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我们贫困的物质状况，我开始考虑怎样用自己的劳动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想重新开始搞速记，最近几年我在这方面是搞得很有成绩的。我开始托亲戚朋友替我找速记工作，随便什么机关都行。我的速记老师帕·马·奥利欣通过—个熟人在林业主代表大会上找到一份速记工作，林业杂志的编辑沙弗拉诺夫1872年7月17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建议我在8月3日至13日到莫斯科去。遗憾的是我感觉自己被当年夏天一连串的痛苦的事件弄得心情颓丧，所以就把工作辞掉了。1872年冬天，不久前刚带着年轻的妻子来到彼得堡的我的兄弟告诉我，西部地区某城市即将召开一个代表大会，我忘记是什么单位的会议，为此在寻找速记员。我当即写信给大会主席，人选是由他决定的。我这样做自然是征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同意的，他虽然一再说，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料理家务，还要帮助他工作，为家庭操劳得够多的了，可是当他看到我要以自己的劳动挣钱的强烈愿望，也就不敢反对我了。事后他向我承认，他希望大会主席方面会拒绝我。不巧那边偏偏回信同意了，并且把工作条件通知我。我不能说条件是诱人的：大部分收入要花在路费和旅馆的食宿费用上。不过重要的与其说是钱，还不如说是工作的开端。我假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出色，有了大会主席的推荐介绍，就有可能得到其他更加有利的工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任何重大的意见反对我出门，因为我母亲答应在我离家期间到我们家来照看孩子，料理家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也没有要我做的工作：他这时正在修改长篇小说《群魔》的大纲。不过丈夫对我这次拟议中的外出还是极不喜欢。他想出一切可能的借口不让我去。他问，我，一个年轻女子，单身一人怎么到举目无亲的波兰的城市去呀，怎么安顿呀，如此等等。我兄弟听到这一类的反对意见，想起他有一个老同学也要去参加大会，这个人对西部地区很熟悉，于是他就请我和丈夫到他家里去喝茶，借此和他的朋友认识一下，从他那里了解一切情况。
在约定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到兄弟那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很久没有发癫痫了，情绪甚好。我们一面静静地和弟弟及弟媳闲谈，一面等候他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听我兄弟谈过他的许多情况。这是一个善良的、但不十分聪明的高加索青年，因为性子急躁、鲁莽，同学们起绰号叫他“亚洲蛮子”。他对这个绰号很是愤慨，为了证明他是“欧洲人”，他在每种艺术中为自己树立了偶像。音乐中，他的神是肖邦，美术中，他的神是列宾，文学上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弟弟在前厅迎接客人；来客得知他要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甚至还能为他效劳，可怜的青年高兴极了，虽然他立即又胆怯起来。走进客厅，见到他的神，他窘得说不出话来，勉强和我丈夫及女主人点头致意。他年约二十三岁，高身材，鬈发，暴眼睛，嘴唇鲜红。
看到同学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弟弟赶紧把他介绍给我。“亚洲蛮子”抓住我的手，吻了一下，又用力地摇了几下，不分卷舌音不卷舌音地说：“我太高兴了，您去参加大会，我能为您效劳！”
他的兴奋使我发笑，可是把丈夫惹火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过女人的手（虽然很难得），一点也没有拿它当一回事，不过别人吻了我的手，他总是忿忿不满。我弟弟发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变了（我丈夫的情绪转变向来是很突然的），赶紧把话扯到代表大会的事情上来。“亚洲蛮子”依旧窘得不得了，不敢去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问题多半是朝着我的。我记住了他的一些客气的然而不得体的回答。
“到亚历山德里亚去不难吧？”我向他打听，“要换很多次车吗？”
“别担心，安娜·格雷戈罗夫娜应该是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因为他是“亚洲蛮子”，发音不准。，我将亲自来陪您。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甚至可以和您乘同一节车厢。”
“亚历山德里亚有没有好的旅馆可以供年轻妇女住宿的？”我丈夫问他。
青年人欣喜地看着他，热情地高声叫道：
“如果安娜·格雷戈罗夫娜愿意的话，我可以和她住同一个旅馆，虽然我原本打算住在同学家里的。”
