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乡土派自有它的信奉者，并且正如我已指出的，它也有单独存在的几分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俄国的流派，爱国的流派，它在给自己寻找定义，正如逻辑所要求它的，最终又归附于斯拉夫主义了。可是在若干时间内它保持独立，这有双重的原因：一是它相信自己的力量，希望独立；二是希望尽可能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引起他们的兴趣，避免和群众的成见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作很大的努力要使他们的杂志办得引人入胜，有更多的人看。考虑刊物上文章的多样化，作品的影响，避免一切艰涩枯燥的东西，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杂志上会出现像《让·卡赞诺夫从威尼斯的普洛姆勃逃跑》让·卡赞诺夫的回忆录的这一片断刊载在《当代》第1期上。、《拉赛涅尔讼案》《拉赛涅尔讼案。法国刑事案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杂志第2期上，加了这样的编者按语：“我们今后如将不时刊登一些著名的刑事诉讼案例，那是因为我们想以此满足读者的需要。且不说刑事案例比形形色色的长篇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尤其因为案例亮出了人的灵魂的丑恶方面，那是连艺术也不愿触及的方面，我们觉得，看看这样的诉讼案对于俄国读者不无裨益。”等等文章。同时其他文章也力求轻松诙谐，滔滔不绝，当时整个杂志界盛行的是这种风气。《当代》在轻松和趣味性方面不想落在别人后面，又考虑到刊物要获得成功，不但一般地承认它对自己、对公众双方都有利，而且直接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杂志带到文学界来的思想。就因为这个原因，杂志即使打算直接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引用斯拉夫主义者的话，就是引用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甚至《火炬》的出版人（即布拉契克、扎果斯金及其他人）的话，在阿·格里戈利耶夫发表在《当代》上的第一篇文章上就有了。（《当代》，1861年，第5期，《评论概述》，页4、9）也是不适宜的。杂志与阿·格里戈利耶夫之间产生小小分歧的真实原因就在这里。格里戈利耶夫的几篇文章我们《当代》的同事们很用心地看过，其他派别的认真的文学家们大概也看了；但是对于公众，这些文章分明是不合适的，因为要看懂它既要大费脑筋，还要熟悉现在不大用到的文学界的传闻。明显地引用斯拉夫主义也会给杂志带来某些不便。下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亚·格里戈利耶夫》一文所作的内容丰富的“注释”，这里从略。（《时代》，1864年，第9期，《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350—353）
四疾病——作家的劳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惊人的热情开始工作。他从第1期起发表他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主持评论栏，开头的文章是《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的“序言”。但此外他还参加了杂志的其他工作，编辑刊物，选文章，约稿，创刊号上还担任写小品文。其实小品文本来是约德·德·米纳耶夫写的；我不知道他写的小品文的内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不满意，他自己匆匆写了一篇，题目叫《诗歌和散文中的梦》，按照当时流行的风气，把米纳耶夫的小品文里所夹的诗句统统放在自己的文内；这风气似乎正是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上著名的“口哨”栏里杜勃罗留波夫在“口哨”栏发表的一些小品文确实是散文中夹了诗句，不过这种“风气”早已存在（例如帕纳耶夫在《现代人》上的小品文，阿尔马若夫在《莫斯科人》上的小品文均如此）。所开创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支持不住这样的工作，到第三个月他生病了。四月号的《当代》上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五印张或六印张，只有十八页，加了个编辑部按语，说是作者病了。这病是可怕的癫痫症，他躺了两三天，几乎人事不省。
我记得我们大家都惴惴不安，尽管一般说来，他的病对于他的亲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文学写作使他付出重大的代价。后来我无意间听他说，为了治疗他的癫痫症，医生们提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完全停止写作。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本人能下决心过这种生活，不去做他看作是自己使命的那种工作。而且连好好地休息一年或两年都不可能。只是在他临死之前，他的事务首先多亏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操心安排，他才有休息的可能；可是临死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愿意半途而废。
他的病大致上一个月发作一次，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有时候发作的次数还要多些，常常是一星期发作两次，虽然这种时候很少。在国外时，处于病情很稳定的时期，又因为气候良好，结果四个月左右没有发作。发病前往往有预感，但也可能不灵，上当。长篇小说《白痴》中详细描绘了病人在发作时所体验过的感觉。《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6卷，页253—257。我自己有一次曾亲眼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次普通的发作。那大约是在1863年，正好是复活节那个礼拜天的前夕。深夜十点多钟，他顺道来到我处，我们很兴奋地谈话。聊的什么事情我想不起了，只记得是很重要而又抽象的题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兴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我则坐在桌子旁。他讲着什么崇高而又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不知以什么意见支持他的看法，他向我转过脸来，满面欣喜的神色，看得出，他兴奋达于极点。他停顿了片刻，似乎在寻找话语以表达他的思想，嘴已经张开。我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感觉到他将要说出什么不寻常的话来，我就要听到什么启示了。突然从他张着的嘴里吐出一种古怪的、没有意义的拖长的声音，接着就失去知觉倒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这次癫痫发作并不严重。由于抽搐，全身挺直，嘴角冒出白沫。半个钟头以后他苏醒过来，我步行送他回家，他的家就在不远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多次向我详细讲过他在发病之前常常有一个极度兴奋的时刻。他说：“有片刻工夫我感觉到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有的幸福，其他的人是根本不会知道的。我感觉到自己身上和整个世界都十分和谐，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甜美，为了这无限愉快的片刻可以付出十年生命，也许整个生命。”
