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提到，我清楚记得薇罗奇卡妹妹的出生，我说错了，她的出生情况其实我是记不得的，我只记得跟她是双胞胎的柳芭妹妹的夭亡情况，她生下没几天就死了，还记得奶妈怎样给薇罗奇卡喂奶。她的奶妈达丽娅，我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她是个高大、肥壮的女人，年纪还轻，奶水很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和姐姐瓦丽娅常常一起去看刚出世的小妹妹吃奶，这时达丽娅奶妈往往掏出她那两只巨大的乳房，用奶水浇我们，像用水龙头浇似的，我们立即四散奔逃。这位达丽娅奶妈常说她的丈夫是个“下级军官”，随着团队上安纳帕了。1828年，我们的军队果然占领了安纳帕要塞。——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在我家做奶妈期间，她收到过丈夫从那儿发来的两封信。这当然是我三周岁半时知道的第一个地名。提到瓦丽娅奶妈，我不由得回想起另外两个奶妈：瓦丽娅的奶妈卡捷琳娜和我的奶妈卢凯丽娅。当然，这两个女人在我家时我还记不得她们，直到后来，她们到我家来做客时我才想起她们。这两个从前的奶妈每年（多半在冬天）来我家做客两三次。她们的到来，对于我们孩子是真正的节日。她们从很近的乡下上城来，总是待个长时间，在我家做客两三天。比如此刻，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下述情景：一个冬天的早晨，保姆阿莱娜·弗罗洛夫娜走进会客室向妈妈禀告道：“卢凯丽娅奶妈来了。”我们孩子们立即从大厅奔进会客室，高兴得直拍手。妈妈说：“叫她进来！”于是穿树皮鞋的卢凯丽娅进来了。头一件事是向神像祷告，向我妈问好。接着逐个吻我们大家；我们呢，真的搂住她的脖子挂一挂；然后把做成礼饼式样的乡下小点心——奶油煎的小饼子分给我们。分罢点心，她躲进厨房，因为孩子们上午得学习，没工夫。等到暮色降临，黄昏来到妈妈在会客室里忙乎，爸爸也在会客室里抄写（医院里的）病历卡上的处方，他每天都要带一大堆病历卡回家来抄，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在黑洞洞的（尚未点灯的）大厅里等奶妈来。她来了，大家坐在椅子上，黑乎乎的，于是开始讲故事。为了不妨碍父母工作，她几乎用耳语一般的悄声讲故事。我们愉快地连续听上三四个钟头。屋里那么静，听得见爸爸写字的笔尖的沙沙声。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简直没有听过，叫什么名儿现在我全想不起了；有讲火鸟的，讲阿辽沙·波波维奇的，有蓝胡子，还有其他许多故事。我只记得有些故事我们觉得非常可怕。我们对待这些讲故事的人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发觉瓦丽娅的奶妈知道的故事虽多，但是讲得不如安德留沙的奶妈那么好，或者诸如此类的看法。
说到故事，顺便再讲几句。在我们童年时代那阵子，关于鲍瓦·科罗列维奇、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等等的木版故事书流传甚广。那是一种四开本的小册子，灰色纸张，木版印制的斯拉夫文和俄文书，每页书上都有木版画。这种小册子我们家里也经常有。这一类书本如今连乡村市场上也没有卖的了。诚然，眼下有印刷精良的壮士歌，但那已不是儿童的书籍，就算是儿童的书籍，也是供年龄较大的孩子看的；这种书，光是它的样子——开本就引不起我们小不点儿的兴趣。提到这些木版故事书，现在（1895年），当我提笔写到这几行时，我想起一件事，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在四十年代末他已经从事文学创作时告诉我的：当时有一位作家（好像是已故的波列伏依尼·亚·波列伏依（1801—1867），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杂志发行人。）打算摹仿这种故事的语言，编写几个类似的新的故事，也以木版印刷发行。按照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哥哥的看法，这种投机的做法如能成为现实的话，可能会给老板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过，这种主意大概只是个设想而已。
我们过的日子
