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岑对马里红以及她所面对的官场环境的把握有一个恰当的度，他不像有些官场小说那样采取一味丑化或夸大的方式来获取引人注目的效果。马里红说起来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干部坯子，她有她的优点，敢说敢干，善于察言观色，头脑灵活。她第一次玩心计是“文革”时在农村的时候，她一张大字报贴在公社大门口，质问公社党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从杨晓静手里抢走了农业专科学校的名额，达到了脱离农村端住公家铁饭碗的目的。这个时候的马里红还不过是一个紧跟政治的青年，她的行为在当时来说还会被视为革命精神的表现。但几十年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官本位意识不再是羞羞答答，而是趾高气扬了，此刻的马里红，内心的当官欲望就无所顾忌地膨胀扩张。她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预感到新组建的老干部病房是一个当官的重要平台，削尖脑袋也要进去，从此她就在跑官要官的路途上停不下来，她仿佛掉进了一个无底洞，没有了道德底线，也顾不上脸面羞耻。她请客送礼，出卖色相，拉帮结派，造谣污蔑，只要能够当成官，她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但即使这样，她的升官路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瞄准的第一个官职是医院的副院长，当上这个科级的副院长，真可以说是磕磕绊绊：她想用肉体腐蚀路安韬专员，却遭到了路专员的拒绝；她直接找芮雪青院长要官，芮院长却和她打起了太极拳。即使这样，马里红也没有清醒过来，反而在跑官要官的邪路上越走越远，当然她的目的也一步步达到了，她终于当上了卫生局的副局长，当上了第一医院的院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马里红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她丧失了女人的尊严，也失去了丈夫的爱恋；她不得不掏出自家的二十万元钱去堵先富来卖假药捅出的大窟窿；她也只能忍受着做假乳房带来的痛苦。李天岑所写的结尾尤其发人深省。马里红已身患癌症进行化疗，仍不惜一切地为自己升官悄悄活动。在宴请路安韬的酒席上，她始终攀附的高官路安韬丝毫不顾她的身体状况，逼着她喝酒，直到喝倒在酒桌上，最后在酒店的床上奄奄一息，床前没有一个亲人，她惟一信赖的乔叶子此时却在为她自己的车子和房子没有了着落而号啕大哭。李天岑的叙述其实是在警示人们，像马里红这样忘乎所以地跑官要官的人，到头来只会是众叛亲离，是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我从小说一点一滴的叙述中，看到了作者李天岑劝诫为官者的一片良苦用心。
中国文化有着劝诫的传统。一本《弟子规》就是一本劝诫人们弃恶从善、成就圣贤的经典。佛教也是强调劝诫的，在佛教看来，教人行善就是劝，制止为恶就是诫。在李天岑的这部小说中，杨晓静就是劝，马里红就是诫，这两个主要人物共同担当着劝诫为官者的责任。其实，中国古代的官场同样也有劝诫的传统。明代的清官曹端，有一个学生在乡试中取得好成绩，安排去西安府做官，临行前他去拜见老师，讨教怎么样做官，曹端对他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从此，曹端的话成为了为官的至理名言在官场流传。据说从宋代以后，各级地方衙门里都要在公堂上立戒石，戒石上刻着“公生明”、“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劝诫的警句。这类刻在石头上的劝诫警句就称为“戒石铭”。今天的官场同样需要戒石铭，而且应该有今天的戒石铭。我以为，李天岑的《人道》就是今天的戒石铭。
（《文艺报》2010年9月10日第7版）
写出“边沿地带”的丰富性
何西来李天岑把自己的《人道》界定为“官场边沿人物”。他说，官场的中心是简单的，而边沿，是官场和非官场的交接部，因而也复杂得多。《人道》的故事，正是在樱山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官与非官的边沿地带展开的。至于中心是否真的简单，姑且勿论，但边沿地带的复杂和丰富，确实被李天岑以现实主义的笔墨、生动传神的细节、跌宕起伏的情节、鲜活灵动的语言，特别是性格鲜明的人物，真切地展露给了读者。
从《人道》其创造的艺术长卷看，李天岑虽是业余作家，其对小说写法的操控却已经相当老到、相当熟稔了。
《人道》的主人公有两位，一位是非党的业务型女干部杨晓静，毕业于北京正规的医科大学，精通医术，淡泊名位，并不热衷于做官，更鄙夷于钻营，有责任感，有事业心，从科主任到副院长，到卫生局副局长，凭的是本事，走的是正道。作者是把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和支柱来写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在生活的层面，她是另一位女主人公马里红的非自觉的竞争者；在艺术层面，她又是与马里红对照着写的，是马里红负面人格和行为的参照物。在作品中，用于这个人物描写的笔墨并不算少，但与马里红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与对话，就嫌弱。
我同样认为，写出马里红这样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李天岑《人道》的重要贡献。像杨晓静一样，马里红也是从非官走进官场边沿的人物。她本是只有中专水平的兽医，却热衷于做官，用她丈夫游海的话说，是一个“官迷”。她靠了钻营，从医院的医疗器械管理人员，钻到老干部病房去做主任。她相信“想要官运好，主动靠领导”的潜规则，悟出了“接近小人物头只能得到小利，接近大人物头就能办大事”的道理。老干部病房虽说主要是和那些老弱老病号打交道，却也是地区领导看病的地方，是些能够给你戴上乌纱帽和摘掉你乌纱帽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马里红远比茫无所知的杨晓静敏锐得多，她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攀附上副专员路安韬的。缠住了路专员，利用他的权力杠杆，她如愿爬上了副院长的位置。权力的杠杆是需要交换的，马里红用的是她作为女人的色相，为此专门去整容医院做了隆胸术；另外，就是贿赂，如送画等。
