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我觉得奇怪，这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以那样的勇气经受了他的生活中多种多样的苦难（要塞囚禁，绞刑台，流放，亲爱的哥哥和妻子的死），他怎么没有毅力控制自己呢？输了一笔钱就应适可而止，不要去作孤注一掷的冒险。我觉得这样甚至有几分卑劣，与他那高尚的禀性不相称，承认我亲爱的丈夫有这一缺点，我感到痛苦，难堪。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意志软弱”，而是吞噬人的嗜好，一种自发性的现象，即使性格坚强的人也无法与之抗衡。只能容忍，把喜欢赌博看作是一种不治之症。唯一的斗争方法是逃避。然则在收到俄国寄来的大笔款子之前，我们无法逃离巴登。
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怎样痛苦，我真是痛彻心肺：他从轮盘赌场回来（他认为规矩的年轻妇女到赌场去不合适，从来不带我去），总是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几乎站也站不住，向我要钱（他所有的钱都是交给我的）。他走了，过了半个钟头他回来拿钱，神情更加沮丧，直到把我们有的钱全部输光。
等到没有钱去赌轮盘赌，也没有地方去搞钱的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苦恼不堪，号啕大哭，跪在我面前，请求我原谅他因自己的行为而给我带来痛苦，他陷于彻底的绝望。于是我得费好大的力气说服他，劝他，安慰他，说是我们的处境还不是那么没有希望，设法把他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在我能这样做的时候，我是多么满意、多么幸福啊，我带他到阅览室浏览报纸，或者进行长时间的散步，这对丈夫总是有好的影响。在等待钱寄来的漫长的时间里，我和丈夫在巴登四郊漫步了几十俄里。这时他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好情绪，我们接连几个小时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闲聊。我们最喜爱的散步场所是在Neues Schloss（新城堡），从那儿沿着美妙的林木蓊郁的小径信步走到老城堡，到了那里我们必定喝牛奶或咖啡。我们朝远处的埃伦布赖特施泰因堡走去（离巴登约八俄里），在那里吃饭，回来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们的散步是美好的，谈话又是那样富有情趣，我倒是希望彼得堡一直不要寄钱来，尽管我们缺钱，而且和旅店女主人的关系也不愉快。但是钱寄来了，我们如此可爱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们在巴登没有一个熟人。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遇到作家冈察洛夫，我丈夫介绍我与他相识。他的模样使我想起彼得堡的官吏，他的谈吐我觉得也平淡得很，因而我对新结识的朋友有几分失望，我甚至不愿相信这就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这部小说是我所赞赏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曾去看过当时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从他那儿回来，我丈夫非常气愤，把他同屠格涅夫的谈话这场谈话，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中有记载，见本书页412—413。（又见《书信集》，第2卷，页30—32，384—387）两个作家的争吵成了文学界飞短流长的话题。屠格涅夫去世后，耶·迦尔洵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历史通报》，1883年，第11期），但是作者在文中有许多不准确的记述，故而后来巴尔捷涅夫又谈及此事（《俄国档案》，1884年，第3期）。详详细细告诉了我。
离开巴登巴登，我们在国外生活的狂热时期也随之而结束。
起先我和丈夫幻想着从巴登到巴黎去，或者悄悄到意大利，但是计算一下手头的钱，我们决定在日内瓦逗留一个时期，等情况好转，再迁居到南方。去日内瓦的途中，我们在巴塞尔停留一天，目的是看看当地博物馆中的一张画，我丈夫听人家给他讲过。去日内瓦途中参观巴塞尔博物馆的情况见本书页137—138。这张画是汉斯·霍尔拜因的手笔，绘的是耶稣基督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被人从十字架上抬了下来，已经腐烂。脸孔发肿，布满了血淋淋的伤痕，模样十分可怕。这幅画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压抑的印象，他站在这幅画前，好像为它所震惊。这幅画的印象反映在长篇小说《白痴》中。——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不能看这张画，它给我的印象太难受了，尤其是我有病在身，所以我溜到别的大厅里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以后，我回来，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依旧呆呆地站在这幅画跟前。激动的脸上像是有种惊骇的神情，他以往癫痫发作的开头片刻，我屡次发现过这种神色。我轻轻挽起丈夫的手，带他到另外一间大厅，让他坐在凳子上，随时等待他癫痫发作。总算幸运，病未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稍稍平静了些，离开博物馆的时候他执意要再去看一次那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
到达日内瓦，我们当天就去寻找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我们走遍所有的主要街道，看了许多chambres garnies法语：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没有丝毫令人满意的结果：不是房钱太贵，我们租不起，就是人多，太嘈杂，于我的身体状况不合适。只是到了傍晚，我们才找到一套房间，对我们完全适合。这套房间位于rue Guillaume Tell（纪尧姆·泰尔街）和rue Bertellier（贝尔特利埃街）拐角上一幢房子的二楼，相当宽敞，从中间一扇窗户看得见罗讷河上的桥和让雅克·卢梭岛。我们也很喜欢女房东——两个年纪很老的老处女，mlles Raymondin（雷蒙丹小姐）。她们俩很殷勤地欢迎我们，对我那么亲切，我们不再犹豫，当即决定寄居在她们家。
我们开始我们的日内瓦生活，身边带的钱很少：预付给女房东一个月的房租，在到达的第四天，我们总共只剩下十八法郎了，不过我们估计会收到五十卢布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与书信》，页176。——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靠少量的钱过日子，我们已经习惯了，等这些钱用完，我们就靠当东西过日子。因此，起初我们觉得生活还是很愉快的，尤其是经过不久以前那场焦虑之后。
在这里，也像在德累斯顿一样，我们的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夜里写作，白天十一点钟之前不会起床。和他一起用过早餐以后，我出去散步，那是医生嘱咐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工作。下午三点钟我们到饭店进餐，饭后我休息，丈夫送我回家，顺路到rue du MontBlanc（勃朗峰街）的咖啡馆，那里有俄国报纸，看上两小时左右《呼声报》、《莫斯科新闻》及《彼得堡公报》等。再浏览外国报纸。晚上七点钟光景，我们去作长时间的散步，为了不让我感到疲劳，我们常常在豪华的百货商店灯光灿烂的橱窗前停留片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在心里挑选那些贵重物品，他若是有了钱，他就要买了送给我。应当说句公道话：我丈夫有艺术鉴赏力，他打算买的几件贵重物品都是令人神往的。