“安尼娅，你听听！这年轻人答应和你住在一起！这真是妙—极—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高声吼叫着，用尽全力擂了一下桌子。摆在他面前的玻璃杯蹦落在地板上，跌得粉碎。女主人赶紧扑过去扶住被震得猛烈摇晃的点亮着的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从座位上霍地跳将起来，奔进前室，披上大衣，走了。
我连忙穿上衣服，追上去。到了街上，我看见丈夫朝着与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在奔跑。我跟在他后面飞奔，四五分钟后我才赶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他奔得气喘吁吁，可是没有停步，我要他停下，他没理睬。我跑到他前面去，用双手抓住他披在肩上的大衣的衣襟，高声叫道：“你疯啦，费佳！你往哪里跑？这不是回家的路！站住，把大衣袖子穿进去，这样不行，你会着凉的！”
我的焦急的神色使丈夫清醒了过来。他停住脚，穿好大衣。我替他扣上纽扣，拉起他的手，带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窘得不吭一声。
“怎么啦，又吃醋了，对不对？”我很愤慨，“你以为我在短短几分钟内会爱上‘亚洲蛮子’，他也爱上了我，我们打算一起私奔了，是吗？你怎么这样不害臊？难道你不知道，你的醋性子使我多么难堪？我们结婚五年了，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多么珍惜我们的家庭幸福，可你居然还会为了我对待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而吃醋，把我和你自己置于可笑的境地！”
丈夫道了歉，为自己辩解了几句，答应以后永远不再吃醋。我无法对他长时间地生气，因为我深知他醋劲儿一上来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我回想着那个兴高采烈的青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突然发火和奔跑，我笑了起来。丈夫看到我转嗔为喜，也开始嘲笑起自己来了，他问我，在兄弟处打碎了多少东西，有没有打过那个情绪很高的崇拜者。
夜色很美，我们步行回家。路程远，我们花了一个多钟头。在家里我们遇到我的弟弟。他看到我们突然跑掉，心里害怕了，飞快赶到我们家来，在家里没有见到我们，他非常吃惊。他怀着极其愁闷的预感在我家坐了整整一个钟头，看到我们情绪十分平静地回来，他大惑不解。我们留他和我们一起喝茶，回味刚才的事情，我们大笑不已。问他是怎样对高加索人说明我们突然跑走的，我弟弟回答说。
“他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对他说：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就见你的鬼去吧。”
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我明白了，我只好取消出门。当然，即使现在我也可以说服丈夫放我走的。但我离家之后他会焦急不安，到后来他会忍不住，赶到亚历山德里亚去找我的。那会闹出丑事来，又白白耗费我们本来就奇缺的金钱。
我想以速记挣钱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长篇《群魔》结束后，有一个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现在他该搞什么很是犹豫不决。写《群魔》累得他精疲力竭，立即动手写另外一部长篇似不可能。把在国外时就产生的念头付诸实现——以月刊的形式出版《作家日记》，困难重重。办杂志，养家活口（且不说还债），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而杂志是否会大获成功，对我们还是个谜，因为就形式和内容而言，这份刊物在俄国文学中迄今还是个前所未有的东西。万一《日记》失败，我们可能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踌躇再三，这时要不是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建议他担任《公民》周刊的编辑，我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决定。这份周刊一年前才创办，由格·康·格拉多夫斯基编辑出版。新杂志编辑部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和信仰相同的人。其中有几个人如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阿·尼·迈科夫，捷·伊·菲利波夫，尼·尼·斯特拉霍夫，亚·乌·波列茨基及叶·亚·别洛夫，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颇有好感，和他们一起工作，他觉得还是挺诱人的。能经常有机会与读者分享他心里酝酿已久的希望与疑虑，对于我丈夫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在《公民》的版面上也可以把《作家日记》的理想付诸实现，纵然其外表形式不像他后来所搞的那样。
