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您想象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越来越兴奋地继续说，“请您想象一下，您发生一桩类似不久以前我得知的这样的一桩事情。今年春天——就像现在，天刚蒙蒙亮，——三个青年人——法学院毕业生，结业典礼后吃了晚宴回家。不过他们并没有喝醉酒，——压根儿没有！——都是清醒的，他们之间甚至还在进行高尚的谈话，吟诵诗歌嗯，是那个，是朗诵席勒的诗，欢乐与自由的颂歌“欢乐与自由的颂歌”指席勒作于1785年的著名的《欢乐颂》，丘特切夫俄译。讲着最纯洁崇高的话，像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应有的样子。在涅瓦大街的某个地方，在我们近旁，（圣母马利亚作为圣像）标志教堂附近，他们迎面遇到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夜间踯躅于街头的女人，因为她们以此为职业，她们以此维生于是这些青年人——情绪高昂、胸怀理想（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用的语汇，以不同的声音赋予这句话以不同的意义）的青年人，——他们对这个衣着破旧、涂脂抹粉、出卖自己的女人感到异常厌恶突然觉得她是那样的讨厌，而他们自己却又是那样非凡的高尚纯洁，于是便朝她的脸上吐唾沫——三个人都啐了。为此，三个人都被带到分署，去见调解法官。我就是在分署听说此事和看见他们的——都是正当青春年华的美少年，几乎还没有长胡子。他们在调解法官的分署里，不肯为他们的胡作非为和人身侮辱而付罚款，还花言巧语地用高等学科的种种规章制度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辩护，那举动正像他们‘对这个衣衫破旧的出卖肉体的女人’怀着高贵的愤怒时所做的一样。”
他沉默下来，似乎在想还有什么，接着微微向我俯下身子，富有表情地故意拉长字眼说话，好让我感觉到话语的力量：“既然这些人能做出这样卑鄙下流的事情来，他们的‘崇高的理想’该又是怎样的一种观念呢！后来还要根据高深的学术原理保卫他们的合法权利呐！嗯，如果他们搞错了呢？如果他们遇到的不是这个女人呢？如果是您和他们迎面相遇呢？
您的劳累的工作，熬过通宵的脸色，他们倒觉得似乎是淫荡而早衰的脸色呢？——他们也会朝着您的脸啐唾沫的啊！”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用手捂住脸。
“您只要想象一下这情景！”他似乎受到我的激动的刺激，情绪激昂地说，“您，一个矜持的、纯洁的姑娘，勤恳的劳动者，工作了一个通宵以后，疲惫，困倦，——您独自在走路，——忽然人家朝您的脸吐唾沫，因为您的脸似乎不够干净或鲜润！”
“您知道吗，”他忽然带着痛苦得颤抖的、似乎是残酷无情的笑容归结道，“您知道吗，我倒是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您身上。那时我将为您起草—篇什么样的辩护词！那时候我要好好地剥开他们这些崇高又尊贵的理想主义者们的画皮，因为他们在丢索可能是饭店的店名。吃过晚饭后，一边吟诵席勒，一边向女人啐唾沫！”
十二
那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后一次夜间共同工作。
秋天，他的家眷回来以后，他到印刷厂来的次数开始少了，来了后待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了。再说他在办公时间来，拥挤而窒闷的小房间里，他往往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因为这间小房间既做校对室，又是印刷排字组长办公的地方，还是特兰谢尔本人的经理室，在这里接待数量众多的客户。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现在往往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晚上八点钟以后来，这时印刷厂里静悄悄的，只剩下我们“搞刊物的”。他和我在同一张桌子上工作了两三个钟头以后，托我替他看他改正过的校样，每次都补上一句：“那我就拜托您啦！”
现在他很少在印刷厂接待他熟悉的撰稿人。据我记得，至少是那一年的整个冬季，只有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来过两三次，那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把我介绍给他，对我多次讲到他的“无与伦比的心灵美和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
“我特别信赖这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坦率地对我说，“我生活中遇到一切困难可疑的情况，我总是去找他，总是得到他的支持和安慰。”
办公室里，如果除了我和亚历山大罗夫之外，只要还有一个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板着脸不作声，使所有的人都觉得他高深莫测，难以接近。