晚上，不是口授新作品，便是阅读法文书，我丈夫督促我有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要被其他作家的作品分散了注意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度评价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尔扎克的创作的态度见本书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和乔治·桑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4年翻译过乔治·桑的作品。（《书信集》，第1卷，页71）他对她始终保持热情洋溢的态度，和四十年代的别林斯基的态度相同。别林斯基的关于崇高的文学形式——“社会小说”的思想是在乔治·桑的作品的影响下产生的，为自然派（屠格涅夫、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所接受。《当代》第1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青年时代时写道：“我们如饥似渴地只拿乔治·桑一个人的东西来看，天哪，那时我们看得多么入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渝地拿四十年代的主导思想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49；《故友旧交》，同上，第11卷，页9）在致乔治·桑的悼词中，他称她为“预见到人类所期待的、比较幸福的前途的最有远见的先驱者之一，她一辈子都精神振奋地、豁达地相信人类的理想会达到”。（同上，页314—315）的才能，我逐步反复看了他们的所有小说。我们在散步时便对我所读的作品进行交谈，丈夫向我解释看过的作品的种种优点。我不由得感到惊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忘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却清楚地记得他心爱的两个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和情节。我记得丈夫特别推崇《Père Goriot》（《高老头》）——长篇史诗《Les Parents pauvres》（《穷亲戚》）的第一部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搞错了：《高老头》不是《穷亲戚》的第一部，《穷亲戚》的第一部是长篇小说《贝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1867至1868年冬天重读了维克多·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Les humiliés et les offensés》无疑是指雨果的《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这里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通常译名《Les humilliés et les offensés》当作《悲惨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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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我们几乎没有一个熟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结交新朋友总是非常拘谨。他在日内瓦遇到一位老朋友——尼·普·奥加辽夫，著名诗人，赫尔岑的朋友，他们以前就是在赫尔岑处相识的。奥加辽夫经常上我们家来，带来书籍和报纸，有时还借给我们十个法郎，我们一有了钱马上还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看重这位诚恳的诗人的许多诗作，我们俩对他的光临总是非常高兴。奥加辽夫当时年事已高，和我特别要好，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使我惊奇的是他对待我像对待一个女孩子，不过我当时确实也还是个女孩子就是了。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大约过了三个月之后，这个善良的优秀人物的来访便停止了。他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回城外别墅去的时候，奥加辽夫癫痫发作，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摔断了腿。因为事情发生在黄昏时分，路上行人稀少，可怜的奥加辽夫躺在水沟里一直到天亮，得了重感冒。朋友们把他送到意大利去治疗，这么一来我们失去了在日内瓦的唯一可以与之愉快地见面、闲谈的朋友。
1867年9月初，和平代表大会第一届“和平与自由同盟”大会1867年9月9日至12日在日内瓦召开。会上出现极不相同的各种政治派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1867年9月15日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书信集》，第2卷，页36—38）在日内瓦举行，朱赛帕·加里波第来参加开幕式。人们对他的莅临十分重视，城里为他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和丈夫也到勃朗峰街去，加里波第从铁路来必定经过这条马路。家家户户用花草和小旗子装饰得五彩缤纷，成群的人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加里波第穿着他的别致的衣服，站在马车上，向兴高采烈地欢迎他的人群挥舞着小帽子答礼。我们在很近的地方看到加里波第，我丈夫发现意大利英雄有一张极其讨人喜欢的脸，和善的笑容。
我们对和平代表大会感到兴趣，去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听了近两个钟头发言者的演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这些演说中得到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他在给伊万诺娃·赫梅罗娃的信中写了下述的话：“他们一开始就说，为了得到世界上的和平，应当消灭基督教的信仰，大国应当消灭，分别成立小国，所有资本家都滚蛋，使一切东西根据一声命令归大家所有，等等。这一切没有一点儿论据，二十年前就听得会背了，可是一切依旧如故啊。要紧的是火与剑，——等一切消灭了，那时，照他们的意见，和平就来临了。”引文出自1867年10月11日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但不准确。（《书信集》，第2卷，页44—45）
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就不得不为选择日内瓦作长期居住地而后悔了。秋天刮起强劲的旋风，所谓bises（东北风），天气一日数变。这种变化使我丈夫的神经很难受，癫痫发作的次数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使我极度不安，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闷闷不乐，主要是因为该着手工作了，可是经常发病大大妨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