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兴作打油诗，源源不绝。为了某个原因，他念了下面的一首诗，诗中写到曾在伊万诺夫家里待过的一伙人当中的福尔茨两兄弟。弟弟是中学七年级学生，不知为什么人家叫他“烂牛肉”，哥哥是大学一年级学生。
我在“烂牛肉”身上唤醒他的荣誉感，他发誓，从今以后连犀牛也不放过。
卑贱的福尔茨
受了人家欺侮，准备五人一起去报仇雪耻，可是因为发育不全，他依旧是个粗鲁汉、大笨蛋，只好当听差。
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和待在伊万诺夫家的青年们争论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争论什么更崇高：“是靴子，还是普希金的作品？”“是靴子，还是普希金”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警句，但文句略有改动。他雄辩地捍卫了普希金诗歌的意义。
下面这首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揶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而作的。她打算进音乐学院，须在规定期限之内提出申请。
她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代她写申请。在规定日期的前一天夜里，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问，申请书是否写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掏出一张纸片交给她。上面写着：
从春天起我就打算进音乐学院，跟尼古拉·鲁宾斯坦学音乐。
这是我的申请书，请您收下。
录取通知
也盼迅速送达。
姑娘动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她取笑够了之后，掏出另外一张纸片，上面是按普通格式写的入学申请书。
有一次去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诺夫家关得紧紧的房间里，和丹尼列夫斯基气氛严肃地谈了很久，等丹尼列夫斯基离开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写了一出喜剧《老实人与舍马通》舍马通，意即吊儿郎当的人。，这两者，前者指他自己，后者指丹尼列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容易对人产生感情，是个多情种子。他喜欢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的女友玛丽娅·谢尔盖耶夫娜皮萨列娃，一个活泼的、生气勃勃的姑娘。有一回，快到复活节时，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和大伙一起去做晨祷，留在家里。玛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也待在伊万诺夫家。等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从教堂回来，她的女友笑眯眯地告诉她，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她求婚了。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听到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求婚觉得很可笑，——在她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了年纪的人。她拒绝他，开玩笑地以普希金的诗作答：老头儿的僵硬多年的心，忽然间热情如焚。
《波尔塔瓦》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他所遇到的人常有说不清楚的好感和反感。比如，不知为什么，他不喜欢一个很好的人瓦西里·赫利斯托福罗维奇·斯米尔诺夫，他的外甥女玛丽娅·彼得罗夫娜·卡列宾娜的丈夫。他想象那个人准是个酒鬼，到处涂写“瓦·赫·斯米尔诺夫到此一游并大饮其伏特加”之类。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这个斯米尔诺夫写在《罪与罚》中的卢仁身上。他看人常常搞错。他以特别热烈的友爱谈到他的哥哥米哈伊尔。
题解：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1848—192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次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万诺夫一家怀着特别深挚的爱，这份情感始终存在，而且时时给作家以支持。（见《书信集》第1卷，页433；第2卷，页66）
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一家在柳泊林诺度夏天，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当时十八岁。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她是个纯朴优雅的美人儿，有卓越的音乐才能。不久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做了鲁宾斯坦的弟子，后来成为出色的音乐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柳泊林诺写作《罪与罚》的第五部，在那里度过的两个月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回忆。玛·亚·伊万诺娃的回忆录中也提到1866年的夏天，这一篇回忆录用她的口气，由弗·斯·涅恰耶娃记录下来，于1926年发表。伊万诺娃的回忆录是那种为数甚少因而弥足珍贵的回忆录之一，在这些回忆录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通常写到的要开朗些、乐观些（见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对冯·福赫特的回忆的评语，本书页318），还有弗·斯·涅恰耶娃的文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献摘录。达罗沃耶之行》也是如此（《新世界》杂志，1926年，第3期）。
这里根据《新世界》1926年第3期页138—144原文刊印，略有删节。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恩·冯·福赫特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66年初在莫斯科相识的，那时我才十五岁半。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求学的康斯坦丁诺夫土地测量学院，有位五等文官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在当校医，并且是唯一的医生。他是个极其出色的、道德非常高尚的人，这样的人我一生中所见不多。他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妹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为妻，生了一大帮孩子，将近九个。伊万诺夫夫妇有十个孩子。（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68年2月1日通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去世的复信：“他有十个孩子，他几乎是在收养别人的孩子。”——《书信集》，第2卷，页73—74）伊万诺夫一家待我如亲人，我常到他们家去度假期，夏天，除了夏令营之外，所有空闲时间也在他们家度过。关于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我有许多东西可写，但这不是本篇回忆录的主旨。我只说一点：学院里绝大多数的职员和学生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亚·巴·伊万诺夫。1868年1月，他去世时，学生们扛着他的灵柩一直走到离学校有几里之遥的墓地。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亚·巴·伊万诺夫，大家都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深感惋惜。
