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里的著名人物是迪布兄弟，哥哥康斯坦丁是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个科长。与斯佩什涅夫相反，他们在地方上无根无叶，属于京城里的官僚知识分子。迪布两兄弟都是大学毕业，1848年便在外交部担任行政职务。和当时的许多自由主义官员一样，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埋头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把废除农奴制度，实行宪法治国作为理想。然而对于以何种革命方法去实现这些理想，迪布兄弟俩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们之所以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接近，是因为他们在小组里遇到许多人赞成他们的理想，为了能和这些比他们更了解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人热烈地交换思想。迪布老大异常深入地研究过法国革命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拥有过多的行政经验，以致他不会不知道在当时的俄国是无从发生革命的。向京城的知识分子无论提出什么希望，尤其是提出要求，都是徒劳的，甚至是发疯。而被地方上的同样一些知识分子所迷惑的民众，则是连手脚都被农奴制捆住了的。
然而四十年代末期席卷全欧洲的那场运动，恰恰在京城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彼得堡的，还有莫斯科的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反响和同情，他们的情绪当时很明确地反应在阿克萨科夫的下面的一首诗中：站起来了，匈牙利，斯拉夫各民族大家都振作精神，奋勇向前；我们欣喜地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神圣斗争的喧闹声，我们的胸膛直颤抖，紧张不安地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搏斗。我们把自由的捍卫者当作兄弟，我们无法不爱他们强大的精神会激励人民！
能不使我们折服？谢苗诺夫错把拉甫罗夫*的一首以手抄本广为流传的诗《响应宣言》当作阿克萨科夫的诗了。（拉甫罗夫的诗见《十九世纪下半期自由俄国诗集》，列宁格勒，1959年，页619—627）
*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民粹派革命家。
然而像迪布兄弟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官员（这种官员很多）只是欣喜地凝神倾听远方传来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喧闹声而已，他们自己不是革命者，并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局限于争取些许出版自由。
被判过刑的人当中最独特、最与众不同的是伟大的俄国作家—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达尼列夫斯基和我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认识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好以他的长篇小说《穷人》一下子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已经和别林斯基及屠格涅夫争吵过。他完全脱离他们的文学小组，开始经常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小组。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照例在和穷困作斗争。《穷人》的成功起初给他带来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可是随后物质方面给他带来的害处却多于益处，因为初次成功刺激了他的难以实现的希望，引起他后来不加计算地花钱。1846年给哥哥的信中，一部分1847年的信中，包含着“花钱不精打细算”的含糊的暗示。（见《书信集》，第1卷，页87、88、97、107、111）他后来的作品，例如他下了那么大工夫的《两重人格》，他抱了很大希望的《女房东》，都告失败，这使他得出结论：用普希金的话来说，名声仅仅是歌手的破烂衣衫上一块彩色斑斓的补丁。引自普希金的诗《书商与诗人的谈话》。
有人详细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自然首先是指奥·费·米勒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材料》及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可是某些传记作者的两个结论我无论如何没法表示赞同。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批驳了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意见。（《最新俄国文学史》，圣彼得堡，1891年，第1版，页183）第一个结论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似乎看书虽多，却没有受过教育。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了解，1846—1849年间他经常上我们住处来，与达尼列夫斯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可以和奥·费·米勒一起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惟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童年时，他从有科学知识的父亲，一个莫斯科的军医那里受过出色的准备教育。陀思妥耶夫斯基懂法文、德文，足以充分了解他所阅读的法文、德文书籍。他的父亲甚至教过他拉丁文。一般来说，在他十六岁进入高等学府——工程学校之前，他受过正确而系统的教育。在工程学校时，他也进行过系统的学习，除了普通教育科目之外，还学过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学以及与工程学有关的技术科目，大有收获。1843年他学完课程，当时二十二岁。他的博览群书又大大地补充了他所受的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专业性的，然而也是系统的高等教育。他从童年起就读过，而且多次反复阅读所有俄国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卡拉姆津著的历史他读得几乎滚瓜烂熟。关于这件事，他在1873年《作家日记》的《现代的虚妄之一》一文中写道：“我才十岁时便知道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中几乎全部主要内容，那是父亲每天晚上大声朗诵给我们听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39）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法国与德国作家，特别喜爱席勒、歌德、雨果、拉马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拉马丁可能是在青年时代，当时他和全体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兴奋地感受了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发生的事件以及拉马丁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作家日记》中只有一处以极其讽刺的口吻谈到拉马丁，“对他说来，没有比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更愉快、更美妙的事情了。这些演说他那时可能作了几千次。这是个诗人，天才”。他“写《诗与宗教的和谐》——‘长得没有尽头的非凡的诗卷’，已有三代大学毕业的小姐陷在里面了”。（《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97）、贝朗瑞、乔治·桑的作品。反复研读过许多法国历史著作，其中包括梯也尔、米尼埃及路易·勃朗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米尼埃（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法国革命史，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发展》，看过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提到过米尼埃与奥古斯特·孔德以及他们的著作。但是这里既然讲的是他四十年代的情况，也就不能否认谢苗诺夫的论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在这里列举的其他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评论证明他确实很仔细地研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况，那就无法不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有文化素养的人。无论如何，他比当时的许多俄国作家，如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格里戈罗维奇、普列谢耶夫更有文化修养，甚至比果戈理本人更有修养。
