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理破除迷信的西门豹
难莫大于辨邪正。
——《宋史》
西门豹是中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卒年不详，在魏文侯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18千米处）令，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他又是一位无神论者，民间流传着他很多破除迷信的小故事。
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他到邺县，会集地方上年纪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疾苦的事情。这些人说：“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西门豹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搜刮钱财，收取的这笔钱有几百万，他们只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而和祝巫一同分那剩余的钱。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女巫巡查时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马上下聘礼娶去。给她洗澡洗头，给她做新的丝绸花衣，让她独自居住并沐浴斋戒；并为此在河边上给她做好供闲居斋戒用的房子，张挂起赤黄色和大红色的绸帐，这个女子就住在那里面，给她备办牛肉酒食。这样经过十几天，大家又一起装饰点缀好那个像嫁女儿一样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它浮到河中。起初在水面上漂浮着，漂了几十里便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无人，以致更加贫困，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长久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俗语有‘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西门豹说：“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希望三老、巫祝、父老都到河边去送新娘，有幸也请你们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这些人都说：“好。”
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与长老相会。三老、官员、有钱有势的人、地方上的父老也都会集在此，看热闹来的老百姓也有二三千人。那个女巫是个老婆子，已经70岁。跟着来的女弟子有10来个人，都身穿丝绸的单衣，站在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人们马上扶着这个女子出了帷帐，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找过一个漂亮的女子，迟几天送她去。”就叫差役们一齐抱起大巫婆，把她抛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她！”又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到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什么也去了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她们！”又抛一个弟子到河中。总共抛了3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弟子，这些都是女人，不能把事情说清楚。请三老替我去说明情况。”又把三老抛到河中。西门豹插着笔，弯着腰，恭恭敬敬，面对着河站着等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着的都惊慌害怕。西门豹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想再派一个廷掾或者长老到河里去催他们。这些人都吓得在地上叩头，而且把头都叩破了，额头上的血流了一地，脸色像死灰一样。西门豹说：“好了，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邺县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惊恐，从此以后，不敢再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就不大愿意。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因我而受害受苦，但可以预期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广开言路不偏听偏信的邹忌
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
——《宋史》
邹忌，《史记》作驺忌子，齐人。田齐桓公时就任大臣，威王时为相，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号成侯，后又事齐宣王。
齐威王立志改革，思贤若渴。邹忌鼓琴自荐，被任为相国。他劝说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修订法律，监督官吏，严明赏罚，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推行的改革，使齐国力渐强。时势造就英雄，邹忌有才华有才干，大度且颇有君子风范，是齐威王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持政，出谋划策。
早在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当时据说他9年不理朝政。一天，他把邹忌召去弹琴消遣。邹忌只是大谈特谈乐理，就是不奏曲。齐威王不高兴地说：“您的乐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但光知道这些不够，还需审知琴音才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
邹忌说：“臣以弹琴为业，当然要尽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国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大计呢？我抚琴不弹，就没法使您乐意，怪不得齐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没弹过一回，都不乐意呢！”
齐威王十分惊愕，和他大谈治国的道理，邹忌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齐威王拜他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
此外，邹忌还以相貌著称，品德也十分受人夸赞。
这天早晨，身材修长、形貌漂亮的邹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镜子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妻子说：“徐公哪有您美呢？”
邹忌想：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里比得上他呢？
他又问妾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妾说：“徐公不如您美！”白天来了位客人，邹忌又把对妻、妾说的话再说了一遍。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说：“徐公确实不如您美。”第二日，恰好徐公来访，邹忌对他横看竖看，觉得自己哪里有他美呢？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偏护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想讨好我。”于是，邹忌上朝对齐王说：“臣确实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护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对我有所求，所以都说我比徐公美。由这件事，我联想到：我们齐国，地有千里方圆，城有一百二十。宫女左右，没有不怕大王您的；朝里的大臣，没有不偏护大王您的；齐国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么厉害呀！”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的劝谏，觉得很对，就下令说：“以后不管是谁，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提不出什么意见了。齐国因此渐渐强盛起来。
广开言论不闭关锁国的李斯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后被任为丞相。
秦国虽然在邯郸打了一次败仗，但是它的实力还很强。第二年（公元前256年）又进攻韩、赵两国，打了胜仗。后来，索性把挂名的东周王朝也灭掉了。秦昭襄王死去后，他的孙子秦庄襄王即位不到3年也死去，年才13岁的太子嬴政即位。
当时，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里。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的一个富商，因为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了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列国来的。
战国时期有许多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作“百家争鸣”。吕不韦自己不会写书，他组织他的门客一起编写一部书，叫《吕氏春秋》。书写成后，吕不韦还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能对这部书提出意见，不论添个字或者删掉个字，就赏金千两。这一来，他的名气就更响了。
秦王政年纪渐渐大起来，在他22岁那年，宫里发生一起叛乱，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觉得留着吕不韦碍事，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又发现吕不韦势力不小，就逼他自杀。
吕不韦一倒台，秦国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客卿统统撵出秦国。
秦王政接受这个意见，就下了一道逐客令。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
有个楚国来的客卿李斯，原是著名儒家学派代表荀况的学生。他来到秦国，被吕不韦留下来当了客卿。这一回，李斯也挨到被驱逐的份儿，心里挺不服气。离开咸阳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章给秦王。
李斯在奏章上说：“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不是帮助敌国增加实力吗？”
秦王政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连忙打发人把李斯从半路上找回来，恢复他的官职，还取消了逐客令。
批判经学不迷信权威的王充
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不是盲目的崇拜。
——闻一多
王充（前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
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但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发展成为一种叫做谶纬的迷信学说，妖化了孔孟，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大胆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地指出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的“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王充还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是“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弄成“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成为无用之徒。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用相违的弊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且他还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其能用之也”。也就是说，他主张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具有独立见解，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的这种主张在教育史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