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编辑的初期，他曾经幻想过，借助他所主编的杂志，让社会倾听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声音；不过他很快就确信，这是极为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杂志开始时办得太一面倒了，尽管有几个聪明而有才华的人追随杂志的编辑，但人数过于寥寥，况且又都兼任其他职务，无法集中全部精力来搞刊物。其次，杂志的经费又过于短绌，一些临时撰稿人都很差劲，几乎没有挑选的余地。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编辑；然而，即令他是个独立的、有权的杂志老板，那么这份杂志也未必能够兴旺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长篇小说家，艺术家，热情而又真诚的政治家，思想家，但是搞行政管理，他永远是蹩脚的。
他不会搞实际工作，不适宜当编辑。况且还应当考虑到他是个热情冲动、全神贯注的人有一次我遇见他手里拿了一本书；他正处于兴奋状态。
“这是什么书？您在看什么？”
“我在看什么？！——快去买这本书！这是考汉诺夫斯卡娅考汉诺夫斯卡娅是女作家娜杰日达·斯切潘诺夫斯卡娅·沙汉斯卡娅（1814—1882）的笔名。的中篇小说集。”1863年莫斯科版中篇小说集（两部），内收：《饭后做客》，《外省肖像画廊摘选》，《老人》，《螺帽》，《基利尔·彼得罗夫与娜斯塔霞·德米特罗娃》及《昔日见面》。
“我知道看过很好的几个中篇。不很强大，但是独特而讨人喜欢的才能。”
“真不害羞！”他叫起来，“您怎么判断的，您懂吗，您知道吗，这是一些什么中篇小说？我愿意放弃我最好的作品，放弃《罪与罚》、《死屋手记》，只要这些中篇能具上我的名字，算是我写的这是一本这样的书！我不知道我们的更好的作品在哪里，有没有更好的作品？谁写得出这样的作品！”
反驳他，向他说明这是他自己把作者的题材加以臆想，他赞赏的是他自己的幻想的成果，那是不可能的。
但第二天，正好是第二天，他说：
“不，咱们的妇女根本不会写作；比如这位考汉诺夫斯卡娅，她有才华，有感情，甚至也有些思想，可她是怎么写的，怎么写的难道可以这样写作？！”
“行行好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昨天您不是热情洋溢地宣称，您愿意放弃您的所有长篇小说，但愿能在她的中篇下具上自己的名字吗？！”我也不由得叫道。
他愣住了，怒气冲冲地瞥了我一眼，含含糊糊地说：“我从来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我记不得了。”
我相信他，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他确实记不得自己说过的话。他什么都可能忘记，但是昨天也罢，此刻也罢，他完全是真诚的。那是一时的观感是的，他忘记的东西很多；他太全神贯注了。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忘记过，没有背叛过他所珍惜的信念，命里注定他来表达的一切新鲜的、正确的、美好的思想，这正是他为之而奋斗的一切，最终给他带来了声誉的也是这一切。他的整个文学活动，他那浸透着同一精神、同一纯洁感情、同一崇高思想的全部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
五
编辑工作他支撑了一年，结果弄得精疲力竭。倒不是因为工作太多，而是他工作得非常慢，这工作又很不适合他来干。主要的是产生了坚定的看法：原先寄予莫大希望的工作，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最后是他不能同时做两件工作。他一直准备写新的长篇，却一直找不到时间，而素材倒积累了相当多，已经到了在形象中，在广阔的场景中表达出来见本书页476瓦·瓦·季莫费耶娃的回忆录。的时候了。
1874年初，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向我抱怨他的处境，最后宣称，只干到夏天，夏天就摆脱它。1874年的春天，我恰巧由于种种情况，跟他见面比较少了。有一天他顺路来看我，正好我不在，他留下一张条子，上面说，过几天，他作为《公民》的编辑，得去蹲禁闭。条子没有保存下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禁闭见本书页394，页478—
479及注文。
3月22日上午，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来我处。
“您知道我从哪里来您这儿吗？”他说，“从犯人那里来：我们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蹲在禁闭室里去看看他吧，他在等您。”
“他的情绪怎么样？”
“情绪极好。您一定要去。”