我们家里的日子是按照始终如一的顺序在过，天天一样，十分刻板。大清早，六点左右起床。八点钟，父亲便上医院去了，或者照我们家的说法，到病房里去了。这时家里收拾房间，冬天则是生火炉等等。上午九点钟，父亲从医院回来，立即乘车去给为数众多的城里病人看病，或者照我们家里的说法，“去出诊”。他不在家时，我们这些孩子做功课。后来晚些时候，两个哥哥上寄宿中学去了。十二点左右，父亲回来，十二点多，我们午餐。只有谢肉节期间是例外，上午十点钟左右摆桌子，在父亲快要从病房里回来时，端上薄饼，吃过薄饼，父亲再去出诊。这几天往往是下午三点多钟才吃午餐，而且只吃鱼。谢肉节期间每天吃薄饼，不像现在这样，因为当时把薄饼当作谢肉节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主食。吃过午饭，爸爸立即退到会客室，把通大厅的门关上，他穿着睡衣，躺在长沙发上，睡午觉。他要休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全家人待在大厅里，一片肃静，不大说话，即使说话也只是悄悄耳语，免得将爸爸吵醒。因而，一方面，这是一天之中最无聊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是很愉快的时间，因为全家人（除爸爸以外）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待在大厅里。夏天，苍蝇猖獗，父亲休息时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他睡在长沙发上，我得坐在旁边用菩提树枝条儿替他赶苍蝇，树枝是每天从花园里折来的。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因为我得离开大家，在绝对的寂静中度过这段时间，坐在一个地方，一步也不能动！而且，千万不能漏过一只苍蝇，让它去叮睡觉的人！可大厅里悄悄的谈话声，抑制着的笑声偏偏又听得见！那里似乎挺快活！不过爸爸终于起来了，我也就摆脱了离群独处的境地！
下午四点钟，我们喝晚茶，喝罢晚茶，父亲第二次到病房去查看病人。晚上我们在会客室里过，点上两支脂油蜡烛。硬脂蜡烛当时连说也没有说起；白蜡烛只是在重大的家庭节日有客人来时才点。我们家里没有灯，父亲不喜欢灯，即使谁家有灯，点的也是素油，有一股难闻的气味。煤油和其他点灯用油那时连提也没有提起。晚上爸爸如果不整理病历卡，我们就大声读书；读的书我在下文还要比较详细地谈到。节日里，尤其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就在这间会客室里打牌，玩捉王牌，父母也参加。这种乐趣和这样的节日，叫人很久还在回味。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复活节玩一种特别的游戏——滚彩蛋。大厅里铺上毡子，或者，省事一点，铺上棉被，在棉被上把蛋从两块特制的树皮上滚下来。有时大人和旁人也参加我们小孩子的游戏，玩的人达到十来个，赌输赢的蛋也极多。通常，夜里八点钟，不早不迟，晚饭摆好了，吃过晚饭，我们孩子站在神像前念诵祈祷文，然后跟父母告别，去睡觉。日复一日，每天这样度过时光。外人，或者所谓客人，很少上我们家来，尤其是晚上。父母的所有熟人，大部分仅限于上午来拜访。不过，到后来，哥哥和姐姐进了寄宿中学，只有我单独和父母待在一起，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马尔库斯倒是经常傍晚时来做客，这我上文已经提及。他来时，我常常赖在会客室里听他们谈话。偶尔我父母晚上出去做客，这时我们孩子的游戏花样就比较多，玩得也比较热闹。这完全不是因为父母在家时我们孩子就玩得拘束，而是因为我们的仆人不好意思。父母一走，我们开始唱歌，然后跳起轮舞，玩捉迷藏以及诸如此类的游戏，那是我们那间偌大的大厅促使我们想玩，而父母在家时又不常玩的游戏。不过，父母离家的时间向来是不长的：晚上九、十点钟他们一准回来。我们往往在次日告诉妈妈，昨天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游戏；对妈妈，我们自然是比较坦率的。我记得，妈妈外出时总是说：“唉，你呀，阿莱娜·弗罗洛夫娜，你就费心让孩子们高兴地玩一玩吧！”
家庭的喜庆节日，尤其是父亲的命名日，对于我们向来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开始，先是我的两个哥哥，后来是我姐姐瓦丽娅，必须准备好一篇祝贺词在早晨献给过命名日的人。贺词一向是用法文恭恭敬敬地抄在信笺上，卷成圆筒，呈交父亲，再大声而流利地背诵一遍。我甚至记得，有一次贺词是从《亨利亚德》中抄摘的（为了什么原因，只有天知道）。父亲深受感动，热烈亲吻致贺词的孩子们。这一天总是贵客盈门，大部分来吃饭；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了，我记得举行过两三次跳舞晚会招待客人。不过据我所知，我们孩子都不大情愿跳舞，被人家推着去跳，当它是一件勉为其难的累人的活儿。
夏天的散步和其他的娱乐
