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伊万诺娃（1847—190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甥女。特罗伊茨基医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有病来解释他的孤僻与多疑，大家知道，他发过癫痫，整个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尽管他外表上看来身体健康，结实，精神饱满，干什么活儿都不落人后。“海员们”的看法则认为他的孤僻是由于恐惧，怕让上司知道他的待人态度或者非法的包庇，怕他们会因此而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杜罗夫则相反，替自己赢得普遍的同情。尽管他的外表极其虚弱，疲惫不堪，他却对什么都感兴趣，喜欢接触他所感兴趣的监狱外的普通的人间生活，对人家给予他的力所能及的优待或物质上的帮助，他都表示衷心感谢。他什么事情都乐意谈，甚至参与争论，能以他的热烈而又生动的言论吸引听者。他的话语透露出诚实而又坚毅的性格，有真诚的信念，不幸并没有损害他的性格，因此他得到了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得多的同情。不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句什么话触犯了他，他烦躁起来，就忘乎所以了。比如，只要在他面前说话时提到（哪怕是无意中提到）他的亲戚雅科夫·伊万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将军（后来是公爵）的名字，他便会忘掉一切克制的分寸，落到偏激的程度。他喜欢看书，特别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小说，例如大仲马的《玛戈皇后》、《沙尔尼伯爵夫人》及《基度山伯爵》，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与《流浪的犹太人》，保尔·费伐尔的《魔鬼的儿子》等。他向人借这些小说，几夜工夫囫囵吞枣地看完，又去借其他的书。他甚至等不及人家去叫他，在需要时，他做工回来，得知“海员”中某人在站岗，他就自行拐到警卫的哨所里来了。——马尔季扬诺夫注不过他的要求并不总是能够满足的，因为鄂木斯克的藏书实在有限。使“海员们”吃惊的是这两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性格，他们以心灵的全部力量互相憎恨着，从来不走到一起，他们关在鄂木斯克监狱期间，始终不曾交换过一句话。见本书页163注①。叫他们一起到军官房间里去聊天，他们两人你坐这只角，他坐那只角，皱着眉头，对青年们的问话，他们也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声“是”或“不是”；因此只好把他们分开，一个一个叫他们进去。人家就这件事问杜罗夫，他回答说，他们两人谁也不会先开口说话的，因为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提到了和他一起待在监狱里的所有最优秀的犯人，只有几个人是用他们姓名的开头字母来代表；可是对杜罗夫，无论是用全名也罢，用假名也罢，哪里也没有提到过他，好像监狱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逢到实在无法不提到他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种说法：“他们吓唬我们，就是我与另一个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我和他一起来服苦役”或者：“我骇然望着我的一位（贵族出身的）同志，在监狱里如何像一支蜡烛般地熄灭了。他是和我一起进监狱的，那时他还年轻，漂亮，善良，出监狱时他的身体一半已经垮掉，满头白发，腿也没了，呼吸困难”医院里的主任医生特罗伊茨基十分同情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他经常通过“海员们”通知他们（这个或那个），现在可以到医院里去休息一阵，于是他们去了，在医院里躺上几个星期，吃些丰富的伙食、茶、酒及其他食物，一部分来自医院，一部分来自医生的厨房。据特罗伊茨基对一个青年人说，《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在医院里动笔写的，因为未经上级准许，犯人是不准持有任何文具的，该书的开头几章长期保存在老助理医生处。鲍里斯拉夫斯基将军通过他的管理处的副官伊万诺夫少尉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后来在工程总署供职。他娶了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的女儿为妻。他千方百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他所能够做到的一切。——马尔季扬诺夫注，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也很照应。