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斯汤达所未预料到的，他得到这位“最高的评判者”的推荐，真是喜出望外。他原来以为《巴马修道院》这部小说起码要到40年后才会为人们所理解。他立即复信巴尔扎克，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还求教了创作上的问题。
沃尔夫包容学生
阴险的友谊虽然允许你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惠，却要剥夺掉你的珍宝——独立思考和对真理纯洁的爱！
——别林斯基
德国马尔宝大学校刊《德国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作者是罗蒙诺索夫，他批驳了他的引路导师、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教授的一个错误论点，而举荐发表这篇论文的正是这位教授。
罗蒙诺索夫在这所大学求学期间，他无止境的求知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经常一连几个星期连续攻关在实验室，饿了啃几口面包充饥，困了躺在椅子上闭一会儿眼。在欧洲有着极高威望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沃尔夫看中了这位高材生。掌握了教授的研究方法之后，罗蒙诺索夫进步更快了，但他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老师。他十分崇敬沃尔夫，但对他的唯心论观点却从来不盲从。因此，他敢于向老师直陈己见。
豁达大度的沃尔夫对学生的科学见解是十分尊重的，他喜爱这个敢想敢说，才华出众的青年。在罗蒙诺索夫毕业时，教授力荐这泣学生留校任教，并答应给他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给予丰厚的待遇。但罗蒙诺索夫想到了他的“母亲”俄罗斯，他说：“不，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属于人民的，我要把它无保留地献给俄罗斯人民。”
罗蒙诺索夫回国了，但永远忘不了不仅作为科学事业上的良师，同时也是生活上的益友的沃尔夫。他永远铭记着：当自己因大量买书而欠债，是这位老师慷慨为自己还债；当发现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上有不够检点之处时，老师总是真诚地提出忠告。他打心眼里感激这位事业上的导航人。
涅克拉索夫与车尔尼
雪夫斯基共同战斗
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智慧、双手、力量结合在一起，几乎是万能的。
——韦伯斯特
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1821—1877）在屋里踱来踱去，焦躁不安，喃喃地说：“三天了，怎么还杳无音讯呢？”在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稿《怎么办？》。
涅克拉索夫正主持《现代人》杂志的工作，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好友。他俩亲密团结，积极宣传反对沙皇、反对农奴制的革命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在监狱里写了《怎么办？》，托人交给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知道这部书稿的价值，赶紧送去印刷。谁知在途中偶然地失落了。他焦急万分，四处寻访，毫无下落。于是便在《圣彼得堡警察报》上登了一则启事，以重金酬谢捡拾者。他度日如年地过了3天，至今仍无消息，他怎能不着急呢？
“笃笃笃”谁在敲门？涅克拉索夫跑过去开了门，只见一个穷公务员站在门外，腋下夹着一个包裹。果然是失落的《怎么办？》的书稿。涅克拉索夫酬谢了那位公务员，乘车向印刷所赶去。他知道，发表《怎么办？》对《现代人》杂志是不利的，可能招致查禁。但他不以为然，他认为发表《怎么办？》，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个人的事，而是他们共同的事业，向沙皇、向农奴制进攻，这也是他自己的目标呀！不久，《怎么办？》在《现代人》上发表出来了，全国为之轰动。这是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共同努力打响的一炮。
后来，《现代人》终于被当局查禁了。涅克拉索夫坦然处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再办一个刊物，我俩共同战斗到底。”
赫胥黎与达尔文共进退
凡是经过考验的朋友，就应该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你的周围。
——莎士比亚
达尔文的科学杰作《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了，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使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英国博物学家，1825—1895）欣喜若狂，成了他生活中的大事。
赫胥黎正在伦敦矿物学院任地质学教授。达尔文郑重地送给他一本自己的新作，并给他留言：“极想知道这本书对你产生的影响。”
赫胥黎很快地把它读完了，他感到，某些不太重要的结论尽管还有研讨的余地，但通篇而论，论著极有价值，可谓划时代的作品，这必将产生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
生物学家赫胥黎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投身到这场科学思想的革命中去啊！
他立即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对大生物学家的学说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话”。并进一步表示。“我正在磨利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
