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尽管与《现代人》有过论战，然而在1862年底（在九月号上）还登过谢德林的文章，1863年第1期上还发表过涅克拉索夫的诗《普罗克之死》。1862年《当代》第9期上发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我省一日》；1863年第1期上以《普罗克之死》为标题，刊登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第一、二、六、七章。但是《时代》却与《现代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时代》的方针已是有意识地斯拉夫主义化。我记得，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了一篇袒护《日报》的什么文章，直率地说：“这样好，要尽可能帮它的忙。”和虚无主义派的决裂是很彻底的，有论战也仅仅是对虚无主义派而进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是很喜欢进行论战的。他有讽刺挖苦的才能，有时是很愉快的揶揄，在《当代》的最后几期上他就曾经十分尖刻地刺伤过谢德林斯特拉霍夫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口哨〉》、《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2期）及《再谈稚嫩的文笔》（《当代》，1863年，第3期）三篇文章。，尽管是在与派别无关的问题上。同时，不仅有1863年起便是《现代人》的最佳撰稿人的谢德林给刊物带来他的机智和讥讽挖苦，1864年，这本杂志又开始进行论战，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斯特拉霍夫显然是指1864至1865年间《现代人》与《俄罗斯的话》及《时代》的论战。掀起一场可怕的战争，《时代》先是欣然迎战，最后不得不落在对手的后面，因为无论是论争的狠劲，遣字造句的强横，还是在容纳这许多词句的巨大篇幅上，《时代》都无法与对手相抗衡。继《现代人》之后，其他出版物也吸引到这一方面来了。对于那些充满了公民的激情，然而既无本事又无机会出来表现的人，再没有比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敌人并千方百计杀戮之更为合适的了。这么一来，论战就逐渐变成一件国民的大事，这就是论战有时会扩大的最重要原因。在这场笔墨官司中，《时代》的表现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始终站在纯粹的文学的基地上，始终顾及原则，因而它自然不及论敌们强大，因为对手们是肆无忌惮的，他们放任自己，不仅进行种种尖酸刻薄的挖苦与谩骂，比如，称论敌为坏蛋、夹肉面包、雨燕等等，而且竟放肆地暗示说我们不老实，拍政府的马屁，充当告密者等等。我记得，当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与订户结清账目》在某地遭到严厉批评，并且人家证明他蒙骗订户时，可怜的他真是沮丧极了。下面删去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第十四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当代〉及〈时代〉工作的叙述》——公开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3月31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
十五艰难的一年——《罪与罚》
1865年夏天，七月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国外去了。九月、十月他在威斯巴登度过（见他给弗兰格尔的信）。十一月，他又回到彼得堡，一直待下去，过了整个1866年。这一年在他的生活中有重大意义。从一月份起，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秋天，1866年的10月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未来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相识。见本书后文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相关回忆录。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小争执，内容我不准备细说了。一部分是因为共同的事业遭受挫折时往往会有的困难和不满，不过这仅仅是极微小的一部分。共同的不幸要大家分担，每个当事人自然竭力想让自己分担的那一份尽可能地小一些。回想起由此而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面目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我再重复说一遍，在我们的争执中，业务是丝毫不重要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关心同事，所以大家对他也怀着尊敬和好感，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他自己身陷困境，情不自禁要发火罢了。然而这种不满的阴影很快就过去了。德·瓦·阿韦尔基耶夫与我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婚礼上是他的证婚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教堂里见面，行过圣礼以后又到他家去聚首。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证述，争执起于《时代》的失败，仅仅随着《罪与罚》的成功才告结束。（见《书信集》，第3卷，页155）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妻子谈到《时代》失败后与斯特拉霍夫的分手时说，未必是仅仅因为思想性质方面的原因而分手的。他们之间首先是因为《时代》停刊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而引起误会。
成了鳏夫以后，尽管他境况窘迫，有时候看上去还像个未婚夫的样子，至少妇女的敏锐的眼睛在这方面看来是如此。这股子热情和生活的欲望达到了目的。新的婚姻迅速为他带来了他如此渴望的美满的、甚至异常的家庭幸福；这时，他与穷困和债务的残酷搏斗也变得比较轻松顺利了，但是胜利的结局姗姗来迟，直到不倦的斗士去世前两三年才来临。
长篇小说《罪与罚》产生了非凡的影响。1866年那年，人们只看这部小说，爱看书的人只谈论这部小说。谈论的时候，人们常常抱怨这部小说的强烈的压抑感，给人沉重的印象，神经健全的人看了几乎要生病，神经衰弱的人不得不掩卷而罢。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与现实的吻合。当时，《俄国导报》出版，刊载了一篇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行的文章，各报纷纷登出消息，报道在莫斯科发生的完全相似的罪行。有个大学生杀死了高利贷者，抢走他的钱，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大学生这么干是出于虚无主义的信仰，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改变不合理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杀人案是在《罪与罚》问世前两三天发生的。斯特拉霍夫是指轰动一时的大学生丹尼洛夫的案件。1866年1月底《呼声报》及《莫斯科新闻》开始刊登该案的审判消息。我不知道读者对此是否感到震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很注意此事的，常常谈起，经常以艺术上的洞察力有这种成就而自豪。我还想起，已故的米·巴·波克罗夫斯基六十年代初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就是“斯特拉霍夫的伟大的朋友”。（潘捷列耶夫，《回忆录》，页246；又见《书信集》，第4卷，页386—387）许多年后还谈到这部小说对一群年轻人产生过多么强大的影响，他们曾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一个城市里流放过。有一个青年，站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一度也想犯一桩类似的罪行，后来才回心转意。作者掌握那些脱离原则、胆大妄为地违背自己良心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如此准确。
