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每个成员民族也都有着各自的母亲河。“额尔古纳”，这个蒙古意味极浓的词语，就是蒙古族神圣母亲河的代名词。“额尔古纳”，在蒙语里是“弯弯曲曲”的意思，也解释为“呈送”、“奉献”的意思。额尔古纳河在不同的史书中有着不同的称呼。《旧唐书》中称“望建河”，《蒙古秘史》称“额尔古涅河”，《元史》称“也里古纳河”，《明史》称“阿鲁那么连”，清代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发源自大兴安岭西麓。环绕着大兴安岭，由西向北奔腾东流，干流全长970千米，她有多达1851条大小支流，上游支流较少，中下游支流较多。大兴安岭西麓的河流基本上都流入额尔古纳河。众多支流汇集如同儿女成群拥于膝下。这些支流纵横交错在大兴安岭西麓和呼伦贝尔草原上，使得山林郁郁葱葱充满生机，草原水草丰美人畜兴旺。额尔古纳河像母亲流淌乳汁养育儿女般为万物生生不息奉上了甘泉。
奔流不息的额尔古纳河以其不舍昼夜的精神和汹涌澎湃的力量孕育了一个历史悠久、彪炳千秋的神奇民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金戈铁马的生涯便是由这里开始的。由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威名与神奇美丽的额尔古纳河密切相连，在蒙古人的情感中，永远充满着对祖先的追思。夜幕下，人们常常弹奏着音质深沉浑厚的马头琴，唱起古老而悠长的蒙古牧歌，与遥远历史进行对话。由于额尔古纳河是蒙古人的发源地，因此“额尔古纳”不仅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一段历史的名字。
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的祖先曾在这里长期居留。隋唐时期，成吉思汗部族的先人“蒙兀室韦”最早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繁衍。这片风水宝地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一个民族的幼年。公元9世纪，成吉思汗的祖先孛儿帖赤那率领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到今天蒙古境内肯特山一带游牧。
公元12世纪，铁木真率兵突破了女真人和塔塔儿人修建的金界壕，回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就在额尔古纳河流经的这片水草肥美的呼伦贝尔草原，铁木真和他的蒙古骑兵进行休养生息，不断发展壮大。当蒙古族羽翼渐丰，容纳了众多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们吹响了振兴民族的号角，开始完成统一蒙古诸部落的伟大征程。铁木真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力量积蓄为日后施展雄图伟略奠定了根基。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终于统一蒙古各部族，完成了在草原上一展宏图的夙愿，成为天赐“成吉思汗”。蒙古族也形成了一个成熟而强悍的主体民族，势力扩展到整个大漠，建立了蒙古汗国。后来，成吉思汗把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赐给了他的弟弟合撒尔。此后，这里一直居住着蒙古部族。
2.草原独鹰，成吉思汗
公元12世纪时中国被一分为二，南部是宋朝，以杭州为都；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王国（或称金朝），以北京为都。同时在中国西北部，还有不同的各个民族及其部落，在今鄂尔多斯和甘肃，是与吐蕃人有姻缘关系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在今塔里木河西北，从吐鲁番到库车居住着回鹘突厥人，他们是具有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文化的、文明化的突厥人。
在蒙古高原也进入了各部群雄逐鹿的时代。各部之间时而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相互联合，时而又为了掳掠而相互攻战相残。而蒙古诸部之中，有四个强大的部落：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塔塔儿部。
克烈部（又称克列夷、怯列、克列亦惕等）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的强大部族。蒙古西面的克烈部，是由6个部落组成的强大联盟。他们游牧在土拉河和斡耳寒（鄂尔浑）河流域，信奉景教。克烈和蒙古孛儿只斤部的牧地紧相连接，是关系密切的近邻。克烈人在成吉思汗建国后被编入各千户，后来克烈人作为蒙古族的组成部分一直存在。
汪古部是金元时期及其之前活动于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汪古又名汪故、汪古惕、雍古、雍古多、永古、汪骨、旺古、瓮古等。汪古部信奉景教。汪古部早在元代之前就已迁居于阴山南北。他们自称是沙陀突厥人的后裔。金朝利用他们守护边壕。明王朝建立后，汪古部元赵王汪古图、左承赵友德投降明朝。汪古部作为“降夷”，残部迁徙于宁夏贺兰山一带，而后汇入诸土达之中，汪古部也就从历史上消失。
乃蛮部又称为奈曼、乃满、耐满、奈蛮等。克烈部牧地以西，直到阿尔泰山的广阔地带，是乃蛮部的牧地。乃蛮部当时已经建立起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任用畏兀儿族官员来维护乃蛮贵族的统治。乃蛮部已使用回鹘（畏兀儿）文字记事。他们同克烈部一样都信奉西方传来的景教，是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游牧部落之一。
