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享受宁静幸福的时间并不久。五月初天气非常好，我们根据医生的坚持的意见，每天带着我们心爱的小宝贝到Jardin des Anglais（英国花园），在花园里，她在小车上睡两三个小时。有一天是倒霉的日子，在作这样的散步时天气骤然变了，刮起了寒冷的东北风，女孩子显然着凉了，因为当天夜里她体温升高，咳嗽起来。我们立即去找最好的儿科大夫，他每天上门来看病，安慰我们说女孩子的病会好的。甚至在她死之前的三个钟头，他还说小病人好得多了。不管他怎么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什么事也不能做，几乎不离开她的摇篮。我们俩深为不安，我们的不祥的预感应验了：（俄历）5月12日白天，我们亲爱的索尼娅死了。我们看着我们可爱的女儿死去，我无法描述向我们袭来的悲痛。我为女儿的死而深深感到震惊和悲痛，又为不幸的丈夫焦虑万分：他的绝望之感难以抑制，他号啕大哭，呜呜咽咽，像个女人，站在他的心肝宝贝的僵冷的尸体之前，在她的惨白的小脸上，小手上，到处热烈地亲吻。这样难以抑制的绝望感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我们俩似乎都觉得我们忍受不了我们的悲痛。两天工夫我们俩一刻也不分离，一起到各机关奔走，以取得准许埋葬我们的小女儿。我们一起订购殡葬她所需的一切用品，一起替女儿穿上白缎子的连衣裙，一起把她放进盖着缎子的白色小棺材，我们哭了，无法抑制地哭了。看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样子真可怕，他本来就瘦，索尼娅生病一个星期里，他更瘦了。第三天，我们把小宝贝送到俄国教堂去做安魂祈祷，然后从教堂送到Plain Palais的墓地，把她安葬在儿童墓区。几天后她的坟墓周围种满了柏树，柏树中间竖起白色大理石的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到墓地去，带去鲜花，哭上一场。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心肝宝贝时真是难受极了，我们已经那么真挚地、深沉地爱她，我们已经把那么多的幻想与希望同她的在世联系在一起！
继续待在日内瓦，一切都使我们想起索尼娅，那是没有意思的了，我们决定立即实行我们设想已久的打算，搬到同在日内瓦湖畔的Wevey（沃韦）去。
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无穷悲哀的一天，我们把行李送上轮船以后，最后一次到我们亲爱的女儿的墓地去告别，为她放上临别的花圈。整整一个钟头，我们坐在墓碑脚下哭着，回忆着索尼娅，失去了亲人的我们终于走了，犹屡屡回头去望她的最后的安息之所。
我们所乘的轮船是一艘货船，我们这一头的旅客人数寥寥无几。那天天气暖和，但是阴霾沉沉，就像我们的心情。受了向索涅奇卡的坟墓告别的影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极为激动，内心激荡，这时我听到他生平第一次沉痛地抱怨那一辈子与他作对的命运（他很少发牢骚）。他一边回忆，一边给我讲他心爱的母亲死后，他那悲惨而又孤独的青年时代，回顾了文学界的同行们的嘲笑，他们起初承认他的才能，后来又残酷无情地侮辱他。他回顾服苦役的情况，四年服役他吃了多少苦。他讲到他幻想着在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婚姻中寻找他如此向往的家庭幸福，可是，唉，却成了泡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没有给他生孩子，而她的“古怪的、多疑的、病态地好幻想的性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865年3月31日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中正是用这样的话描述他前妻的性格。（《传记与书信》，材料，页27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倒是他和她在一起时过得极其不幸福的根源。现在，当“人的唯一的伟大幸福——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传记与书信》，材料，页2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降临到他身上，他有可能去领略和品味这种幸福的时候，凶恶的命运之神却不饶恕他，夺走了他如此珍爱的人！无论以前还是以后，他从来没有以那么细致的、有时是感人的详情细节述说过痛苦的委屈，他这一辈子由于他心爱的亲人而不得不忍受这些委屈。
我试着安慰他，请求他顺从地接受上天赐予我们的考验，可是他的心里显然充满了哀痛，他必须发泄一下，哪怕把一辈子迫害他的命运抱怨一番也好。我衷心同情我的不幸的丈夫，和他一起为他的如此悲惨的生活而痛哭。我们共同的深深的痛苦，推心置腹的闲聊——他那创巨痛深的心灵中的一切秘密都在闲谈中向我吐露，从而把我们两人更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