有时候我常常身不由己地成为可笑的戏剧性场面的目睹者，比如，各种各样的客户来，没去猜想这个板着脸一声不吭的人是个什么“人物”，在他面前毫不隐讳地流露自己的“心理”。
有一次和一个散文作家季莫费耶娃指的什么人无从查考。便是这样。他为了“意中人”挥霍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一笔钱而被流放，不久前刚回来，以前在特兰谢尔处出版过他的第一本作品“集子”。《公民》的前任编辑经常刊登他的文章、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极不相同：有时是严格的国粹主义，足资垂训的风格，有时是“坦率”得看校样都叫人讨厌。除此以外，这些ultra拉丁语：最高级的。艺术作品时常写（或者为了排印而抄）在不知什么情书的反面，我记得有一封情书的开头是：“深深景仰的公爵夫人，亲爱的Annette（安涅塔）。”我特别记得这—点，是因为排字工把这也当作“原稿”而排到一篇关于我国北方渔业统计概况的文章中间去了。
这位散文作家的“艺术性”长篇小说，前任编辑发表在《公民》上，没有刊登完，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断然反对把它载完。
就是这位散文作家，他显然不认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不去猜想和我并排坐在桌子旁，坐在草垫椅子上，老半天俯身看校样的是什么人，竟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我们面前吹嘘他的非同寻常的“名望”，报纸上怎样“称呼他，颂扬他”，女士们小姐们怎样在沙龙里、闺房里“极口赞扬”他，各种社会团体和小组怎样“祝贺”他，连某某俱乐部里的某种调味汁也竟然以他的“著名”小说的标题命名“总而言之，”他没喘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如今在彼得堡，我等于是莱德施托克子爵见本书页396注①…争先恐后邀请我。处处都去我来不及。一些人叫我去吃午饭，另外一些人请我去出席晚宴，还有的人要我去给他们朗诵诗歌或散文总而言之，我现在已经超过我国从屠格涅夫起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为止的所有的巨星”
随后，当拼版工亚历山大罗夫手里拿一份不知什么稿子，走进办公室来找我们，大声呼唤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名字对他说话时，那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打算怎么样，这篇文章放在哪里？在公爵之后印刷工人的行话，就是在“公爵的文章”后面的意思。——瓦·瓦·季莫费耶娃注，还是‘外国大事’的后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动声色地和拼版工说起话来；而“著名的”散文作家则像被热水烫了似的，拔脚就跑，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所有“多余的人”散去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说：“特兰谢尔这里经常有最有趣味的版本。”
就我个人来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到来是这个“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听到他在排字间的脚步声，心往往会快乐地颤抖起来，随后就急切地期待着他的出现等看到门口出现他那穿着大衣、套鞋的微微伛偻的身躯，苍白、痛苦、始终充满了思想的作家的脸，你往往会怀着不安的心情去注意他。他就在这儿角落里脱衣服，根据他怎样脱去大衣、套鞋，怎样咳嗽、喘气，乍看上去气色如何，——你会竭力去猜测，他怎么样，情绪好的，还是气冲冲的？如果是气冲冲的、激动的，那你知道，最好别作声，“别去碰他”，也就是你装得没有发觉他来了。如果他心情好的，那么你可以笑—笑，开句玩笑。这时他自己开始说起话来，取笑我怎么坐，怎么看校样“好像您后面有个严而又严的家庭教师拿着桦树枝站在您背后似的”
这时候，各种不同的语气语调、话语、见解，一会儿是比喻，一会儿是诗歌，一会儿是回忆，都会像火花一般从他嘴里飞迸而出两三个钟头飞快地过去。你会忘记气闷和疲劳突然想到：“可是谁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跟什么人坐在一起，我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话”
十三
如果办公室里没有旁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样也出声地念着写他的《日记》。有时候他详细诉说他的感想，白天的事情。我记得正是在这种时候，他向我讲了他和《命运的故事》的著名作者亚·西克梁列夫斯基的见面。这次见面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那么沉痛的印象，他显然很久都不能摆脱。