我们闲谈了几分钟，我便去干草广场上那有名的角落。立即放我进去。我在一间宽敞而又相当整洁的房间里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里面除他之外，还有一个年轻人待在另一角落里，衣衫破烂，面无血色。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坐在一张普通的小桌子旁喝茶，抽他的纸烟，手里拿着书。他因为我去探望他而感到高兴，拥抱我，连连吻我。
“嗯，您来了，很好，”他亲切地说，“要不然最近一个时期您根本影踪全无。我甚至准备写信给您谈谈某件事情，因为我开始有点儿不喜欢您了。您说，您为什么影踪全无？是不是您生我的气？不过我想，我想您是没有什么事情要生我的气的。”
“生气，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确实也没有什么要生气的。相反的，我好多次准备来看您，就是怎么也不行：我哪里也没去，整天待在家里。”
他想了一想。
“是呀，我料定也是这样，果然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来谈一谈，亲爱的。”
我回头看了一下在屋里的年轻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用手指敲桌子，这动作一度是他的一种习惯。
“别去理他，”他轻声说，“我已经千方百计试过他。这是一根木头，也许我会搞清楚的，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不必因为他而感到拘束。”
果然，我们很快把这个目击者的在场置之脑后。
“您知道，我想对您说一件什么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起来，“您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您得做点儿什么您别说话，别告诉我您想跟我说什么，我全知道，我十分了解您的情况，我自己经历过。这也是我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也许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亲爱的，听我的话，自己做点儿什么，否则将来恐怕不好我不是常跟您讲吗，——那时候是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苦役拯救了我我完全成了一个新人还在审讯期间，刚一定案，我的一切痛苦就消失了。当我突然来到要塞时，我想，这下子我完了，我三天也熬不过去，结果却忽然平静下来了。您知道我在那里做什么？写《小英雄》，您看一看，难道那里面看得出怨恨、痛苦？我做梦，平静的、吉利的好梦，后来越待下去，越好。啊！西伯利亚与苦役！对我是巨大的幸福！人们说，那儿可怕，怨恨，不是还有人说什么怨恨是合理的吗？胡说八道透顶！我只是在那边才过上健全幸福的生活！
在那里，我才了解了自己，亲爱的了解了基督了解了俄国人民，而且感觉到我自己也是俄国人，是俄国人民的一分子。
我的一切最美好的思想，都产生于那个时期，现在只是重新出现，而且又不那么明晰而已。啊，要是您也给送去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二十年后回忆苦役生活的这一段话，和1854年2月22日他在给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保存下来的关于鄂木斯克监狱的直接印象是不相符的。（《书信集》，第1卷，页136—139）
这一番话说得那样热烈，认真，使我不能不发笑，不能不去拥抱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凭什么让我去服苦役呢？莫非您劝我去杀个人？！”
他自己也莞尔而笑了。
“是呀，当然唔，想出一点别的什么来吧。可您要知道，如果可能，这对您是最好的。”
“苦役也不止西伯利亚一个地方，”我说，“这里也有，尽管您说我是神经性的疾病，使我苦恼，使我为未来担忧；讨厌的冷漠确实开始使我很受不了，想摆脱它才好，可我毕竟还是不希望自己去服苦役。”
“那么想一想想一想，下决心采取一个突然的、不顾死活的步骤，那可以改变您的整个生活。您这么办，使您周围的一切来个截然不同，换一个新的环境，使您自己不得不工作，斗争，那时候，您的内心也会焕然一新，那时候，您会认识到生活的欢乐，您会好好地生活。啊！生活是美好的。呀，活着有时候是很美好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样小东西，每一件小玩意儿，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多少幸福！您知道吗，我今天觉得真好：这个房间，我被捕了，被关起来了这种感觉，使我想起许多东西，许多那么美好的东西，我想的是：我的天哪，当时我多么不珍惜自己的幸福；那时候我学会了享受一切；若是时光倒流，往日重来，我会加倍地享受”