1866年初的一天晚上，我请准假往伊万诺夫家，当时他们住在校院的公家宿舍里。我在他们家遇到相当多的客人，和他们寒暄时，我被介绍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他比中等身材稍高，直直的、淡褐色的头发和胡子，苍白而无光泽的脸，几乎带有病容，但极其富于表情。这个人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坐在一伙青年人中间，和他们闲谈。我怀着惊讶而又十分好奇的心情看着这个人，从伊万诺夫家人的口中听到过好多次了，从他的作品中对他也有部分的了解。我不由得想到他的《死屋》中的主人公，戴着脚镣手铐，身穿灰色的囚服。我想，难道这个仪表优雅的人也戴过啷作响的脚镣手铐？难道他也穿过囚服？是的，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这个人在遥远荒僻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时经历过的，他在《死屋手记》中如此才气横溢地描绘了苦役生活那天晚上我得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在莫斯科郊区度过即将来临的夏天，就在柳泊林诺，那是距城五六里，位于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的一个小村庄。伊万诺夫一家也常在这个小村庄里租借一幢非常美丽的、瑞典风格的别墅消夏。柳泊林诺是属于莫斯科的头等商人高乐甫捷耶夫和拉赫马宁的，有寥寥几幢石头房屋，出租作别墅用。很久很久以前，柳泊林诺是个幽静而非常舒适的处所。一幢幢别墅坐落在古老的、景色如画的公园中。公园西临一个大的活水湖，南接一座巨大的、朝彼列文镇方向绵延的混合林。概括地说，柳泊林诺四周森林环绕，因而是消夏的好去处。消夏客可在湖中游泳，捕鱼。浴棚附近停泊着许多式样不同的小木船，供消夏客无偿使用。一般说来，在柳泊林诺度夏可以过得极其舒适，主要好处在于没有城里人朝这里张望，没有茶炊、手风琴、江湖卖艺人以及中等阶层与平民百姓的其他消遣娱乐。柳泊林诺始终是幽静的、安谧的。
五月间，伊万诺夫家迁往别墅，不久，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彼得堡来到乡间，他在伊万诺夫家近旁租了一幢单独的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其实他只租了楼上一个大房间，作卧房兼工作室；其余的房间几乎都空着，因而这幢房子始终笼罩着一片沉寂。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好十分有利，因为当时他正在写他的著名小说《罪与罚》的第二部。小说的几个部分在《俄国导报》上先发表，与单行本不符：杂志上的正文第二部相当于单行本第三、四、五部。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上午九点左右起床，喝了咖啡和茶以后，立即工作，一直写作到吃午饭，也就是午后三点钟。他在伊万诺夫家吃午饭，一直待到傍晚。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难得在晚上写作，尽管他说，他的作品中最精彩、最生动的地方总是在深夜写出来的。不过夜间工作是禁止的，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本来就很衰弱，这么一来可能太兴奋。大家知道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患着癫痫症，这病是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得的。有一个情况发生在所述的那个夏天，跟我有关，在这里我不能略而不提。有一天，伊万诺夫家来了好些莫斯科客人，在柳泊林诺过了一整天，经过殷勤好客的主人的再三挽留，他们留下来过夜，打算第二天一早返回莫斯科。客人相当多，夜里只好挤一挤，我得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一位客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我到他那里去过夜。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两人随即来到他的别墅。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了晚安，便走进隔壁房间，极其舒服地在沙发上躺下，可是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屋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隔壁房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轻轻的脚步声，轻微的叹息以及好像某种低语声，不时在他的房间里响起，传入我的耳鼓，令我不安，我想尽办法，却怎么也睡不着。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但听见自己的年轻的心怦怦直跳。这样过了足足一个钟头。忽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脚步声向我的房间靠近，接着，门悄悄地打开了，我看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端着蜡烛的白色身影。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听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今天晚上我如果发病的话，您可别害怕呀，不要去惊动大家，不要让伊万诺夫家知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边说后面那句话，一边关上房门，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作为一个年纪很轻的青年人，这一刹那我吓得莫可名状，我怕看见，也怕听见这种病（我们学校里也有过两三起这种事情），但这时我只好时刻等待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倒下去，抽搐起来，发出病态的、十分古怪的叫喊声我的睡意早已烟消云散，我全神贯注，紧张而又惴惴不安地听着。脚步声不久停止，我清晰地听出代之而起的是翻动书页的声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显然开始看书了。我竭力去想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无论我想什么念头，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端着蜡烛的身影老是使我想起我在等待他发病。可怕的夜晚！忽然我开始辨别出隐约传到我的耳鼓的遥远而低沉的隆隆声。隆隆声迅速接近，增强，终于发出悠长的汽笛声，我恍然大悟：这是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的列车从此地经过。我不由得高兴地去倾听渐渐远去的列车的隆隆声，随着列车渐渐远去，我也开始迷迷糊糊等我一觉醒来，夏天的耀眼的太阳愉快地窥视我的房间，我的精神一下子恢复了。我迅速穿好衣服，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愉快而安详地在喝早茶。原来他的病没有发作，虽然头天晚上他有快要发病的预感。
“病快要发作时我总是有预感的，”他对我说，“但昨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倒是顺顺利利过去了。我想您一定吓坏了吧？”他笑了起来，立即改变话题，谈起他的最近一次出国之行。到1866年夏天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62、1863及1865年三次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