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彼·米柳科夫
一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8年冬天相识的。对于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年代。从巴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欧洲便相继出现最意想不到的事件。庇护九世教皇庇护九世以自由主义的精神开始他的统治：大赦政治流放犯和囚犯，创立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改革，准许工业联营，批准召开科学家代表大会，设立工人学校等等。关于意大利人对待庇护九世这些改革的态度以及嗣后由于教皇流露了动摇，国内各城市开始爆发革命而形成的意大利的历史，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赫尔岑》，第5卷，页90—138）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引起米兰、威尼斯、拿坡里的起义；德国自由思想的兴起触发了柏林与维也纳的革命。整个欧洲世界似乎酝酿着一场普遍的变革。旧的反动势力的腐朽基础衰落了，新的生活在整个欧洲萌芽。然而这时俄国依旧处在沉重的停滞1848年俄国的反动派猖狂到极点。“用避雷针去对付西欧事件在俄国重演的可能”，按尼古拉一世政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警惕性”，1848年4月12日建立常设“委员会”，由德·普·布杜尔林任主席，以“高度监督新闻业及其机构”。的笼罩之下；科学与刊物出版越来越受到限制；社会生活遭到压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活力。通过走私的途径，从国外有大量的自由派的著作流入国内，既有学术性著作，又有纯文学著作；德国和法国的报纸，尽管都是些阉割过的报纸，上面却不断出现鼓动性的文章。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内，科学与文学活动却比从前更加受限制，书报检查机关害了极厉害的恐惧书籍症。可以理解，这一切自然使青年人感到恼火，他们一方面从国外流传进来的书籍中不仅了解了自由派的思想，而且还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最极端的纲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国内对任何自由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进行迫害；他们看到法国议会上、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法兰克福代表大会，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一次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所谓“预备国会”（3月31日）。代表大会决议召开由所有日耳曼国家全民投票产生的国会。的激烈的发言，同时也就明白，为了某一遭到禁止的著作，甚至为了一句不谨慎的言论，是很容易受到迫害的。几乎每一包国外邮件都会带来关于新的权利的消息，不管愿意不愿意，新的权利还是赐给人民了；与此同时，在俄国社会上却只听到传闻要有新的限制。谁若是还记得那个时代，谁就会明白这一切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上会引起什么反响。
这样，在彼得堡，年轻人按思想方式相近而开始逐渐形成一些小组，这些年轻人不久前刚离开高等学校，怀着唯一的目的开始在友人家里聚会，交流消息与传说，交换思想，自由交谈，而不必顾忌旁人的不知廉耻的耳朵与口舌。在这种有交情的小组里新的朋友关系开始建立，友谊的纽带也得到加强。我去得最多的是我当时的同事，著名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家伊林纳赫·伊万诺维奇·维坚斯基处每星期的晚会。那里的常客有迪利凯尔——文学家，后来又是顺势疗法医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格·叶·博拉果斯维特洛夫格里高里·叶夫拉姆比耶维奇·博拉果斯维特洛夫（1824—1880），新闻记者，政论家，六十年代是地下革命工作者。，他们当时还是大学生，有京城一个中学的俄国文学教师彼奇金，后来当了斯莫尔尼修道院即后来的斯莫尔尼大学。
的学监助理。晚会上大多数时候谈论文学与欧洲的形势。这些年轻人常常也到我处来。
有一天早晨，彼奇金来我处，问我是否愿意与刚开始写作的青年诗人普列谢耶夫相识。在这之前，我刚看过他的一册诗集，一方面，我喜欢诗的感情的真挚与纯朴，另一方面也喜欢青年人的思想的热烈与新颖。小诗《致诗人》与《前进》普列谢耶夫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846年，其中有《前进，抛弃胆怯与怀疑》与《致诗人》，集子用法国诗人奥·巴尔比埃的诗作题词：“为了真理和人性，诗人应当成为高尚的叛逆者。”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以当时年轻人的心情，对这样的章节能无动于衷吗，比如：前进！朋友们，抛弃胆怯与怀疑，英勇地夺取丰功伟绩！
在高高的苍穹，我已望见，神圣的赎罪的霞光。
让我们彼此携手，更勇敢地共同前进！
让我们的联合在科学的旗帜下巩固、壮大！
我自然回答彼奇金说我很乐意和年轻诗人相识。我们很快见了面。普列谢耶夫开始常常上我处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也邀我去他处参加友人聚会，说是我在他那里将会发现几个优秀人物，他打算介绍我与他们相识。
我果然在这个晚会上和一些人会面，对他们的记忆将永远是我的珍贵的回忆。他们是：波尔费利·伊万诺维奇·拉孟斯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近卫军军官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米哈伊尔与费奥多尔。普列谢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大概是在1846年的贝凯托夫小组或迈科夫小组里，他们之间很快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一些“感伤主义的、有人情味的”作品，像《脆弱的心》与《白夜》，都是献给普列谢耶夫的。当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分离出一些独立的小组来时，他们俩和杜罗夫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特别小组，思想情绪更积极、更革命的小组。在举行死刑仪式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并肩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与他们拥抱告别。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鄂木斯克，普列谢耶夫则被送到奥连堡驻防军当列兵。1856年，两人快要完全释放时，他们之间开始频繁地通信，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中叶（普列谢耶夫的信见《素材与研究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显然丢失了）。