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赫尔岑在思想上的呼应，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篇小品文中便可见端倪。这篇文章刊登在1847年5月的《圣彼得堡公报》上，是受到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及《耶特罗伏车站》（1846）两篇文章的影响写的。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赫尔岑的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包括修辞方面在内。《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有很多方面是与《法意书简》直接相呼应的。从苏斯洛娃的日记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信中（见《素材及研究2》，页216—217，261—265）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很重视赫尔岑的友好感情的，即使在后来几年，至少是他逗留国外时期（1867—1871）之前，在他与“老朋友”——别林斯基及赫尔岑的分歧明确形成的时候是如此。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赫尔岑已经被称为“过去农奴制的产物”，“以最鲜明的典型反映了”“我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大多数人是脱离人民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7）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在《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像对付别林斯基那样用残酷无情的、侮辱性的语言来对付赫尔岑。一般说来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在俄国的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出色功绩还是抱着深深的敬意的，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斯特拉霍夫对赫尔岑的评价（《赫尔岑的文学活动》，《霞光》，1870年，第3期）时，他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书信集》，第2卷，页25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赫尔岑的整个活动中发现悲观主义，看到他的“苦闷”以及想让自己转向俄国人民的“要求”。（《书信集》，第2卷，页259、357）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提到赫尔岑是因为赫尔岑的女儿自杀，从此事引出一个对照性的题目叫《温顺的女人》。（见《作家日记》，1876年十月号，《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424）后来，无论在文章中还是书信中都没有再提起过赫尔岑的名字。，所以他不仅谴责过我们的革命者与渺小的揭发者身上所存在的这种缺点，就连格里鲍耶陀夫的作品中所存在的这种毛病也不放过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恰茨基，说这是个“机智的、痛苦的、向俄罗斯和乡土呼唤”的典型，可是他宁肯“溜到”国外去也不愿在国内工作。（《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2—83）。
那时我收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国外的来信。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2年6月26日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09—31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非常担心《当代》杂志的工作，建议斯特拉霍夫到日内瓦去。
复信时，我答应按期到达日内瓦。我于七月中旬动身，在柏林逗留两三天，又在德累斯顿逗留两三天，然后搭车径赴日内瓦。为了找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使用人所共知的办法：到湖滨散步，进最著名的咖啡馆。结果似乎在头一家咖啡馆里就找到了他。我们好像在陌生人中间待得腻味了似的，彼此都十分高兴，于是大声说话，呵呵大笑，把庄重而安静地坐在小桌子旁的和看报的其他顾客给打扰了。我们赶紧溜到街上，自然就此形影不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是旅游的大行家，自然风光也罢，名胜古迹也罢，艺术作品也罢，除去特别了不起的之外，他都不太感兴趣；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他只捕捉人的个性和本性，还有就是街头生活的总的印象。他热烈地向我解释，说他可瞧不起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做法，按导游的指点参观名胜古迹。我们果然也没有去参观什么，只往人多的地方去散步，聊天。我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目的，也就努力去捕捉这种我还从来不曾见识过的生活和自然风光的概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现日内瓦总的说来是阴郁的，乏味的。按照我的提议，我们去卢塞恩；我很想看一看四州之湖，于是我们乘船作了一次愉快的湖上之游。天气晴朗，我们得以尽情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后来我又觉得一定要到佛罗伦萨一游，阿·格里戈利耶夫曾经在信上热烈称赞过这地方，口头上也谈起过。阿·格里戈利耶夫于1857至1858年间出国旅行，在佛罗伦萨待过。他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写到佛罗伦萨。（《俄罗斯的话》，1859年，第1期）我们踏上旅途，经蒙塞尼西奥与都灵往热那亚；在那里乘轮船赴里窝那，再搭火车往佛罗伦萨。我们在都灵过夜，这个城市的街道直而平坦，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起彼得堡。我们在佛罗伦萨待了约一星期，住在简朴的Pension Suisse（Via Tornabuoni）瑞士公寓。旅馆。我们住在这里觉得挺不错，因为这旅馆不仅舒适，而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古老的传统的气氛，还没有染上那种叫人讨厌的追求奢侈的时尚，也没有那些厚颜无耻的处处敲竹杠要你多花钱的办法。然而1875年，当我凭着过去的良好印象，再次下榻在这家旅馆，敲顾客竹杠的办法已经大为时行了。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像一般旅游者那样去观光。我们除了在街上散步之外，还看书。当时雨果的《Les Misérables》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于1862年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年轻时就高度评价雨果的天才。（见《书信集》第1卷，页47、58）1862年底至1863年初，看完《悲惨世界》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想对小说进行评价。（见《书信集》，第1卷，页313）1877年4月1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索·叶·卢里耶说：“我自己也很喜欢《悲惨世界》，但是我对它的喜爱并不妨碍我看出其中的重大缺点。”（《书信集》，第3卷，页264）在长篇小说《少年》中维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说：“伟大的艺术家的诗卷上，有时候常有这样使人难过的场面，看了以后一辈子都怀着痛苦想起它。例如莎士比亚的奥塞罗的最后的独白，奥涅金跪倒在达吉雅娜的脚边，或者像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逃犯在寒夜与小女孩在水井边的见面；这种场面一刺痛了心，以后就永远留下了伤痕。”