由于癫痫发作，跌倒时常常摔伤，肌肉抽搐得发痛。脸上偶尔出现红斑，有时出现乌青。但主要的是病人丧失知觉，有两三天工夫觉得自己完全像个死人。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几乎承受不了苦闷的心情和异常强烈的感受。这种苦闷的性质，用他的话来说，在于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似乎感到他的头上压着无人知晓的罪孽和深重的恶行。
血往头上涌，主要是写作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是很有害的。这是作家不得不忍受的苦难的许多例子之一。有的人，他们的劳动不一定会破坏机体的平衡，不会随之而产生近于害病般的紧张和强烈感受，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痛苦，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算是例外。创作的喜悦和想象的快乐有它相反的一面，很少有人能避免得了。飞得越高，跌得越痛；敏锐的感觉往往是由痛苦的环境造成的，但无论如何敏锐的感觉会把普通的环境变成痛苦的环境。
这里我要说一说写作方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注释”见本书页222注②。的开头情不自禁地以抱怨口吻提到过。
通常他总是写得很匆忙，快要到期时才写，急就章，又往往脱期。原因在于他是单靠写作为生的，到最近，到近三四年来，他穷了，所以预先支钱，答应了人家，订了合同，以后不得不执行。他的开支没有做到依靠卖文为生的人所需要的那种高度的克制和调度有方，文学写作没有定法，没有定则。他一辈子负债，写了借据，像落在网里，一辈子很紧张，匆匆忙忙写作。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经常加剧他的困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把活儿放在一边，直到期限到了，不能再拖了。等到剩下的时间恰恰足够把东西写完，他这才动手，奋力写了起来。这是一种惰性，有时候达于极点的惰性，但不是普通的惰性，而是一种特殊的、作家的惰性，我曾有机会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上十分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惰性。问题在于他经常进行着内心的劳动，产生思想活动和思想的发展，他的写作往往很难脱离这种劳动。表面上他很空闲，实际上他不倦地在工作。不进行这种内心劳动的人，或者虽有内心劳动而十分轻微的人，通常因为没有外部工作而烦闷，便兴味盎然地进入这种内心劳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脑袋里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他从来不因空闲而感到烦闷，极其珍惜这种内心劳动。他的思想沸腾着；不断创造新的形象，产生新的作品计划，而老的计划酝酿成熟，发展。他把自己也写进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场面里，他在一页上说：“顺便说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反复酝酿我的作品，设想着我将怎样去写，这比真的去写更有意思，真的，这可不是因为惰性。究竟为什么呢？”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7。
我们来代替他回答试一试。他的写作几乎始终是内心劳动的一种间隙，一种叙述，所叙述的东西本当还可以长久地发展下去，直到形象完美的程度。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构思到完成之间的距离是很小的；他们的思想几乎是和形象与语言同时出现的；他们能够表达的只是完全形成了的思想，而且一旦说出就不能说得更好。可是大部分作家却要进行艰难而持久的工作，尤其是在写作篇幅巨大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没完没了地修改和重写，把产生时模糊的形象修改得越来越清晰、鲜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幻想：如果他有空闲的时间，他能写出多么优美的东西来；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作品中最精彩的篇章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经过修改，——这自然是因为思想已经酝酿成熟。
他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夜里写作。十二点钟左右，等整幢屋里的人都躺下睡觉了，他独自一人与茶炊作伴，喝着不太浓的、几乎是凉的茶，一直写到清晨五六点钟。他不得不在下午二点甚至三点钟起床，白天接待客人，散步，拜访朋友。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像他这样思想丰富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劳动。他仅仅把自己头脑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的一个部分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大家知道，有时候读者常有轻率的看法，认为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写作算不了一回事，而且误以为诗和散文的写作是轻而易举的。其实读者在评价作者的劳动时是很少会出错的，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引起作者兴趣、打动了作者的东西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打动读者的心，而且作者在作品中注入多少热情和劳动，作品才会对读者产生多少作用。
至于作品写得匆促与粗糙，那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这些缺点而且直率地承认的。此外，尽管他也为这些“不完美的创作”感到惋惜，可是他不仅不为自己的匆促而后悔，反而认为那是必要的、有益的事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动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某一方面产生影响。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发表的时刻和影响，哪怕是不充分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他完全是个新闻记者，纯艺术理论的背叛者。由于他的提纲和构思没有完成，他总是几个题材同时酝酿，他老是幻想着等以后什么时候有整块的、比较清静的空闲时光，他要把这些题材作充分的修饰加工。可眼前他写呀，写呀，写出的都是半成品，——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生活费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经常发出呼声，用自己的思想去提醒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