有很高音乐修养的寡妇。她非常喜欢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深深爱着这位才华出众的作曲家，常常慷慨资助他。但他们除了在信中交谈对音乐的见解或在音乐会上相见外，几乎没有私下来往过。
有一次，他们偶遇街头，也只是羞涩地互相点了点头。可是，在他们的心中，却都怀着对对方的真挚的情谊。
这样的友谊，他们保持多年。后来，柴可夫斯基为了表示对梅克夫人的感激和敬慕的心意，创作了《第四交响乐》，以此献给梅克夫人——他的音乐上的知音和经济上的资助者。
半月后，梅克夫人写信给作曲家：“在你的音乐中，我听到了我自己……我们简直是一个人。”
利斯特分享成果
人家帮我，永志不忘，我帮人家，莫记心上。
——华罗庚
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做了许多实验，终于发现了细菌是造成物质腐败的罪魁祸首。
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是这种理论的最早响应者和实行者，他研究出病人手术后伤口化脓之因——由于病菌作怪。他参照了巴斯德的高温消毒灭菌法，用石碳酸来消毒手术器械、绷带和医生的手，他做的手术再不受病菌感染而发炎。利斯特还把消毒方法介绍到爱丁堡医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利斯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没有把战胜病菌感染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
1874年，利斯特发自爱丁堡的致巴斯德的一封信便是明证，信中写道：“敬爱的先生：请你允许我乘这机会恭恭敬敬地向你致谢，感谢你指出细菌的存在是腐败的真正原因，只是根据这唯一可靠的原理，才使我找到了防腐的方法。假如你到爱丁堡来游历，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医院里，已有大规模的设备，人类已经享受到你的工作所贡献的幸福。”
他们这种在荣誉面前敬重他人与他人分享的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马克思与恩格斯冰释前嫌
朋友间的不和，就是敌人进攻的机会。
——伊索
1863年1月8日，恩格斯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把妻子病逝的消息，写信告诉马克思。
过了两天，他收到了马克思的回信。信的开头写道：“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接着，笔锋一转，就说自己陷于怎样的困境。往后，也没有什么安慰的话。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冰冰的态度，哪像二十年的老朋友！”恩格斯看完信，越想越生气。过了几天，他给马克思去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火，最后干脆写上：“那就听便吧！”
“二十年的友谊发生裂痕！”看了恩格斯的信，马克思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那样沉重。他感到自己写那封信是个大错，而现在又不是马上能解释得清楚的时候。过了十天，他想老朋友“冷静”一些了，就写信认了错，解释了情况，表白了自己的心情。
坦率和真诚，使友谊的裂痕弥合了，疙瘩解开了。恩格斯在接到马克思来信之后，以欢快的心情立即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清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