（《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8卷，页524）论到雨果1861年的创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的思想是十九世纪整个艺术的基本思想，“其公式是：堕落的人的恢复，他们是被环境的不公正的压迫、几个世纪的停滞和社会偏见所毁灭的”。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雨果是“这种‘恢复’思想在本世纪文学中的几乎是第一个几乎是主要的预言人”。（《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26）刚问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卷接一卷地买。他看完后把书交给我，—个星期工夫看完三到四卷。但我不愿意轻易放过参观伟大艺术品的机会，试图从静静的、专心致志的观摩中去揣摩和分享创造美的喜悦，所以我几次去参观galleria degli Uffizi乌菲齐画廊…不过我们去还是一起去的；因为我们没有订出明确的计划，一点也没有准备仔细观赏，所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快就感到腻味，我们也就走了，大概连美第奇的维纳斯都没有去看。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也发现阿尔诺河使他想起丰坦卡，尽管我们一次也没有去拜访过卡希纳卡希纳是佛罗伦萨的郊区。阿·格里戈利耶夫在《伟大的悲剧演员》一文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在城里的散步却是挺愉快的。然而最愉快的还是临睡之前，一杯本地产的红酒在手，作夜间的聊天。提到酒（这一回的酒比啤酒稍浓），我总是要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方面是极其有分寸的，二十年来，我记不得有哪次曾发现他有饮酒过量的迹象。他倒是流露过对甜食略有嗜好，不过一般说来他吃得很有节制而已。
我们在瑞士公寓吃饭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记载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页423上（《文集》，第3卷）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112—113…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在谈话中占了首位的大块头的法国人，确实相当使人不快。不过小说里把他的话语写得太生硬粗暴了；还漏了一个细节：这一番话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当大家还在喝咖啡的时候，他愤而离席了。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写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读者定会极明显地看出，他在国外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什么东西上的。他感兴趣的是人，仅仅是人，连同他们的精神气质，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方式。
我们在佛罗伦萨分手。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他想到罗马去（没有成行），我想到他已去过的巴黎去一次，哪怕待上一星期也好。对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引用过的法国警察的警惕性，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乘轮船从热那亚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85—88。到马赛去，离岸几个钟头后，天色已经全黑了，他们忽然向我要护照，而且只向我一个人要护照。我记得，这使某些旅客大为吃惊，有人向我解释说，法国害怕形形色色的外来人。也许是某种类似的情况使警察上当了。
十杂志的第三年——波兰事件
九月份，我们回到彼得堡，我们编辑部的全体人马也到齐了：阿·格里戈利耶夫仲夏时就从奥伦堡返回。大家尽各人的能力着手工作，事情进展顺利，甚可乐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一件事便是为九月号草拟1863年《当代》出版的长篇广告，读者在这一期刊物的《附刊》上可以找到该文。这则广告的主要的感人之处在于：“道德上应当和人民完全相通，尽可能密切地和他们打成一片，道义上和他们站在一起，如同一个人一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509）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含着明显的敌意暗示，在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现代人》里尽是些“吹口哨的人，为了啖饭而嘘溜溜地吹口哨”，“出则乘车骑马，满嘴拾人牙慧”。（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4卷，页511—512）广告写得很好，真诚而有鼓舞力。主要内容除了坚定地重申刊物的主导思想以外，就是评论性地描述对手。用阿·格里戈利耶夫的术语来说，其中一部分人被称之为理论家——这是指虚无主义者；另一些人被称之为空论家——这是指正统的自由主义者，例如当时的《俄国导报》。整则广告几乎是专为理论家与揭发者而作的。不过也有溢美之词，像1862年的广告一样。1863年的广告是一大成功，就是说它刺激了文学界的各派，大多数是敌对的派别。“鞭挞因循守旧的自由主义”这种生动的说法，得到小刊物的响应，他们知道这指的不是他们。
次年，1863年，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是个重要年代。一月初爆发了波兰起义，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极大的动乱，造成某些看法大转变。
彼得堡的文学界从起义一开始几乎就是一片沉默，这或者是由于它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是因为从自己的抽象的观点出发，甚至要直接对起义者的主张表示同情。这种沉默把莫斯科的爱国人士以及政府机关圈子里具有爱国情绪的人惹火了。他们感觉到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敌视国家利益的情绪，他们对这种情绪公正地感到愤慨。一片沉默暂时只反映着一些隐秘的感情，只要有一种现象把这些感情最先露骨地表现出来，愤慨之情便必定会猛烈地发泄到这种现象上去。它果然发泄出来了。但由于不十分理解，怒气没有落在有过错的人身上；意想不到的讨伐把《当代》杂志搞垮了。
应当直率地承认，这份杂志没有很好履行当时摆在一切杂志，尤其是爱国的杂志面前的职责。1863年的《当代》在文学方面办得极有趣味；出的刊物不仅很厚，花色也很繁多，充满了好作品。可是对波兰问题只字不提。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致命的问题》，发表在四月号上。这篇文章被人误解，导致杂志停刊。
自然，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还是我，都没有亲波兰的迹象，也不打算说什么对政府不满的话。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可以概括为这样的意思：俄国人在道义上不可能与波兰人和解，因为波兰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的文明，而俄国的文明则是野蛮的。可是由于叙述得极其抽象，含糊不清，斯特拉霍夫所举的波兰人的看法的那些话也可能被人当成是作者的观点，这样一来，由于误解，斯拉夫主义者的斯特拉霍夫就被指责为亲波兰派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起先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作过称赞。实质上这是我们从事的共同事业的继续，也就是把问题上升到一般的、抽象的形式。可是生活以它自己的具体的感情与事实进行得那么紧张，这一回它受不了抽象的东西。这篇倒霉的文章在这方面自然是写得很糟糕的。刊物被禁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稍责备我叙述的笔调抽象、枯燥，我当时对这种意见稍感不快；但现在我很乐于承认这种意见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