权力资源是马里红在官场钻营、贪婪地向上攀爬的支点，她以猫一样敏锐的鼻子，判断每一个她碰到的大小“官人”的价值，然后像毒蜘蛛一样，结成一个为她所用的权力关系的网络。比如，通过路专员搭上主管组织的冉登高的关系，用美丽的乔叶子作诱饵搭上统战部副部长秘书司马凯的关系，等等。这个关系网的建立和运作都是以权权、权钱、权色的交易为动力、为特色、为润滑剂的。正是靠了在这个权力网上的运作，马里红才一步步得以从医疗器械科主任到老干部病房主任，到医院副院长，到市卫生局副局长，到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马里红这样的艺术形象，是以这样的现实人物的大量存在为前提的。这样的人物的存在，又是以官本位的积习和理念的长期影响分不开的。除了两位女主人公，作品还写了其他许多人物，如老院长芮雪青、卫生局局长郗大康、游海的表弟先富来等，虽也不无可观之处，但都个性特点不十分鲜明。难得的是，作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大量吸收生活中活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如大量流传民间的新俗语的运用等，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说，作品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藏露关系还可以处理得更好些。笔无藏锋、一览无遗，向来是操觚者的大忌，所以刘勰有“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之议。如果向含蓄蕴藉的方向着力，作品的篇幅也会更紧凑些。
（《文艺报》2010年9月10日第7版）
《人道》人物形象塑造小议
何镇邦长篇小说《人道》的作者和编者均把它定位为“官场边缘小说”，是有他们的用意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官场小说成了文坛的热点。但我们在这些成为热点的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被作家极致化的官场生活描写，或官员腐败，或官场勾心斗角、刀光剑影、一片漆黑。这种过于极致化的负面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官场的某些现状，让作者和读者都得到宣泄的快感，可是真实感却大打折扣，且负面作用也是很多的。李天岑的这部《人道》，有别于当下一些“官场小说”，它写的是一些处于官场边沿“不算官也算官”的人如何钻营跑官的故事。而处于官场中心的几位真正的官，却写得很有分寸感，写出了官场的真实，也对当下的官场百态与官场文化作了较深入的描写与开掘。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对官场现实的认识作用与对官本位观念的批判作用，而且具有某些人生的启迪意义。
小说的故事编织得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形象也塑造得相当成功，小说的语言朴素生动、富于乡土气息。在这儿，我想着重谈谈小说中的几组人物形象的塑造。
马里红与杨晓静，这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精心塑造的两个处于官场边沿的女性的形象。她们一反一正、一动一静，一个是学过兽医借医疗单位作为升官阶梯的“官迷”，一个是名牌医学院毕业、医术精良、医德高尚、无心做官的良医，她们后来一为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一为樱山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同为副处级，可是她们的行为处处成鲜明对比，人品也大相径庭。从为人来看，人们当然喜欢杨晓静，唾弃马里红；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来看，马里红却比杨晓静显得更丰满更立体，也更成功。马里红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就立志要当官，懂得当官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于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回农村当了人民公社一名社员时就利用心目中的“人物头”大队长三麻子调戏她的机会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后来，她在学了两年兽医之后到了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药械库管药械，她自认为这里“与外界基本没啥接触”，“是十八层人下的人”，于是，借医院成立高干病房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活动，先是当上了老干部病房副主任，再借这个“青云梯”步步钻营、步步高升，由医院副院长而至卫生局副局长；在被免职摔了一跤后，又设法当上了樱山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恢复副处级；最后想“活动”把医院升为正处级时发现由于当年隆胸植入硅胶而诱发乳腺癌，又舍命陪酒，落了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可悲结局。马里红一无背景，二无能力，全靠一身钻营的本事，利用官场上一些关系步步高升，达到了升官的目的。当然，她也使过一些坏招，干过一些坏事，但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无赖无品的小人而已。小说中把她比成沾上衣服就摘不掉的“苍耳子”，其实也就是一块令人生厌的“橡皮糖”而已。马里红这个人物形象在当下官场还是有其典型意义的。作者刻画这个形象时，固然用了一些漫画的手法，对她也缺乏一种“悲悯”之情，但这个形象的真实与美学意义是不容怀疑的。
比起马里红来，杨晓静的形象是作者审美理想的化身，当然她也是为了反衬对比马里红而设置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也在杨晓静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花费不少笔墨，把她“温润如玉”的性格从各方面凸显出来，运用了不少成功的细节描写，并把她放在相当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因此形象是鲜明的，但总觉得不够丰满和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