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岔断我的话，“您那倍受称颂的密茨凯维奇毕竟歌颂了华列罗德，也就是歌颂了叛徒和撒谎者阿·密茨凯维奇在长诗《康拉德·华列罗德》（1828）中利用历史记载的事实，写到十四世纪立陶宛人向德国人的报仇。华列罗德秘密离开立陶宛去条顿骑士团，他假装憎恨立陶宛，获得很大成功。多年以后，他当上了骑士团团长，引导德国军队走向失败（密茨凯维奇的诗作的俄译发表在《霞光》杂志1871年第3—6期及12期上）…而真正的诗人是决不应该去歌颂叛徒和撒谎者的。决—不！”他肝火很旺地重复一句，微微眯起眼睛，含讥带讽地撇着嘴唇。
从那时起，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
“这一点您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您不是真正的俄国人您是个波兰人！”
有一次他向我指出校样上我疏忽的地方，把一张稿子掉在地上了。我拾起来给他。
“喂，大婶，请原谅！”他高声叫道，顿时又说明，“我这是怎么啦，我可以做您的父亲，却叫您‘大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有什么不好！这是我们的可爱的民间语言。”
“但是您不可能理解这种民间语言的真正意义。因为您不是真正的俄国人”
始终是这样，各方面都是这样。没有折中的余地。要么你什么都信赖他的上帝，和他信同样的信仰，一丝也不差，要么——你是敌人和异己分子！这时眼睛里马上凶光四射，刻毒的苦笑，激怒的嗓音，冷冰冰的、讽刺挖苦的话语仅仅因为我有时候不了解刚出版的一期刊物上的文章的内容，以及一般地对他所编的杂志不表示兴趣，他几次三番为了我的——也是虚构出来的——“懒惰”和“疏忽”而埋怨我。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使我难堪的是为了我在一些文章中的疏忽，这些文章的具名是神秘的缩写字母“Z Z”，是一位高官显爵的法学家兼行政官员的笔名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用这样的简写字母具名在《公民》上发表文章。（见《公民》，1873年，第34、35、37、39、40、49、51期；又见波别多诺斯采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载《文学遗产》，第15期，页124—129）。这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下决心向他指出：“您这样的心理学家怎么连这一点也不愿意了解，正因为我很害怕把这些文章中的错误的地方漏掉，所以才漏过去的。您记得吗，您的梅什金公爵怕把花瓶打碎，结果反而打碎了。不久以前，您自己也说过，临睡时您担心夜里小桌子上的一盒火柴会烧起来，后来果然烧起来了现在我也是这个情况呀。这里面想必存在着心理学的某种规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宽容地微微一笑。
“说的倒也是！心理学的规律！我却不知道！我才初次听说。不过这真太有趣了。这么说来，还是我自己的过错。嗯，好吧，好吧。以后我再也不说了。”
从那以后他果然再也没有为了我的校对上的疏忽向我提过意见，尽管疏漏的数量也未见得因此而显著地减少。（唉！这中间，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原因，最主要的是：刊物工作的仓促性，没有单独工作的场地，逢到夜里也得不停不歇地工作。）只有一次，到年底了，又发表“Z”的文章显然是指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德国的教会事业》一文。（《公民》，1873年12月17日，第51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忍不住了，在校样上面写道：非常尊敬的瓦尔瓦拉·季莫费耶夫娜（不写瓦西里耶夫娜）：我特别请求您按照我的改样校对就是督促排字工人正确改动校样。——瓦·瓦·季莫费耶娃注这篇文章。只要是这位作者的文章，您立即就会看错字，整句整句地漏掉，或者两句接连重复，如此等等。如果您满足我的请求，您将使我万分高兴。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结果这次校样我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因为特兰谢尔厂里新来的管理员是个德国人，不会正确拼写他的地址，求我来写。我提起笔，不由得停住了：我该怎么写呢？难道像大家那样，称他台端、阁下等等？我觉得这无论如何不行，于是我根据当时的想法在信封上写道：“从童年时就为我所喜爱的、永远不忘的、亲爱的著名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收”。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已经重新封好纸包了，我才发现这个称呼。当即考虑了一下：我这是做的什么哟！