赫胥黎骄傲地声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则把赫胥黎作为自己的“总代表”。他们不遗余力地与教会和保守势力作斗争，为寻求科学真理，坚持和传播真理共同奋斗着。本生和基尔霍夫团结合作友谊永远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
——西塞罗
月过中天，夜已深沉，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里，两位科学家还在继续工作。
这两个人便是本生和基尔霍夫（德国物理学家，1824—1887）。他们两人密切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了发明分光器，创立精密的光谱分析方法，他们有时头碰头地趴在一起绘图，有时又分开各自去找材料；有时轻声交谈，有时又激烈地论辩。
一天，实验室里像打起来了，别人匆匆推门进去，问：“怎么了？怎么了？”两人同时一愣，哈哈笑了，说：“不碍事，我们讨论问题哩。”别人也笑了，说：“你俩的嗓门一个比一个高，我们真以为你俩打起来了哩！”
无数的不眠之夜过去了，他俩终于共同发明了分光器，当时，他们高兴得抱着在屋里转开圈了。
本生拍着基尔霍夫的肩头，说：“分光器已发明出来了，我还想同你多吵几架呢！”
基尔霍夫笑笑，说：“当然，我也有这个想法！”
他俩又像过去一样，一会儿轻声交谈，一会儿高声争吵。不久，他们又利用光谱分析发现了新元素铯和铷。瓦特孙抗逆流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流的鲁滨孙一样，只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才能完成许多事业。
——叔本华
《物种起源》像一颗爆炸的巨型炸弹，使整个欧洲都震动了，那些保守势力立即对达尔文群起而攻之，他们认为进化论是对上帝的叛逆，“亵渎神圣”……达尔文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这时该多么需要支持啊！
“瓦特孙先生到了。”有人告诉达尔文。达尔文说：“啊，快请！”
瓦特孙进来了。他是有名的动物学家，同达尔文是朋友。他们曾在一起采集标本，研究化石，探讨过生物进化的问题。今天，在滚滚的逆流中，有些平日自称为朋友的人早已躲得远远的了。而瓦特孙却前来探访。他紧紧地握着达尔戈的手，说：“你的这种‘自然选择’的先进思想，一定会在科学上成为一种永不磨灭的真理。别看目前逆流滚滚，那有什么了不起，最后胜利是属于你的！”
达尔文激动了，他连连地说“谢谢，谢谢您！”
瓦特孙和别的朋友一起，抗逆流，顶恶浪，坚定地和达尔文站在一边。由于他们的团结战斗，共同努力，终于把反动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打垮了。这是进化论的胜利，也是团结的胜利。
契诃夫同“海燕”在一起
最牢固的友谊是共患难中结成的，正如生铁只有在烈火中才能锤炼成锅一样。
——科尔顿
在彼得堡全俄科学院大厅里，坐满了著名的学者们。今天就要宣布一项任命，聘请高尔基为科学院美文学院荣誉院士。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来得特别早，值坐在大厅的前面，心情激动地等待着这个令人愉快的宣布。他佩服高尔基向黑暗的恶势力勇敢斗争的精神。高尔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苦难的俄罗斯人民表现出了巨大的同情和深挚的爱。他早就认为高尔基的名字才真正是俄国文学的骄傲，他被聘为美文学院名誉院士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这位革命“海燕”的作品大大吓坏了那帮官僚政客和反动文人。选举高尔基为美文学院的院士这件事，早在统治者中间遭到了强烈的不满和震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高尔基当选的呈文上涂了这样的批语：“荒唐之至。”因此科学院院长竟然不顾众多院士们的合法选举，在会上突然宣布取消对高尔基的任命。理由是：“不知道高尔基正受政治审讯。”
一听到这样的宣布，契诃夫气坏了，他几乎是从座位上跳起来，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大声斥责科学院的这个不得人心的决定。他高喊着：“我不认为被控犯有政治罪行可以作为宣布选举无效的理由！”在契诃夫的带动下，院士们纷纷起来抗议，会议无法进行，在一片吵闹声中收场。
后来，契诃夫在致科学院的声明中说，他本人决定辞去美文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他向整个俄罗斯宣布：他要和高尔基——革命的“海燕”站在一起！
摩尔根与助手分奖金
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高尔基
美国人奔走相告：“摩尔根（美国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1866—1945）获诺贝尔奖金啦。”
这时，摩尔根正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朝他的实验室奔去。他急着要见他的学生——布里吉斯和斯图尔提万特。这两个人是他的终生助手。他们三个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基因学说”。他独立地完成过许多研究项目。后来，他同他的学生布里吉斯等人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又发现了连锁、交换和不分开现象等等，从而发展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并进一步证明作为遗传单位的基因是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正因为这些成就，193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金。摩尔根进实验室，看见他的这两个合作者还在埋头工作，便把他俩叫到身边，说：“这份奖金我们三人共享。”
“还是不要这样吧。”两个学生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奖给您的啊！”
“不，是奖给我们的！”摩尔根把“我们”两个字说得很重、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