他就这个题目还讲了很久，后来忽然抓起那本我进来时他在看的书，说：“这本书我现在看得放不下手：这是一本出色的书，伟大的书！您一定得看看。”
这本书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见本书页478注①。对这本书的热烈赞扬不是一时之兴，不是转瞬即逝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日还在赞扬这本书。我对他说，尽管《悲惨世界》中有许多突出的优点，然而也有严重的不足，有些地方拖沓冗长，过于枯燥，《罪与罚》的作者完全不必对《悲惨世界》顶礼膜拜，可是这样说也没有用。他继续赞扬，而且总是在书中发现它所没有的东西说话之间，到了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他自己也催促我到他的妻子那里去一次，安慰安慰她，说是他身体很好，自我感觉也良好。
“不过，亲爱的，请您轻声说话，别让女仆听见。要不然她们知道我关在里面，马上会以为我是偷了什么东西呐”
六
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他的愿望——辞去《公民》的编辑职务，下一个冬天在旧鲁萨过，准备发表新的长篇——《少年》。
1875年初，他到彼得堡来逗留了几天，来看过我。我遇到他完全处于另外一种情况，忙着新的事情和杂务，把我的一度使他颇为担忧的冷漠一下子去掉了。有些事情我们要谈一谈，对他的来访我极为高兴。但是他刚一进来，我从他的脸色立刻便看出，他极其恼火，心绪极为恶劣。
他立即说出生气的原因。
“告诉我，直率地告诉我——您是怎么认为的：我妒忌列夫·托尔斯泰吗？”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托尔斯泰的态度见本书页545。跟我打过招呼后，他直瞪瞪望着我的眼睛说。
我若是不了解他，对这一古怪的问题自然会感到十分愕然。
但是我对我们的见面和谈话往往会最意想不到地“开头”，则是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不知道您是否妒忌他，但您完全不必去妒忌他，”我回答说。“你们两人各有自己的独特的道路，你们不会撞车的，您拿不走他的什么，他也拿不走您的什么。在我看来，你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竞争，因而，我认为您那方面也不会有妒忌不过，请您说说，这问题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指责您妒忌？”
“一点不错，有人责备我妒忌是谁呢？一些老朋友，认识我二十来年的老朋友”
他说了这些老朋友的名字。
“怎么，他们是直接对您表示这意见的吗？”
“是的，几乎是直接讲的他们死抱着这种看法，他们简直掩饰不住——句句话都有流露。”
他激动地在房间里走动。后来忽然停住，拉住我的手，轻声地、几乎嘟嘟哝哝地说：“您知道吗，我确实妒忌，只是根本不是那样，啊，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我妒忌他的环境，正因为这一点，现在我得那么艰难地工作，艰难地、急急忙忙地工作上帝啊，而且一辈子这样！不久以前我看自己写的《白痴》，完全忘记了，好像看的是别人的作品，好像初次看里面有些出色的章节精彩的场面嘿，多么好！喏，比方您回忆一下阿格拉雅与公爵在长椅上的会面？但我还是看出有许多地方写得粗糙，匆忙而且始终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祖国纪事》来催稿了，得赶紧写你预支了钱——用作品抵偿吧，再预支，再永远如此！我从来不谈及此事，不肯坦率地谈；但是这种情况使我非常痛苦。喏，托尔斯泰却是无忧无虑的，他不必考虑明天，每一件作品他可以精雕细刻，一部作品写好了，放上一个时期，以后再反复看看，加以修改，这才是一件大事！我妒忌妒忌的就是这一点啊，亲爱的！”
“当然，那总是这样的，”我说，“那总是叫人很不痛快的。不过通常嘛，人总会发表这样的看法：被环境逼着工作，反而促进工作，无忧无虑的环境，倒容易产生懒惰。”
“这当然也是常情，不过，一个人如果懒惰，就什么话也不会说了，那就意味着他没有话要说了！”
他突然平静下来，变得亲切而温和了。
情绪这样突然变化在他是经常有的。
这次见面我特别记得清，因为接下去的谈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我相信他对我的关怀是真诚的。那天我所接受的他的意见、劝告，给我带来不少好处，长期成为我的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柱。符·索洛维约夫这个时期显然已经在写他的第一部历史中篇小说《奥斯特罗日斯卡娅郡主》了，发表在《涅瓦》杂志1876年第38—51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