对人家这样亲切的话语突然报之以粗话，骂街，像个村妇，写些骂人的意见！我拆开印刷厂的纸包，藏起来做个纪念。至于校样和意见，套上一只新的信封，派人送到印刷厂去。我说，亲切的话归亲切的话，工作归工作。”
不过所有这些“骂人的”意见、责怪、申斥，毋宁说是使人想起父亲、师长或年长友人的责备。长官式的主编口气我从他嘴里从来没有听见过。
七
年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家人都搬到旧鲁萨去了。
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到编辑部来，——编辑部在尼古拉耶夫街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寓所，我们现在经常在涅瓦大街见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彼时好像住在古谢夫胡同，而我住在冈察尔街。有一天，这样见面以后，他开始向我抱怨“编辑工作的枯燥”，他孑然一身的孤独感。这时他的脸色是那样沮丧，像生病似的抑郁，我不由得想让他高兴高兴。
“您经常到我们印刷厂来走走。我们会替您解除烦闷的！”我纯粹以女人家的腔调，心直口快地提议。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一笑，露出孩子般的和善的笑容。
“这我们是指谁？是您跟特兰谢尔，还有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酗酒的’校对？”
“指我和那个校对——我们所有的人！”
“我现在正是到那边去呀，可您却离开那里了。您怎么给我解闷呢？我起床很晚——我一向夜里工作，下午两点钟以前我很少离开家。如果您待在那边，嗯，哪怕待到三点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答应他三点以前决不离开印刷厂，改变我吃饭和在公共图书馆进修的钟点。
从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每天上印刷厂去，有时候上午和晚上都去。由于十二点半到三点印刷厂停工，——大家都分散去吃饭了，我得到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担他的寂寞和孤独的荣幸和快乐。
现在我们的座位常常是这样：我把斜面办公桌旁边我的位子让给他，我自己则拿着校样坐到窗口旁去，这样我们交谈很方便，他问，我答。
工作实际上不多，可是安排得很不均匀，又是那样地决定于编辑和出版人的心情，因此永远无法预先知道我是否有空。有时候我一天要跑两次印刷厂，听拼版工对我说：“还是什么活也没有。我在等待公爵的文章，可他在某个地方吃饭只好干通宵了。”
于是我第三次去印刷厂，工作通宵。
这么一来，时间浪费很多。因而我总是备一些书，在空闲的间歇时看。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遇到我在看歌德的《托克瓦尔多·塔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歌德的作品。他瞥了一眼书页，背诵了托克瓦尔多的全部独白，特别强调了某些词。他拉着长声，用崇高的朗诵调子念道：世上没有一处地方，可让我自轻自贱，可让我平心静气地忍受他人的侮辱！出自塔索的独白中有训谕意味的话：“哦，亲王！心灵悄悄地对我说：我没罪！”（第二幕第四场）见雅洪托夫的译本。（魏恩贝尔格编，《俄国作家翻译的歌德作品》，圣彼得堡，1865年，第1卷）
“可这个安东尼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嘴唇上带着轻蔑的表情插话说，“这个安东尼奥一点也不懂！”
突发的诗情使他如痴如狂！安东尼奥的尾白（第二幕第四场）。
“这些御前大臣总是这样认为，诗嘛，不过是一股子热情，如此而已。歌德本人在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御前大臣，像安东尼奥一样。
作为诗人的塔索自然远远高于歌德，尽管歌德对待他很是高傲”
阿波隆暂时并不要求诗人作出神圣的牺牲带着淡淡的热情，他以低沉喑哑的声音缓缓地开始吟诵，等念到：唯有神圣的语言
才会触动敏锐的听觉引自普希金的诗《诗人》（1827）。
他的嗓子响起激越、高亢的胸音，他的手还一直从容地在空中挥动，好像在给我和他自己比画诗情的波涛。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现在不仅在印刷厂看校样，还审阅与修改他所编辑的全部文稿，当场写他的《日记》。有时候他预先把日记的内容讲给我听，仿佛要在我身上检验将来“在读者中”
的影响。有时候他大声念一个单独的句子，他写得不顺手，要我马上给他提示他所要的词儿。
“喂，快点！快讲，这里要用个什么词儿！”他边说边不耐烦地跺脚，催我快讲。
有时候我碰巧提示得成功，——这时他就莞尔一笑，向我赞许地点点头。如果我应对太慢，或者提示的词儿根本不是他要的词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会同样不耐烦地要我“别打扰”。
他写对话，未写之前，他总是先小声或大声重复几遍，同时比画着相应的手势，好像他看见他所描写的人物似的。