不过我大致能够同意传记作者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歇斯底里神经质的都市之子”的看法。他确实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但那是天生如此，即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童年时代度过最美好年头的农村这一点不对：从1832年到1836年，以及1838年，夏天他们才到乡下去（约三个月）。，他仍旧可能是歇斯底里神经质的。
在这些年头他比较接近农民，比较了解俄国人民的生活和整个精神面貌，这一点，不仅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从来不曾到农村去过的京城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有知识的官员不及他，甚至许多上了年纪的京城里的世袭贵族，像亚历克赛·托尔斯泰伯爵、索洛古勃伯爵，乃至屠格涅夫也可能不如他熟悉（屠格涅夫在打猎巡游中比较熟悉了农村，不过那已经在他的生活的稍后一个时期了），他们的父母都有意与农民保持距离，不愿有任何交往。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哥哥的童年时代的记述谢苗诺夫是指奥·费·米勒引用在他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材料》一书中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述”。（《传记》，页12—16）见本书页23—31。，我们所听到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过的农村对他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再回忆一下他自己写的关于农民马列伊的故事，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晚会上所作的关于地主怎样对待农民的充满激情的报告以及他对俄国人民（意思是指对农民这样的乡村居民）所抱的深刻的信心这一信念确实贯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中，是他的所有长篇小说中正面主人公们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在《当代》及《时代》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就可以确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乡村之子，不是都市之子。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创作特点是：他所能够描写，而且是以非凡的力量去描写的仅仅是他十分熟悉的人，他似乎钻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和他们合而为一，以他们的痛苦为痛苦，以他们的欢乐为欢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童年时他帮助农民们干活时便提一壶水给干渴的孩子喝。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过这件事。（《传记》，页15；本书页29）他最初写长篇小说《穷人》的时候，除了“城市无产者—平民知识分子”以外，他手头暂时没有其他可供他创作的对象。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既不是平民知识分子，又不是无产者。他即使在服役时也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他不是同实际的需要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与环境不相称的经济状况作斗争，甚至不是同实际生活上的需求，而往往是同他的变态心理的要求作斗争。譬如，就拿他向父亲讨野营的开销来说见1839年5月10日给父亲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52—54），我和他同在一个营地，我住的帐篷和他的一样是麻布帐篷（当时我们还未相识），离他的帐篷总共才二十来俄丈。我凑合着过日子，没有自备的茶喝（公家供应我们早晚喝两次茶，在工程学校一天喝一次茶），没有自备的靴子，只好满足于公家的供应，又没有装书的箱子，尽管我看书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所以，这些都不是实际的需要，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如其他同学而已，他们有自备的茶喝，又有自备的靴子和箱子。在我们那个比较有钱的贵族化的学校里，我的同学们露营时平均花去三百卢布左右，也有一些人花费达三千卢布的；至于我，寄到营地供我花的钱，不过十个卢布，而且寄得也不准时，但我并没有因手头拮据而感到苦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肄业，到退职，他得的薪水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的钱，总共五千纸卢布。见1845年3月24日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收到莫斯科人寄来的五百银卢布。”（《书信集》，第1卷，页74）我在军事学校修完课程后，在大学听课期间，一年总共才拿到一千纸卢布。
只是在他退职后的头一年（1844），到他的《穷人》获得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确实是穷困的，因为除了写作的收入以外，他一无所有。从1841年到1849年，达尼列夫斯基也一无所有，毫无任何收入，以卖文为生，却并没有陷于穷困，尽管那位克拉耶夫斯基付给他的稿酬比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的稿酬要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1845年一下子名声大噪之后，慢性病似的相对穷困情况也并未停止。
那时我们交往密切，他生活在“时刻要预先算计生活来源”之中，但是1854年解除苦役后便同确确凿凿的贫穷结了不解之缘。185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了他理应享有的声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回来以后一下子“名声大噪”的，而是过了两三年，发表了《死屋手记》之后。一年之前在《当代》杂志上出现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思想意义方面得到杜勃罗留波夫的肯定的评价（在《逆来顺受的人》一文中），可是并没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什么声誉；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论述长篇小说，说它“低于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尽管他在钱财方面还缺乏，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个无产者。
服苦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什么确凿无疑的影响，这一点我在下面另行叙述。这里我只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者，然而，作为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到有人对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人施加暴力，譬如，当他看到或者得知芬兰团的司务长被逼着通过队列一种体罚。，他的愤懑乃至憎恨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只有在这样激情勃发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扛着红旗走上广场，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一点。
已经获致盛名的抒情诗人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他金发碧眼，仪表俊秀，但“他的面容苍白，朦胧如雾霭”这位理想主义者，性格温和善良的人，他的内心倾向也同样朦胧模糊。他赞成一切他觉得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事物，然而他没有明确的倾向，他之所以参加小组是因为他看到组里的理想主义的愿望比实践的渴望更强。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获得Andre Chenier法语：安德烈·谢尼埃。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1794年在巴黎被雅各宾派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的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