稍后，从1856年起，显然冷淡下来了，这多半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普列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及萨尔蒂科夫的《祖国纪事》保持联系），不过在他们偶尔交往的信件中始终保持着私人关系亲密的老口吻（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75年因为《少年》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我对这群年轻人都很有好感。我与陀氏两兄弟及毛姆贝利特别意气相投。后者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兵营里，也有一群年轻人常在他那里碰头。我在那里还遇见过几个新的人，得知在彼得堡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人数相当多的集会上发表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演说。我不记得究竟是谁建议我与这一伙人认识一下，我拒绝了，但我不是因为怕危险或者没有那个劲头，而是因为不久前我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见过一面，我觉得他不太可亲，因为他的观点过分离奇，他对俄国的一切态度冷漠。米柳科夫断言彼得拉舍夫斯基对俄国的一切都态度冷漠，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米柳科夫在这里已经开始有违反真实的表现，这与后来八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
有人建议我与杜罗夫小组的人接近，我的态度就不同。据我所知，杜罗夫小组的人都是去拜访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但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是一群比较温和的青年人。这个看法不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当中，恰恰是杜罗夫小组的人最左，恰恰是他按照起义不可避免的信念开始发展自己的活动。后面，米柳科夫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当作是十足的斯拉夫主义者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当巴尔姆以亚历克赛·斯洛博琴的形象来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后者是同意可以通过起义的途径来解放农奴的；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杜罗夫当时和巴尔姆及亚历克赛·德米特里耶维奇·肖尔科夫一起住在谢苗诺夫桥那边的豌豆街上。在他们小小的寓所里，若干时间以来，已经组成一个年轻军人与文官的小组在那里聚会；因为主人不是有钱人，而客人又每星期碰头一次，并且往往待到夜里三点，所以大家每月缴款付茶钱、饭费及钢琴的租费。聚会通常是每逢星期五举行。我在仲冬时节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定期去，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参加者被捕以后晚会停止。这里，除去我在普列谢耶夫与毛姆贝利处认识的那些人之外，经常来的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斯佩什涅夫与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这两个人都十分有修养，很可爱。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我只是根据传说知道一些。
至于杜罗夫小组，我经常参加，当它是个友爱的家庭，我可以肯定地说，组里没有纯粹的革命思想，这种集会，不仅没有成文的章程，甚至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称之为秘密团体。在小组里只是得到和互相交换一些当时禁止的有革命思想和社会内容的书籍而已，谈论的大多是当时不许公开议论的问题。最引起我们关心的是农奴解放问题，在晚间集会上经常讨论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发表意见说，由于欧洲革命引起我国的反动，政府未必会着手去解决这件事情，与其期待自上而下的行动，不如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运动。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说，我国人民不会踩着欧洲革命者的脚印走，不相信会有新的普加乔夫运动，他们将耐心等待最高当局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执拗地表述过这一层思想。我记得，有一回，他以他向来的劲头朗诵普希金的诗《孤寂》1826年出版的普希金诗集中，以同一题目发表了《乡村》中的第一批三十四首诗。末尾一节为“啊，朋友，我能看到”的这首诗，题目就叫《孤寂》，全文以手抄本流传，直到1870年才以如今的《乡村》为题在俄国正式发表…我到现在都仿佛听见他以激越的声音朗诵诗的末尾一节：啊，朋友，是否有一天，我会看见人民不受欺压沙皇点点头而农奴制灭亡？
我能否在我们的国土上看见开明和自由的美丽霞光终于升起？
这时有人表示怀疑通过合法途径能够解放农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厉反驳说，他不相信有任何其他途径。
另一件事情我们小组里闲谈时经常接触到的，就是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应当回顾一下，书刊检查制度的束缚当时达到何等穷凶极恶的地步，社会上对此事流传着什么样的说法，当时的作家们怎样巧妙地想办法在纯洁谦逊的面纱底下提出某种大胆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想象得出热爱文学的青年人在我们组里表现了什么思想。我们中间不仅有初涉文坛的文学家，还有已经引起公众注目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已经使人相信作者拥有巨大的才能，这种情况更加说明我们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问题，我们中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
谈论文学，大部分是因当时期刊杂志上一些重要文章，尤其是和小组成员的倾向一致的文章引起的。但是也议论到老作家，同时还会发表一些尖锐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相当片面的、不公正的意见。有一次，我记得谈到杰尔查文，有人说与其把他看作是伟大的诗人，倒不如把他当作是一个夸张的修辞学教师，卑躬屈膝的颂辞作者，伟大诗人云云是他的同时代人和老学究对他的恭维。听到这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被虫蜇了似的霍地跳了起来，嚷道：“什么？难道杰尔查文就没有鼓舞人心的、诗情洋溢的灵感？难道这不是崇高的诗情？”
说着，他以那样的力量、那样欣喜的感情背诵了《致君王与法官》一诗，他的朗诵吸引了所有的人，不用再发表什么议论便在大家的心目中提高了费丽察的歌手杰尔查文以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颂诗《费丽察》著名，所以同时代人称他为“费丽察的歌手”（“费丽察”一词源出拉丁文，意为“幸福”）。的地位。另一次他念了几首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的诗，基本思想和画面相同，他雄辩地证明我们的诗人，作为画家也要比后者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