他允许给他们派最轻巧的活儿（下述情况除外：他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跑去和其他犯人一起干活，尤其是刚到苦役监的初期），在城堡里面或外面，都派他们漆油漆，揩车轮，烧石膏，铲雪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甚至曾经被派到工程管理处的办公室里去做案头书写工作，不过由于马尔吉上校向兵团司令作了报告，说是这一类工作不宜交给因犯政治罪而被流放服苦役的人去做，他很快又被退回来了。一个“海员”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帮了不少忙。有一天他被派在监狱里干活，他待在自己的牢房里，躺在木板床上。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这个人在《死屋手记》中被写成是个衣冠禽兽——突然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躺在板床上，他吼叫起来。“他为什么不去干活？”
“他生病了，大人，”代替长官站岗的“海员”跟着少校教官走进监狱的牢房，回答道，“他有羊癫风。”
“胡说！我知道您在纵容他！带到看守室去！用树枝抽打！”
他们把这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从木床上拖下来，带到看守室去，他果然被吓得突然发病了，看守长派上等兵去向要塞司令报告发生的情况。德·格拉夫将军立即驰马赶来，制止了即将执行的体罚，当众申斥了少校教官克利甫卓夫，厉声强调，绝对不能对患病的犯人施加刑罚。
他[特罗伊茨基］的一个助手，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到彼得堡去告密，说他对政治犯过于纵容姑息。因此，那边派了专人来调查。
按照住院医生克娄让诺夫斯基的指点，调查人员询问证人们，他们不给告密者的揭发作证明。审问政治犯时，他们仅作了模棱两可的寓言式的回答，使调查人员束手无策，只好骂娘。譬如，调查人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监狱里或住在医院里时，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写过，现在也没有写，不过我在为将来的写作收集材料。”
“这些材料放在哪里？”
“在我脑子里。”
题解：
彼得·库兹米奇·马尔季扬诺夫（1827—1899），作家，在《世界作品》、《古俄罗斯与新俄罗斯》、《历史通报》、《涅瓦》、《士兵闲谈》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歌、小说、历史著作及历史文学作品，还有论述军事问题的文章。又以不同的笔名（如爱佐普·卡克特乌斯、布姆布姆、彼佳、克留克等等）发表过幽默诗。单行本出过《士兵诗人心中的歌》（圣彼得堡，1865年），《春苗。论文、草稿、速写及诗歌》（圣彼得堡，1872年），《我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十九世纪俄国活动家影集——辞典》（出过几版），《生活、眼泪及笑声之歌》（1891年，第2版）以及其他著作。
马尔季扬诺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狱的情况是他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中的一部分。显然，这些回忆录确实是从当时凭着印象新鲜记在笔记本上的材料来的，不仅回忆录的基础是依据这些材料，连得具体叙述事实与细节时所依据的也是这些材料。首先，叙述的语调本身证明这一点，作者的语调客观而平静，间接地使人想到《死屋手记》的语调，倒好像回忆录的作者有意在回避任何激情，把唯有他一个人目睹的情况真实地再现出来作为自己的任务。
彼·库·马尔季扬诺夫的回忆录《世纪的转折时期（老笔记本片断）》最初刊登在《历史通报》1895年第10—11期。后来收入马尔季扬诺夫文集第三卷《世纪的事和人。老笔记本中的片断、论文与摘记》，圣彼得堡，1893—1896年。现在这里刊印的选自该书第二章《海员们》（页246—247，263—270，275—276）。
《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选亚·叶·弗兰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是谁叫他，为什么事情叫他，极其拘束地来到我处。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士兵军大衣，红色竖领，红色肩章，苍白的病态的脸，布满了雀斑，神色抑郁。淡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材中等以上。他那聪明的、灰蓝色的眼睛凝然地打量我，他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似乎在说：你是什么人？后来他向我承认，当我派去的人对他说，“刑事案件诉讼代理人先生”叫他去时，他是忧心忡忡的。我当即表示歉意：我没有首先亲自去看他，我把信件和包裹转交给他，转达别人对他的问候，诚恳地和他谈了话，他立即改变了态度，心情快活起来，对人也比较相信了。
