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3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健全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三个层次的集体领导体制，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政治局的几位老革命家认为：中央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从战略上考虑，哪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影响全局，能够经受住风浪。
邓小平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党中央领导制度的第一步；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对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进行调整。邓小平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认为应由相对年轻的胡耀邦进入领导一级，并提议胡耀邦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当胡耀邦知道邓小平这一想法后，进行了推辞。
满妹在回忆他父亲胡耀邦时，试着进入胡耀邦的内心世界：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293页。
我了解父亲，他热衷于思想理论宣传，渴望搞好经济建设，抑或也有过当教育家的梦想，他愿意做个好助手；但他从来没有“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领袖欲望，更何况是领导一个有着近4000万党员的大党，并直接管理着关系到10多亿人民命运的大国。父亲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从政的兴趣根本不在权力上。
所以，邓小平的建议是父亲难以接受的，他本能地推辞了。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中间休息时，父亲在勤政殿的走廊里企图最后说服赵紫阳支持他的意见。父亲说：“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好。”
其实，这类话他在与邓小平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先后多次谈到过。父亲认为，党和国家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干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而对这一职务，父亲在会上会下坚辞不就，共达十次之多。
然而，在最后一次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用异常严肃的口气对父亲说：这是组织决定，党员必须服从！
党的纪律，是党员行为的准则；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父亲这时感到，自己的意见已经影响不了最后的决定了。
实际上，父亲当时虽然也同意“根据这一段的工作来看，换人是势在必行”，但不赞成马上对人事做调整，建议等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做决定。
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父亲诚恳地提出：“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就这样，人事问题定下来了。
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问题，叶剑英、李先念都要求自己的名次排列到其他同志后面。1981年6月26日，叶剑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十一届六中全会，信中提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3页。
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议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央的人事更动，我也是同意的。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我希望通过这次全会能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邓小平、陈云从大局出发，坚持不再变动，即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的顺序排列，以免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猜测。
为此，1981年6月28日李先念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李先念说：《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0—1141页。
今天会议的议题是，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建议，进行选举和表决。
经过预备会议各组充分酝酿，认真讨论，参加这次全会的同志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建议：
一、批准华国锋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华国锋同志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
三、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四、选举赵紫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五、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增选习仲勋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把胡耀邦同志排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排在稍前边一些，目的是让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是合格的同志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体现中央最高领导准备集体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考虑到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我们党内的突出贡献和他们的历史地位，剑英同志和我曾经建议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往前排，这次会议也有些同志提出类似建议。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认为，还是不作变动好，以免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猜测。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常委决定一并提请全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并希望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的这个建议。
经过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说服工作，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投票结果是：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为什么胡耀邦能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可供参考：
第一，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1981年已经77岁，他和这一年已经84岁的叶剑英、76岁的陈云、72岁的李先念等老同志希望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把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是合格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推向第一线。这是前提条件，也是首要条件。
第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如果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而华国锋是刚刚被调整下来，那么有可能担任这个职务的只有66岁的胡耀邦和62岁的赵紫阳两个人，建国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党务部门工作的时间比赵紫阳长一些。相比较，胡耀邦更有优势。
第三，胡耀邦本人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是青年团领袖，也有主政地方的工作经验，毛泽东、邓小平对其都很欣赏和器重，政治资历比较深厚。胡耀邦富有激情理想，严格律己，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喜怒哀乐，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广为人知。
第四，在打破“铁幕”，纠正“左”的错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组织和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胡耀邦积极忠实地执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功绩卓著，声望日盛。
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在历史转折关头勇于起用一代改革开放新人的新境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党的建设研究专家评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做出了取消终身制的决定，发现领导人的问题，就及时果断地予以解决，而且解决得这样顺利，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尚无先例。”宋晓明：《中共党建史》(1976—1994)，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在1981年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有一个表态讲话，他讲了十八分钟，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三点简短的意见。胡耀邦说：《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2—1145页。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
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
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
在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列举了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期间里有十件拨乱反正的大事，都是老同志提出、坚持或者大力支持，才办成的。
从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两年半，也可以列举出十二件重大的决策，几乎全是老同志提出来，事先同大家交换意见，然后集体决定的。历史决议上的第二十六条中列举了其中的一些最重大、最主要的决策，但是把起作用的情况略去了。这是同志们在这个会议上大体都了解了的。
我之所以首先要讲这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要求他们在一切具体问题上都出来作主，而且对每个具体问题都说得那么完满，周全，天衣无缝；更不是要要求他们这样的高龄像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小一点的人一样，承担繁忙的日常工作，而是说，他们的健在和长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大事，确实好办得多。即使我们突然遇上十二级台风，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我曾经提过，赵紫阳同志比我就更适合。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核心，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上去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哪里使了？
这些年，为了清理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费了极大的精力。为了作出这次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我们又花了巨大的精力。花费这些精力，是值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党和全国人民将愈来愈信服，我们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
我相信，历史决议的公布，党内党外的绝大多数，是会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看法、说法感到不理解，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我的意见，不必过于着急。要采用通常的学习讨论办法，逐步地加以解决。时间可能要一年左右。采取这样的办法，不但比较稳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不过，我们也还要估计到，一些坏人会乘机出来造谣、捣乱，但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善于对待，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附带地说一下，现在有许多怪现象，比如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各种混乱，声言要打倒谁谁谁，等等，除了一部分是来自社会上的坏分子之外，有相当的部分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干部队伍中间的某些人。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发现之后，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清理遗留的历史问题，从领导方面来说，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请同志们特别注意六中全会公报上这一句话：“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就是说，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是已经完成了。但实际工作并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结束。所以，拨乱反正的实际工作，具体工作，据我看，还得两三年，三五年。既然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已经把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解决了，那末，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同志、省市同志，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往哪里使呢？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采取了几个重大的决策，经济形势正在稳步地好转。农业好转得快一些。但是，我们的许多工作，问题仍然成堆。我们的党风，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也还没有根本的好转。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物质生产的问题和精神面貌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决不可把它们分割开来看。
为了把我们的事业推进一步，首先就要求我们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各部委，从今年下半年起，大家都一起来下一番苦工夫，抓住重点，分门别类地真正研究清楚几个问题。认真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在困难面前感到很难找到出路。不应该被什么老框框把自己的脑子框住，感到没有办法动弹。也不应该是停留在一些表皮的观察上面，而随随便便作判断、下决心，使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
两个月之前，陈云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他曾经向我说，现在我们的担子很重，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要真正办成、办好几件事。这是4月20日陈云同志在杭州同我谈的。剑英同志在6月26日致全会的信中也说到，希望我们“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我觉得，他们两位上面的讲话，都讲得非常好。但是，究竟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一年我们能办成、办好哪几件事情，或者说能够办成、办好哪两三件事情，哪怕是一两件事情，我也没有想清楚，我只是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胡耀邦的表态发言，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初始的贡献，也谦虚地评价了自己，并向新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和任务。的确，胡耀邦和新的中央委员会面前的路并不是十分平坦，仍会遇到阻力和挑战。这一点，胡耀邦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新的长征，提出了向登泰山十八盘那样，去迎接新的明天。
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也有一个讲话，邓小平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页。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第二个，就是人事问题。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赵紫阳同志也提到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次全会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公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这次会议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邓小平对十一届六中全会评价甚高，认为“意义是非常大的”，“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的历史性转变已经胜利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