有一回，看一个短篇或中篇小说的校样（作者好像是克拉比文娜），小说中描写一户贫穷人家对赢钱抱着虚妄的希望，大摆宴席，详细描写了喝茶时吃的种种食物中篇小说《彩票》发表在1873年6月9日、16日及23日的《公民》第28、29、30期上，署名克——奥夫。七十年代，阿·阿·基尔比什科娃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见《祖国纪事》1871年第12期上的中篇小说《到厂一月》，又见《文学遗产》，第53—54期，页524）克拉比文娜的中篇小说以全名发表在《公民》上（第37期上《专心致志地工作》，第41期上《你和您》，第43期上《死婴》，第45期上《情景巧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转过脸来对我说：“这里写他们聚在一起喝茶，她写得多好，连我也不禁想吃东西了。简直口水直流呀！”
看科哈诺夫斯卡娅的关于小俄罗斯的饥荒的来信时“科哈诺夫斯卡娅的关于小俄罗斯的饥荒的来信”没有在《公民》上刊出。季莫费耶娃显然是指科哈诺夫斯卡娅来自小俄罗斯的关于人民食咸鱼中毒的来信：《给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公开信》，发表在1873年1月8日的《公民》第2期上，信中确实“热情充沛”，例如：“停止吧，大吃一惊吧。心里冒出来的不是话语，是一片号哭之声”，如此等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善意的嘲讽说：“稍微有些天真。不过没什么。热情充沛。这位可敬的老妇人的热情，跟时下的人不同，是真正的热情，不是虚假的。如今这可是十分罕见的啦。而这一定会产生影响。既然会产生影响，那就是说，对于饥饿的人民也会有所帮助。”
八
有一次谈话我特别难以忘怀。那是六月初，多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照应，我们很早就把工作做完了，而且这一回是和拼版工一起做完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家里请客。
特兰谢尔也离厂到别墅去了，因此，克莱登堡先生同他的亚玛丽娅及其他朋友在办公室里大喝啤酒，大嚼香肠。因为这缘故，他们叫我搬到石印间，靠排字间近一些。尼·亚·岱美尔特也顺便上我这里来过一会儿，邀请我跟他们大家一起到渔场去看日出。集合地点定在丰坦卡的格·伊·乌斯宾斯基家，他们答应等我到十一点钟。
夜晚晴朗，热乎乎的，夜色迷人，天空澄澈无云，我又高兴又感激，忘乎所以，可是后来，互相说了些友好的愉快的话以后，我们的谈话忽然带上唇枪舌剑的味道，——我已经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大概我赞许而兴致勃勃地议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岱美尔特不知为什么却把这看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也是对他那本杂志的侮辱，他是作为经常撰稿人和非经常撰稿人在这本刊物上写稿的。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思想和情绪所表示的好感，被岱美尔特看作是我对他们那一派的观点的背叛。当时就是那么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分成绵羊和山羊，大家都觉得对方“危险”，“可疑”就我这方面来说，只消举出一点就足见其可疑：我看——尽管只是在校样上看——不是他们那一派的刊物起先我笑笑，试图以打哈哈搪塞过去。可是越说下去越僵。
岱美尔特已经板起面孔，皱紧了眉头望着空处，对我说着尖酸刻薄的挖苦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用阴阳怪气的男低音说，一只手拔胡子，一只手戳着我的校样。“对于您，这可能是稀奇的东西，因为是他写的但是对我来说，这里面根本没有一点新东西。这种吉久什来的费久什随口胡诌的地名和人名，都表示轻蔑的意思。，谢天谢地，我这一辈子看得厌透了而且我认为，在楚赫洛马的随便哪个偏僻角落里，这样的费久什连现在也不会绝种。这种人拿十字架碰得咚咚响，在教堂里做祈祷，磕头如捣蒜，嘴里念叨着‘耶稣，耶稣！’大家知道，乡下婆娘，多半是老处女，可喜欢这种人啦！我看见过她们在后面追他们‘耶稣！狂信苦行的基督徒！给你一戈比！给你一戈比！’”
他扮着各种脸相，已经用女人的歇斯底里的尖嗓子而不是男低音说着。
我试图阻止他：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您这是说的什么呀？我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可您说什么狂信苦行的基督徒！实际上这算什么谈话啊！”
“我也是在说这个呀！我说的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呀！”他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