1854年春天，解除苦役后，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无期限地当兵。他和其他人一起经犯人歇宿站被解到该地。刚到时，他和士兵们一起在兵营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不久，经伊万诺夫将军及其他人的请求，允许他单独生活，住在兵营附近，由他的连长斯捷潘诺夫替他担保。此外，他还受司务长的监督，这位司务长因为贪图一点小小的“贿赂”就不常常去打扰他了。
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这地方一半像城市，一半像乡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木头的、圆木造的，木板盖的倒不多。居民连同驻卫军、亚洲人以及从科坎德、布哈拉、塔什干与喀山等地来的商人一起才五六千人。半定居的吉尔吉斯人住在左岸，大部分住帐篷，有些富人虽然也有小屋，不过只是过冬才住。他们共计约有三千人。
我想，全城大约有十至十五人订阅报纸，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在西伯利亚的人只对打牌、吃喝、搬弄是非感兴趣，还有就是自己的买卖。不要忘记，当时克里木战争正在进行，不过很少有人去关心它：因为相距实在太远，再说这又不是“西伯利亚人”自己的事情。当时西伯利亚人自己表示特殊，往往说：“他是俄国人。”
我订了三份报纸：《圣彼得堡科学院公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汇报》）及《Independance Belge》（《比利时独立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高兴，他特别喜欢看《比利时独立报》，俄国报纸更不用提了。《奥格斯堡汇报》他碰也不碰，那时他对德语懂得不多，又不喜欢德语。
塞米巴拉金斯克被砂砾的荒原分隔成三个部分。北部是个哥萨克镇，是塞米巴拉金斯克最舒适、最美丽、最清洁、最幽雅的地区。那里有街心小花园、菜园以及相当漂亮的建筑物：团长官邸、团部、军事学校和军医院。供哥萨克住的营房是没有的，所有的哥萨克都住自己的房子，靠自己的家产过日子。
城的南部是鞑靼人的村镇，是最大的镇；同样的木头房子，不过有朝着院子的窗户，那是为了他们的妻妾而设的。高高的院墙把穆斯林居民的室内生活遮蔽起来，不让好奇的人去窥望；房子周围连一株树也没有，是一片光秃秃的砂砾荒原。
坐落在这两个村镇之间、和它们连成一片的，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城市，附带着还被称之为城堡的部分，尽管当时就已经没有人提起它。城堡的围墙早已拆毁，壕沟为沙土所淹没，只留下几道石砌的大门作为纪念。所有的军队都居住在这里：常备军营，哥萨克骑炮兵，全体长官，总警卫室与监狱——这是我工作的部门。没有一棵小树，没有一丛灌木，唯有一片流沙，遍地荆棘。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住在这里。我手头保存了他的小屋的一幅画。
我住在额尔齐斯河边，省长官邸附近；不远处有小岛，岛上有菜园和瓜田，种着香瓜和西瓜。我窗外的河对岸是吉尔吉斯人的村庄，伸展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地平线上是蓝莹莹的群山，那是远在七十俄里以外的萨米塔乌山。我租了三个房间一套的住所，外带前室、马厩、堆房，还有三个人住的地方，连我们的伙食与取暖费在内，每月付三十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连住宿、洗衣服及伙食在内付五个卢布。然而，一般说来，他吃的是什么伙食呀！士兵的口粮当时是发四个戈比，面包在外。这四个戈比，连长、炊事员和司务长还要从中揩油一个半戈比。当然，那时的生活便宜：一俄斤肉半戈比，一普特荞麦三十戈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把自己那份白菜汤、粥及黑面包领回来，如果他自己吃不掉，就给可怜的女房东吃。
诚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在我处吃饭，不过朋友们也请他吃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屋坐落在最凄凉的地方，周围一片荒漠，流沙，既无树林，又无灌木丛。小屋是用圆木建造的，古老，往一边歪斜，没打过地基，房子往地下陷，没有一扇朝外的窗户，因为怕强盗和小偷。他的房间里有两扇朝院子的窗户；院子宽阔，有水井和辘轳架。院子里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园，园地里有一丛野生的覆盆子，还有一丛野生的醋栗。房屋和院子都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墙上有大门，还有低矮的边门，我总是猫着腰走进边门；造低矮的边门在当时也有历史原因：据人家告诉我，敌人若偶尔闯进来，他低着的脑袋就容易砍。一只凶猛的狗用链子锁着看守院子，夜里则把链子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