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纪念活动格·伊·乌斯宾斯基
一
昨天，6月8日，历时四天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庆祝活动以贵族俱乐部大厅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宣告结束庆祝普希金纪念像落成典礼原定在1880年5月26日普希金生日那天举行，然因王后去世而延期。庆祝活动由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主持，历时四天；1880年6月5日在莫斯科杜马大厅接待纪念像修建委员会代表团，雅·卡·格罗特作报告；6月6日，在莫斯科特维尔广场举行纪念像揭幕典礼，以晚间在贵族俱乐部大厅（现今的联邦宫圆柱大厅）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作为这一天的结束；6月7日又在这个大厅里举行首次公开演讲会；6月8日——召开闭幕会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会议上作了演讲。纪念活动以盛大的音乐文学晚会作为结束。，我今天就想转达所得到的印象。本应当撇开一切无用的、与事情无关的东西，直接从这一次纪念活动所留下的最重要的、宝贵的、值得留念的东西谈起，然而恰恰因为昨天刚结束的纪念活动的“印象太新鲜”，致使我没有如我所想的那样做。重要的、宝贵的东西暂时还被演说者的雷鸣般的嗓音和喧嚷声，竖琴的叮咚声，音乐声，无数人噼噼啪啪的掌声，不停的叫好声和“乌拉”声，刀叉声，玻璃杯和高脚酒杯的碰杯声以及啧啧的亲吻声掩盖着，——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大大妨碍我们聚精会神地去思考已经过去的纪念活动的道德意义。
“某种塞尔维亚性质的东西”——《现代消息报》这样描述刚过去的纪念活动的“概貌”，而且，很显然，无论这个比喻何等荒唐，终究不是平白无故地从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1824—1887），政论家。七十年代末，塞尔维亚战争时期，《现代消息报》上刊登过泛斯拉夫主义性质的宣言和文章。1880年第154期的社论中基梁罗夫普拉东诺夫以赞扬的口吻写到纪念普希金活动的“塞尔维亚的”性质。乌斯宾斯基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意味。先生的笔端冒出来的。
在两天半的时间里，除了伊·谢·屠格涅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借助于此时此刻所固有的同样意义的忧虑，去阐明使头脑聪明的普希金为之激动不安的理想和忧虑是可能的；谁也没有使这些理想和忧虑重新出现在当前的现实中，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下面就要看到的，可能是阐明普希金的全部广泛意义的最有效的方法。相反地，在评述普希金的个性和才能时，由于恪守与他的时代特别有关的种种事实，那些发表演说的先生们尽管非常努力，也只能够勉勉强强地说明过去的普希金，把这意义推到很远的过去，把它放在现今的和随之而来的俄国生活与思想的潮流之外。发言的人好像被绳子捆在普希金的伟大名字上了，他们终于把听众的注意力搞得厌倦了，到纪念活动快结束时，因为时刻不断听到“普希金”，“普希金的”，“对普希金”等等，听众甚至开始觉得有点腻味了！关于普希金还有什么没说到啊！他是神话中的勇士——伊里亚莫罗美茨，是的，也许还几乎是金嗓子强盗！他坐在飞毯上飞行，到处飞，从彼得堡飞到基什涅夫、敖德萨、克里米亚，飞到高加索，飞到莫斯科。普希金——这是俄国诗情的勃发，是没有鲜明地描绘出来的喷泉，普希金听到远方朋友的呼唤，茨冈女人的呓语，格鲁吉亚的歌声，鹰的叫声，海洋的凄凉的喁喁私语。各种民族、各种语言都在骂普希金，捧普希金，然而我们俄国人，各民族中最年轻的，我们在他的创作中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我们欢迎普希金，把他当作那些也许“命里注定”会向我们“显示”的奇迹的预言者。乌斯宾斯基把斯拉夫主义者尼·亚·恰耶夫的话讽刺性地加以模仿叙述。恰耶夫在谈到普希金到过摩尔达维亚与比萨拉比亚时，作了这样的譬喻：“于是他和拜伦穿着口袋似的旅行服，红衬衫，羔羊皮帽子，乘着驿车飞驰，——就像童话里的波瓦坐在飞毯上，飞往三百个王国，飞往大海大洋，飞到基什涅夫，敖德萨，总而言之，飞往俄罗斯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土。”（《花环》，页285）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听众几乎一刻不停地听到颂扬这位天才人物的卓越的才华啦，多方面啦，广泛性啦，热情啦以及其他无数品质，诸如此类的话，要人相信。噼噼啪啪的鼓掌，鼓掌，最后终于开始感觉厌倦了，这时，先是屠格涅夫。随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搭救他们了。
伊·谢·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在1880年6月7日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议上发表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最初刊登在1880年第7期《欧洲导报》上。乌斯宾斯基引用屠格涅夫的演说不尽确切。（见《屠格涅夫》，第11卷）第一个接触到所谓“现代生活”，启迪公众，使公众觉醒。演讲者说，问题——也就是社会对普希金的创作态度冷漠的原因——不在于蠢人的评论，也不在于冷漠的群众的哄笑；原因还要深刻一些；这些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存在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新的生活就在这些情况下产生，开始由文学的时代迈入社会政治和搞社会政治活动的时代。诗人的恍惚是因为产生了突如其来的、但是合理的、极其强烈的需要，出现不能不给予答复的咨询。