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不是没有人反对。1867年初，我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一篇分析评论《罪与罚》的文章，是用非常克制而又枯燥的笔调写的。斯特拉霍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文章发表在1867年第1—4期的《祖国纪事》上，以《我国的小说文学》为题，连续发了几篇文章。第一篇专门就当时刚由斯捷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集概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第二篇及第三篇文章论《罪与罚》。斯特拉霍夫此文的主要意思可以归结为：“作者所写的虚无主义是发展到了极端的，再下去几乎已经无可发展了。显然，作者在这里选取了极端的形式之后才有可能以完全正确的态度作完整的表现。”这样，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小说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可怜的野蛮现象，而是以悲剧的形式，作为一种伴有残酷的痛苦的灵魂扭曲”而表现出来的。（《祖国纪事》，1867年，第3期，页330—331）这篇文章有两方面使我难以忘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过以后对我说了称赞的话：“只有您一个人了解我。”可是编辑部不满，直率地责备我讲交情，大肆赞扬小说。我则相反，恰恰因为冷淡地、没精打采地谈到如此惊人的文学现象而深感内疚。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的下一章《普希金纪念日》见本书后文。
题解：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1828—1896年），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按所受的教育是个自然科学家（毕业于数理系，写过动物学方面的硕士论文），有许多哲学著作（《论自然科学的方法及其在普通教育中的意义》，1865年；《宇宙一体》，1872年；《哲学摘记》，1895年），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文章（论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当前文学状况）。还写过一些心理学论文，三本著名的哲学修养方面著作（《我国文学中与西欧的斗争》，1882—1887年）以及其他作品。
1860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不久，斯特拉霍夫便与他相识。他们两人经常到当时颇受欢迎的作家和教育家米柳科夫处去（关于米柳科夫的情况见本书页150—151）。早在四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就和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杜罗夫小组成员的米柳科夫关系密切。米柳科夫是1860年1月刚创办的《火炬》杂志的实际上的编辑，每逢星期二，各种文学家在他那里聚会，有诗人阿·迈科夫，年轻的符·克列斯托夫斯基符谢沃洛德·弗拉基米罗维奇·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俄国作家。及其他人，斯特拉霍夫也在受邀请之列。
他们刚相遇时是兴趣和倾向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是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两个代表人物。斯特拉霍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搞哲学和动物学的，“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在同一时期，米柳科夫小组的文学家们，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们那里“占首位，简直好像压倒了对纯文学的兴趣”。斯特拉霍夫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在米柳科夫的小组中看上去至少应是一种异己的思想。可是斯特拉霍夫看出在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思想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就《当代》杂志的出版所发表的《广告》中正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他在文中强调说，在我国，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是彼得的改革以后产生的，必须赶快回到自己的土壤中去，回到人民的基本原则中去，但不是为了拿它们去与全人类的高度文明的原则相对立，而是要完成某种综合，也就是要找到能调和“在人类历史上”暴露出来的一切矛盾的办法。以为俄国人民具有这样的特性和使命，这一想法，“构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纪念普希金大会上的演说的内容，可见他是信奉到底的。”——斯特拉霍夫这样写道。
不过在拟定《广告》的主旨时斯特拉霍夫大概也起过重要作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编《当代》杂志（1861—1863）和《时代》杂志（1864—1865），是充分信任斯特拉霍夫的，让他主持评论组，当时这个组比其他的组重要，甚至比小说散文组重要，因为评论组决定刊物的面貌。斯特拉霍夫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一场斗争中，这是他在《当代》中进行的反对“虚无主义者”与“理论家”——即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皮萨列夫的斗争。正是他，斯特拉霍夫，开始了《当代》与“虚无派”即革命民主派的斗争。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1861）一文中已经与革命民主派的美学观点展开论战了。“不过我受不了，”斯特拉霍夫说，“我想快些以直率而坚定的态度对待虚无主义的理论。”在《当代》1861年七月号上《再谈彼得堡的文学》一文中，他果然首次采取这种直率、坚决又怀有敌意的态度，以后在每一期的《当代》上，后来在《时代》上，几乎都继续采取这种态度。斯特拉霍夫始终是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理论的激烈的反对者。
斯特拉霍夫约略提到过1865年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小争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1867年）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为什么争执，为什么分歧，斯特拉霍夫没有提起，应当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琐事问题。关于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在他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不满：他分明逐日衰老了。”（《列·尼·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托尔斯泰纪念馆出版，圣彼得堡，1914年，页27，1873年3月15日的信）“我不喜欢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同上，页185，1878年9月14日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几次提到斯特拉霍夫对他的态度不好，最后一次态度不好的原因是长篇小说《少年》。显而易见，小说发表在涅克拉索夫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祖国纪事》上这件事本身，不仅使斯特拉霍夫极为反感，连迈科夫也大不愉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不喜欢他们两人，尤其不喜欢斯特拉霍夫本人；他们两人都有脾气。”（《书信集》，第3卷，页154）《少年》这件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信中再也没有提起过斯特拉霍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最后五年，他们显然没有会过面（当然，意外的碰头与社交场合的见面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