在我们整个十四年的夫妇生活中，我记不得有像我和丈夫在沃韦度过的1868年夏天那样悲惨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仿佛停顿了；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谈话都集中在回忆索尼娅上面，集中在她的出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光明的那个幸福的时期。遇到每个孩子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丧女之痛，为了排遣我们心碎肠断的哀痛，我们到山上去散步，那里不至于遇到孩子，免得触动我们的情怀。我也艰难地忍受着我们的痛苦，为女儿流了许多眼泪。但是内心深处我暗暗抱着希望，仁慈的上帝会怜悯我们的苦难，再赐孩子给我们，为此我热烈地祈祷着。我母亲千方百计安慰我有重新做母亲的希望，她也很想抱外孙。由于祈祷和希望，我的剧烈的哀痛渐渐缓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变化却不是这样，他的心情着实使我担忧。我在他7月22日给迈科夫的信上必须添几笔问候他的妻子时，看到这样一段话：“时间越过去，在我的想象中死去的索尼娅的形象就越鲜明，回忆就越苦涩。有些时候简直难以忍受。她已经认得我了，她，在她死的那天，当我离开家出去看报纸时，我没想到两个钟头以后她就要死了，她用小眼睛盯住我，目送我出去，她那样地瞧着我，到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痛苦也永无尽期。即使将来有了另一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会怎样去爱他，到哪里去找到爱？我要索尼娅。我无法相信，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传记与书信》，页188。——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见《书信集》，第2卷，页122。
我母亲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时，他也以同样的话回答我母亲。他的压抑的心情使我极为不安，我伤心地想道：倘若上帝允许我们再生孩子，难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不爱他？难道他不会像生索尼娅时那样感到幸福？我们的面前似乎张起了黑色的帷幕，我们家里是那样的愁闷，凄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可是工作并没有给他安慰。在我们的哀痛心情之上又增添一重烦恼，因为人家寄给我们的信频频丢失，这么一来，我们和亲戚朋友们的联系便发生困难，而这种联系却是我们唯一的慰藉。
秋天将临时我们才明白无论如何得改变一下我们的沉重的心情，因而九月初我们决定到意大利去，第一步是在米兰居住。
环境的改变，旅途的印象，新的人（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看法，伦巴第的农民外表上很像俄国农民）——影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到米兰的头几天他异常兴奋：领着我参观著名的米兰大教堂Il Duomo意大利语：主教座堂。，那永远是他真诚地深深赞美的对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是感到惋惜，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离教堂很近的地方造了好些房子（现在广场扩大了许多），他说，这样一来，Il Duomo的建筑的雄伟壮丽就逊色不少。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丈夫甚至爬到大教堂顶上，远眺四周，仔细观赏装饰教堂的塑像。我们住在科尔索附近一条小街上，街道狭窄，邻居们可以隔窗对谈。
1868年秋天的米兰，秋雨绵绵，寒意袭人，无法作长距离的散步（我丈夫喜欢如此）。当地图书馆里没有俄文的书报。没有祖国的消息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是寂寞。因为这样，在米兰住了两个月以后，我们决定到佛罗伦萨去过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前曾经到过那里，对这个城市，主要是对佛罗伦萨的艺术珍宝，还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这样，1868年11月底，我们迁往当时意大利的首都，住在Palazzo Pitti庇蒂宫，是佛罗伦萨的博物馆，十五世纪中叶由富商路加·庇蒂出资修建。设计师是建筑家腓力波·勃鲁奈莱斯奇。附近。改变地方对我的丈夫又产生了好的影响，我们开始一起参观教堂、博物馆和宫殿。我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怎样赞美Cathedrale应为Cattedrale，意大利语：主教座堂。，Santa Maria del fiore教堂花城圣马利亚大教堂，1296年由建筑师阿尔诺尔浮·蒂·堪庇奥开始兴建，1334年由乔陀继续下去，1421年由教皇艾乌津尼奥四世隆重献给花城圣马利亚。，Battistero的小教堂洗礼堂或施洗堂，全名是圣约翰洗礼堂，十一、十二世纪间修建。，那儿经常为婴儿行洗礼。Battistero的青铜大门（特别是delta del Paradiso洗礼堂的天国之门，即洗礼堂的东门。），是著名的Ghiberti罗伦佐·季培尔底，著名建筑师，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时间（1425—1452）才完成这件作品。的作品，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之入迷。他时常走过小教堂，总是停住脚步，细细打量这几扇青铜大门。丈夫对我说，如果他将来发了财的话，他一定买这几扇大门的照片，若是可能的话，要买和实物同样大小的照片，挂在自己书房里欣赏。