从物质方面来说，这工作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编辑职务的报酬是三千卢布，《作家日记》及后来的“政治性”文章的稿费还不在其内。我们一年共计得到将近五千卢布。每月拿一定数量的钱也有好的一面：可以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必为了张罗生活经费而撂下他所担负的工作，这种操心常使他的身心受到压抑。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意了对他有好感的人所提出的条件，担任了《公民》的编辑，不过他毫不讳言地告诉他们，他担任这一职务是暂时的，作为文艺创作之余的休息，也是为了有机会更贴近地了解当前的现实，但是一旦他的创作的诗情要求又出现时，他将要摆脱与他的性格极不合适的工作。
1873年初，对我来说，特别值得纪念，因为我们出版的长篇小说《群魔》问世了，这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共同的出版活动的基础，在他去世之后我的出版活动还继续了三十八年。
我们想要改善经济状况的希望（恐怕也是主要的希望）之一，是出售小说《白痴》单行本的版权，随后是《群魔》的版权。住在国外时很难进行这种售书工作；就是我们回俄国以后有机会亲自与出版商谈判了，也不容易。无论我们找哪个出版商，他们出的价钱都很低：比如书商亚·费·格拉祖诺夫对长篇小说《永久的丈夫》单行本的版权（印两千册）只付给我们一百五十卢布，对长篇小说《群魔》的版权，总共只肯出五百卢布，并且还是两年内分几次付给。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年轻时就幻想过自行出版自己的作品，给兄弟写信时提及此事，在国外时对我也谈起过。这个主意也很引起我的兴趣，我就渐渐想方设法打听书籍出版与销售方面的各种办法。
我们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来临了，1873年1月22日，《呼声报》上出现我们刊登的长篇小说《群魔》出版的广告。九点钟光景，坐落在帕萨日附近的姆·弗·波波夫书店派人来了。我到前厅去，问他有什么事情。
“你们不是登了广告吗，我要买十本。”
我拿出书来给他，有几分激动地说：
“十本书的价钱是三十五卢布，打八折，您只要付二十八卢布。”
“折扣打得那么小？打七折不行吗？”来人问。
“不行。”
“嗯，那么七五折行不行？”
“确实不行，”我说，十分提心吊胆，万一他走了，我岂不是把第一个买主给放走了吗？
“既然不行，那就拿去吧，”说着，他把钱给了我。
我是那么高兴，给了他三十戈比作车钱。过了一会儿，一家为外埠人开的书店来了个孩子买了十本，同样打八折，也跟我做成了生意。如果我打七五折的话，格拉祖诺夫书店的来人要买二十五本。由于数量大，我只好让步。又来了几个人，都要买十本，都成交了。不过我再也没有打过八折以下。快到十二点钟，来了一个衣着时髦的店员，那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识的一家书店里的伙计，他说他来代销二百本。我受到上午售书成功的鼓舞，回答他说，书不代销，现钱卖的。
“怎么搞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我们派人来取书代销，我才来拿书的。”
我说，书是我丈夫出版的，发行经销的却是我，已经有这么一些书商从我手里用现钱把书买了去。
“我能不能见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店员说，显然指望我丈夫会让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夜里工作，下午两点以前我不能去叫醒他。”
店员要我放给他两百本，“钱交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
这时我依旧很坚决，说明多少数量打多少折扣。我表明一个想法，我们总共只收到五百本书，我估计今天就会卖光。店员踌躇了一下，没有尝到甜头，走了。过了一小时，那家店另外派了个人来，简单点说，用现金以七折价钱买了五十本去。
我渴望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享成功的快乐，可是在他没有从房间里出来之前，只好等着。
顺便说说我丈夫的古怪脾气：早晨起床，整个人仿佛还在夜里的梦境和噩梦的包围之中，种种幻梦有时搞得他很难受，他一声也不吭，这时候你要跟他讲话，他老大不愿意。因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上午什么事情也不去打扰他（无论有多么重大的理由），等着，等到他在餐厅里喝过两杯滚烫的咖啡，走进他的书房。这时我走到他身边去，告诉他所有的新闻，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消息。这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最好：对什么都兴致勃勃，什么都详细问问，叫唤孩子们，跟他们开玩笑，做游戏。这一回也是这样，他和孩子们谈了一会话，我打发孩子们到儿童室去，我自己坐在写字台旁边平时坐惯的位子上。看到我不作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嘲讽地望望我，问道：“喂，安涅奇卡，咱们的买卖做得怎么样？”
“买卖很好，”我学着他的腔调回答。
“你大概卖掉一本书了吧？”
“不是一本，卖掉了一百一十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