那时候还顾不上诗意，顾不上艺术（掌声）诗人以祭司的身份出现在神殿里，那里还燃着圣火，还焚着神香，但仅仅在祭坛上，人们走出神殿，往嘈杂的、闹哄哄的市场走去。喉舌诗人代替了时代回声的诗人，发出了“复仇和忧伤”的声音，继他之后，其他人也来了，他们自己走来，带来了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许多人认为诗人任务的这一改变仅仅是一种堕落，但是演讲者说，我们却敢于指出，只有僵死的东西、无机的东西才会堕落和崩溃，有生命的东西则在有机地生长中改变样子，而俄罗斯——在成长中！（鼓掌）同样如此，对于社会上再次注意到早就不是没有理由地被人遗忘的诗人这一现象，屠格涅夫也不是解释成一代人因离开回声般的诗人去追随作喉舌的诗人而对自己的轻率感到后悔，或者说他们在乏味的路上走厌了。完全不是的；屠格涅夫说：“我们对这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诗人身上的现象特别感到高兴，是因为重新回过来看它（普希金的诗）的人，不是作为忏悔的罪人，不是作为丧失希望的人，不是作为被自己的错误搞得疲惫不堪的人，也不是作为在已被自己弃置不顾的地方寻找安宁和栖身之所的人，而回过来看；——不是，我宁愿认为这现象是一种满意的征兆（尽管只是差强人意），它证明，有些目的不仅被认为是允许的，而且还是必须把一切与事业无关的东西牺牲掉的，尽管其中的某些目的被人们认为是已经达到的，未来又预示着另一些目的也会达到。”
笼罩在一片敌意中的伊·谢（屠格涅夫）对“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人”加以保护，是“同时代人考虑当代”的思想觉醒的笫一个光辉时刻。乌斯宾斯基在报道中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屠格涅夫发言的公民因素上，民主派的听众对这些因素采取同情的态度（见后面叶·巴·菜特科娃苏尔坦诺娃的回忆录）。但是整个说来，正如所有的回忆录作者所说，屠格涅夫的演说远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成功。当时和屠格涅夫处在同一阵营的米·马·科瓦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屠格涅夫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就其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对广大听众说的，倒不如说是对优秀听众而说的。演讲中没有把俄国人当作全人类来讲，也没有讲到受过教育的人必须顺从人民，吸取人民的鉴别标准和信仰。屠格涅夫只限于说明作为艺术家的普希金的特点他说的话过于委婉、过于聪明了，因此未为人们所重视。他的话较之诉诸公众的感情，更多的还是诉诸理智。演讲的反应是冷淡的。”（《过去的年代》，1908年，第8期，页13）
三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当代性”能够吸引所有的人，吸引挤满贵族俱乐部大厅的大量听众，谁也没有料到，恰恰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这一点，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躺在舞台和讲坛附近，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轮到他了，他“安安静静地”登上讲坛，不到五分钟，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所有的心，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心灵，一无例外地受他支配了。他讲得很朴实，完全像和友人交谈，没有声嘶力竭、大叫大吼的豪言壮语，没有作昂首仰头的姿态。没有一点点离题，也没有不必要的修饰，他朴实而清晰地告诉听众，关于普希金——此时此刻在这个大厅里听他讲话的公众的希望、要求和愿望的表达者，他有些什么想法。他发现，这样说吧，可以把普希金引入这个大厅，借他的嘴，向聚集在这里的公众说清楚，在他现在的处境中，现在的烦恼，现在的苦闷中的某些东西。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谁也没有这样做过，他的演说获得非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聚会的听众内心充满着的模糊的愿望与期待，是起着共鸣的。例如，著名的斯拉夫主义者阿·伊·科什廖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种沉重的、模糊的、然而难受的心情沉痛”时刻说的话，“浸透了心灵的痛楚和精神上的哀伤，指明了，尽管是非常克制地、又不完全正确地指明了它的原因和根源，但是唤起疗救的希望（至少在将来是如此），对听众和读者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振奋作用。”（《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的讲话》——《俄国思想》，1880年，第10期，《政治概况》，页1）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自由主义的、西欧派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克·德·卡维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会上演讲的成功也作了同样的解释。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开信中写道：“您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各个极不相同的阵营的听众产生震骇人心的影响，现在，俄国思想冲激他们这一切证明，您以您的非凡的天才，一贯的真诚，深刻的信仰所提到的问题，在俄国的思考着的人们心中和思想上已经酝酿成熟，强烈地触动了他们我们怎么啦？我们往何处去？应该到哪里去？”（《欧洲导报》，1880年，第11期，页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