事情是这样的。夏天，西克梁列夫斯基有一次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遇到，他就把稿子留下，说是过两星期光景他再来听回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过稿子后，和往常一样，交给了编辑部，采用的与不采用的稿子都保存在编辑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无法通知作者稿件决定采用，因为西克梁列夫斯基一向到处东奔西走，在彼得堡没有固定的寓所，又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地址。
两个星期过去了。西克梁列夫斯基来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次，两次，——仍旧没有在家里遇见他。最后，有一天上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不准佣人在十二点以前喊醒他。早晨，他听到隔壁有异乎寻常的大声说话声，好像在对骂，不知是谁的陌生的嗓音，愤怒地要求“立即喊醒”他，可是夏天便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帮工的女佣阿芙多蒂娅拒绝去喊醒主人。
“到临了，他们在那边吵嚷得好凶，我不得不起床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想，反正睡不着了。我把阿芙多蒂娅叫来，问她：‘你们那边是怎么一回事？’她回说：‘来了一个庄稼佬，不知什么人，兴许是扫院子的，他要把纸头马上还给他。火气那么大——可了得！什么话也不想听。又不肯等。非得马上把纸头还给他不可。’我猜到了，这大概是西克梁列夫斯基派来的人。我说，你去对他说，等一等，让我穿上衣服。我马上去见他。
可我刚动手穿衣服，拿起梳子——就听见旁边客厅里又十分激烈地争吵起来。阿芙多蒂娅分明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来访者显然怒不可遏了，因为我穿衣服、梳头只有片刻工夫，但听见他嚷得满屋子都听到：‘我不是小厮，不是听差！要我在过道里等，我可没这个习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说，我应当告诉您，我家客厅里的家具夏天是堆放在一起的，遮上布单子，免得落上灰尘，因为夏天没人去收拾。“这时，听说他把我的客厅当作了过道，我忍不住了，想知道来人究竟是谁，于是稍稍推开房门。一看：果然不是小厮，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胡子也没剃过，衣服有点儿古怪：大衣，印花布衬衫，裤管掖在靴筒里，靴子上过油。我终于还是恭而敬之地向他鞠了一躬，一边表示抱歉，一边说：‘请不要对着我的阿芙多蒂娅叫嚷，这事情她一点没有过错是我不准她喊醒我，因为我工作了一个通宵。请告诉我，您有何贵干，尊姓大名？’‘首先请对您那个蠢货厨娘去说，不许她叫我“庄稼佬”！我亲耳听见她在叫我“庄稼佬”。我不是庄稼佬，我是作家西克梁列夫斯基，我要拿到自己的稿子！’
‘我请您宽大为怀，原谅阿芙多蒂娅，她凭衣衫看人，不知道您是至于稿子嘛，我请求您稍等五分钟，待我穿好衣服。五分钟后我就为您效劳’请想想，他竟没让我把话讲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着很不痛快的神情继续说。“他依旧嚷他的：‘我不想在过道里等！我不是听差！我不是扫院子的！我是和您一样的作家！马上把我的稿子还给我！’我对他说：‘您的稿子到《公民》编辑部去拿给您，两个星期以前就批了适合刊用的意见交到编辑部去了’‘我不想跟你们《公民》编辑部打交道！我的稿子是交给您的，而您却迫使我站在过道里等！您也写过东西的，您怎么不害臊！您这个伪君子，假好人，我再也不想跟您打什么交道！’我刚开口请他冷静一下，——我看见他控制不住了，——跟在他后面走到楼梯上。‘再一次请求原谅！’我跟在他后面说，‘实际上我也没有过错，是您把客厅当作过道了。我凭名誉向您发誓，我没有更好的房间。所有的客人我都是在那里接待的！’你猜怎么着？他顺着楼梯飞奔而下，晃着拳头这么威胁我：‘您等着吧！我总要教训教训您的！我要公开这件事！我要到大庭广众中去揭露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喘了口气，以淡淡一笑作结：“有时候，人往往有一种古怪的自尊心！作家不知为什么穿得像个扫院子的，人家拿他当‘庄稼佬’他又大发雷霆！他准备去‘揭露’我！我的客厅他当作过道，大门口我没雇看门人，居然可以怪罪于我！这可是从来也没想到的！”
“这个西克梁列夫斯基准是个宗教界人士。教堂执事或杂役的儿子，”过了一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对我说道，“这种先生总有一种特别的point dhonneur法语：荣誉感（面子观念）…您记得杜勃罗留波夫的这几句诗吗：
亲爱的朋友，我快要死了，因为我为人诚实，不过我在故乡，必定会家喻户晓。
亲爱的朋友，我快要死了，但我心安理得，我祝福您：在同一条路上行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