塔塔儿在古代称为鞑靼，又作达怛、达旦等。其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所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碑中有9姓和30姓之分，为突厥统治下的一个大部落。唐末，突厥衰亡，达怛（鞑靼）部落逐渐强大，其名称遂成为北方诸部的泛称。宋、辽、金时期，塔塔儿部是蒙古部的东邻，他们游牧在阔连海子（今呼伦湖）、捕鱼海子（今贝尔湖）一带的广大草原，受金朝的统治。因为它的强大，所以好多部落都以塔塔儿自称。
公元1162年，天可汗铁木真诞生在蒙古高原斡难河畔。当时，他的父亲刚好俘获了塔塔儿首领铁木真，便用俘虏的名字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以纪念战争的胜利。1170年，父亲也速该带着9岁的铁木真到弘吉剌部求婚。弘吉剌贵族德薛禅把女儿孛儿帖许给了铁木真。但返回时，也速该在途中被塔塔儿人用毒酒害死。也速该死后，铁木真一家陷入困境，他的母亲月伦只好带着他们靠采集野果、打土拔鼠、钓鱼度日。铁木真逐渐长大，善于射猎，十分勇敢。铁木真青年时的12世纪的蒙古高原，已经进入群雄角逐的时代，各部贵族为了掳掠财产和人口而相互攻战，此时已经长大的铁木真，先后经过十三翼之战、斡里札河之战等战役，而消灭了塔塔儿部、蒙古部、克烈部。1204年春，铁木真率蒙古军队向乃蛮部进发。乃蛮太阳汗在阿尔泰山聚集部众迎敌，铁木真亲自出战，最后太阳汗身受重伤，死在山顶。太阳汗之子屈出律向他的叔父不亦鲁黑汗的驻地逃去。1205年春，铁木真领兵北进，征服了蔑儿乞部落。1206年，铁木真擒杀了不亦鲁黑汗，消灭了乃蛮部。经过几十年的部族征杀，最终铁木真一统了草原各部，终结了草原战国，成为大漠共主--天可汗。
公元1206年春的这天早上，铁木真的大帐前竖起了九脚白旗，对草原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举动。白色，也许是受摩尼教的影响，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最吉祥的颜色；而数字九在本土固有传统中自古以来便与好运和其他魔力联系起来。圣旗的飘扬表明并大肆宣扬了铁木真的时运或神授的超凡魅力，即根据草原的政治观点所给予他的对“毛毡帐篷下的人”实施统治权的权力。
而“成吉思汗”的得名也完全与圣旗飘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受命下，铁木真正式以“成吉思汗”的名号一统草原各部落。他对铁木真说：“如今，被称为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们的领地，你可以像他们那样，采用一个同样意义的尊号：成吉思汗。”之后，他加重语气，继续说道：“神降旨曰：‘你的名字必须如此。’”
“成吉思汗”，通常解释为“海洋般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享有普遍的统治权力。同时铁木真确定了其所统治的国名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为“大蒙古帝国”，从而使“蒙古”开始由一个部落的名称扩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名称。从这些表述中能传递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萨满教成为铁木真统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政教相承的统治思路也开始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中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从《蒙古秘史》史料中保存的根据忽邻勒台决议而产生的任命高级军事职务的冗长的名单来看，所有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忽邻勒台大会。并在加冕仪式结束后，都接受了成吉思汗分封。他每封一人，都要充分赞扬和肯定一番受封人的功绩和贡献。各位功臣都被一种上进心和荣誉感激励着。
就这样，13世纪最伟大的名字--“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上游诞生了。从此，在欧亚大陆掀起了一股黑色风暴，这股黑色风暴席卷之威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可怕程度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更甚于今天的原子弹和龙卷风。成吉思汗几乎切断了欧洲的历史，搅乱了教皇的精神统治，让世界的格局重新划分。面对成吉思汗的强大，欧洲人感慨良多，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仍不能忘怀。
3.南北一朝，忽必烈帝
成吉思汗建政后，为了强化集权统治，随即通过推行千户制（一种军事组织，也是地方行政单位），而建立起严密的政治体制，改变了以往部落自由结合的分散状态，把各级贵族、百姓固定在特定地域内，形成层层隶属关系，巩固了大汗的“黄金家族”对国家的统治。在草原一统后，成吉思汗即发动了对辽、夏的歼灭战。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后，准备挥军灭金，但是不久即病死，临终时留下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蒙古帝国新的希望在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公元1229年8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成为蒙古人们新的领袖。他继位后明确了要完成先父的遗愿，首先要尽快扫平金国。于是，公元1229年年底，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过大漠南进，次年率军攻金。