夏季里，家里消磨时间的方式有若干变化，就是全家傍晚时去散步。莫斯科玛丽雅医院的大楼在天主房街，坐落在叶卡捷琳娜女校和亚历山大女校之间，离玛丽雅森林不远。这一片森林始终是我们夏天散步的目的地。傍晚六点多钟，如火的炎热已经散去，我们全家，父母和孩子们，大部分和住在玛丽雅医院的其他人（多半是和舒罗夫斯基家的人）一起，出去散步。经过亚历山大女校大门口，那里不知为什么站着一个身穿全套军装、荷枪实弹的哨兵，从这个哨兵身边走过的时候，必须给他一个戈比或半戈比。但这钱不是交到他的手里，而是扔在他的脚边。哨兵瞅个适当的机会俯身把戈比捡起来。这是当时莫斯科人的一般风尚。散步极其循规蹈矩，孩子们到了城外，甚至到了玛丽雅森林也不敢松散松散，奔奔跑跑。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只有在自家花园里才可以。散步时父亲总是和我们孩子讲一些能增长知识的事情。比如，我记得，他几次以实物作证给我们讲解几何学原理，讲解锐角、直角和钝角，曲线和折线，这种实例在莫斯科的街区几乎步步皆是。
每年到三一修道院三一修道院全称是三一谢尔盖修道院，距莫斯科七十公里，是十四世纪时由修士谢尔盖·拉陀涅什斯基所建。去也应算在夏天的生活变化之内。不过这只应当归入我们最早的童年时代，因为从1831年我父母买了田庄以后，我们便不再去三一修道院了。这种去三一修道院的旅行我只记得一次，因为我也参加了。这种旅行对于我们自然是件大事，可以说是生活中的重大时期。我们乘车去常常要走很久，在一些地方停好几个小时，如今铁路列车在那些地方只停两三分钟。我们在三一修道院住两天左右，参加所有的祈祷仪式，买了好些小玩意儿，然后照原样回家，整个旅程花去五六天。父亲因为公务在身不参加这种旅行，我们只跟妈妈和其他熟人一起去。
我们爸妈极其难得上戏院，我记得总共才一两次，是在谢肉节或者大节日，大多数看日场（不看夜场），在戏院里租个包厢，我们四个大孩子和父母亲一起乘车上戏院去；不过看的戏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记得有一回我们看一个戏，叫《灰鹦鹉或巴西猿》。这戏的情节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扮猿的演员化装很出色（像真的猿！），是个绝妙的走钢丝艺人。如果说我们难得上戏院的话，那么每逢节日和谢肉节，我们倒是经常和叔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卡杰尔尼茨基到莫斯科的杂耍场（所谓彼得鲁什卡）去玩的，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提过。
我们的父母是极其虔信宗教的人，尤其是母亲。每个星期日和大的节日，我们必定到教堂去做弥撒，头天晚上必定去做通宵祈祷。履行这一切于我们很方便，因为医院附近就有一座很宏伟的大教堂。
医院里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无数菩提树的林荫小径和维修得极好的宽阔的小路。这花园在夏季几乎是我们的住所。我们或者和保姆一起规规矩矩地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在长椅上坐他几个小时，用水调湿沙子，做各种“食物”。游戏吧，只准玩小木马。打球吧，尤其是用棍子打球，比如，用球棒击球玩，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那是“危险而又不体面”的游戏。医院里除了我们以外，还住着许多人，也就是那些大夫们和其他职员。但是奇怪的是，谁家也没有和我们同年的孩子，只除了彼嘉·利赫吉尔，可这孩子家里的人又不让他到医院的花园里来散步。所以我们只好在自己兄弟中间玩玩为满足，做的游戏也很单调。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游园会上曾经看到过一个飞毛腿，为了赚钱而表现其飞跑的本领，跑的时候他嘴里还衔一块手帕的角，手帕浸过酒精饮料。于是我们就模仿他，开始在花园的小径上奔跑，嘴里也同样衔着手帕的一只角。好长一个时间我们就拿这当游戏。
病人也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他们或者穿驼毛色的薄呢病员服，或者穿斜纹布的夏季病员服，视天气而定，但头上戴的永远是像雪一样白的椭圆形布帽，不戴制帽，脚上穿鞋子或无后跟的拖鞋，所以他们只能脚蹭着地面走，不能迈开步子走。不过，病人在花园里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散步，因为病人的行动非常循规蹈矩。大人严格禁止我们，也禁止保姆跟病人接近，不准与他们谈话。
购买村庄尼古拉弟弟出生外公去世
初次下乡我们在乡下的游戏村里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