我和丈夫常常到Palazzo Pitti去，拉斐尔的绘画《Madonna aella Sedia》《椅子上的圣母》。使他欣喜。另一张绘画《S.Giovan Battista nel deserto》（《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也是拉斐尔画的，陈列在Uffizi（乌菲齐）画廊，也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赏不已，他总是站在这张画前流连，不忍离去。看过画廊以后，他必定去看摆在同一个大厅里的雕像Venere de Medici（美第奇的维纳斯），希腊著名雕刻家克莱芒的作品。我丈夫称这尊雕像是天才之作。
使我们极为高兴的是佛罗伦萨有良好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两种俄国报纸，我丈夫每天午饭后到那里去看报。他也借书到家里来看，整个冬天看了法文版的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文集，他懂法文，可以流畅地阅读。
1869年，和以往一样，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我们只好过穷日子。长篇小说《白痴》每一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到将近七千卢布。可是其中三千我们出国前就预支了作为我们结婚的费用。余下的四千要支付在彼得堡当掉的东西的利息，又要经常接济继子和亡兄的家属，因此我们剩下的部分就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怨言，有时候还无忧无虑地忍受了我们的比较清贫的生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自己是密考伯先生，称我是密考伯太太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负债累累而无碍于心…我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同心同德，现在，当新的幸福的希望已经出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的时候，另一种不幸却威胁着我们：近两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远离俄国，他为此而十分苦恼。1869年3月8日给索·亚·赫梅罗娃的信中，跟她谈到自己的未来的小说《无神论》，他写道：“在这里我无法写这部小说；我必须人在俄国，听见、看见而且直接参加俄国的生活才能写作可是这里我连写作的可能性都没有，手头没有写作所必要的材料，也就是俄国的现实（提供思想）和俄国人。”见《书信集》，第2卷，页75。然而不光俄国人，我们根本就缺少来往的人。在佛罗伦萨我们连一个可以谈谈话、争论争论、开开玩笑、交换一下感想的熟人都没有。周围尽是陌生人，有时还是心怀恶意的人，这种与人完全隔绝的状态有时是很难受的。
到哪里去，哪里可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到一群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我给丈夫出主意，冬天住到布拉格去，那里靠近俄国，像待在相似的国家里。我丈夫在那里可以结识一些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通过他们进入当地的文艺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赞成我的主张，因为他曾屡次后悔没有参加1867年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我丈夫同情在俄国已经开始的亲斯拉夫人运动，打算更接近地了解他们。这么一来，我们完全打定主意到布拉格去，整个冬季待在那里；以我的情况旅行有困难，故而我们决定于去布拉格途中，在几个城市里稍事休息。我们的第一站是威尼斯，不过中途换车时我们在博洛尼亚稍作停留，到当地博物馆去参观了拉斐尔的画《圣采齐利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推崇这幅艺术作品，不过在此之前只见过复制品，现在有幸看到原作了。我得费好大的劲儿才把凝神注视这幅绝妙的绘画的丈夫拉开，同时我也怕误了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