在遵从成吉思汗“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的遗言下，蒙古与宋朝联合，共同攻击金国。蒙古军队在1234年攻破了金朝的蔡州，金哀宗见蔡州无法守住，便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入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恨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随后便在幽兰轩自缢而死。他的结局和他的帝号一样，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结果。
蔡州的失陷成就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并。从此，蒙古人成了宋王朝的近邻。至此，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完成了他的最后遗愿。胜利后，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复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这应该是一种欺骗性和迷惑性的报答。然而，南宋的统治者对这一报酬并没有领会其深层次的含义，并且不满足金所给这部分领地，他们想得到河南全境。
于是，南宋王朝竟对蒙古朝首先发起了进攻。最初，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1234年7~8月）。当然，他们的做法激起了蒙古人的不满，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这给了蒙古人更充分发动战争的理由，从而也加快了蒙古人对其进攻的决心。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哈拉和林举行的大会上宣布发兵征宋。
从窝阔台于公元1235年竖起出征南宋大旗的那一刻起，蒙宋的战争就开始了。公元1235年，窝阔台针对南宋的防御部署，采取削弱南宋实力、迫其臣服的方略，并以南宋背约为借口，分兵两路，大举犯宋。东路主攻襄樊、江淮，西路主攻四川。
人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刚一开始，蒙古军就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军事进展缓慢，这就预示着蒙古军在征战南宋的道路上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在对宋朝的战争期间，蒙古的可汗也不断地变换直到大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继承汗位。
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平定内乱，整顿军队，督造战船，组训水军，进行灭宋准备。并制定了先取襄阳、樊城，实施中间突破，浮汉入江，直趋临安的方略。公元1268年，蒙古以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阳、樊城，襄樊保卫战拉开序幕。襄樊的城池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坚固的，至少在兵源和粮草的供应上是不成问题的。这与抗蒙名将孟珙的多年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所以襄阳成为了蒙古军进攻的重点，但是他们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攻破城池。
此后，襄阳宋军与外围的宋军取得联系，双方约好共同夹击蒙古军。但在关键时刻南宋有人向蒙古兵投降，出卖了这条计划，致使襄阳宋军遭到蒙古军埋伏，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反攻，至此，襄阳保卫战对蒙古已是极为有利。随后，在公元1273年蒙古军水陆并进对襄阳进行夹攻，并配以威力较大的回回炮，攻破襄阳城。守将吕文焕向蒙古军投降并献出了襄阳城，南宋的门户从此被彻底打开。
早在襄阳城破之前的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就去掉汗称改称皇帝，并且改国号为大元。之后1274年忽必烈强令征兵10万，增加攻宋兵力，决定乘胜直捣南宋腹地。他命驻蜀元军进攻各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淮西行枢密院使合丹、刘整攻淮西，淮东都元帅博罗欢等攻淮东，牵制两淮宋军；以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等率领主力，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趋临安。
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而南宋各地官僚将领只求自保，勤王之师甚少。最终，谢太后带领小皇帝宋恭宗投降，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