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1881年间的印刷厂排字工回忆录中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亚·亚历山大罗夫一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是在他进《公民》编辑部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公民》还是一份周刊，我在里面当拼版工。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任编辑的消息，《公民》的出版人是突然告知读者的，在当时颇有几分突兀。1872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期《公民》，在第2页通常刊登社论的位置上，以大号铅字占通栏篇幅排印了下述简明消息：自1873年1月1日起，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担任《公民》的编辑。1872年最后一期《公民》出版后过了没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了1873年第1期用的他自己的稿子来到印刷厂。这是《作家日记》的第一篇文章见本书页424注①。，后来成了独立的定期刊物，给著名的作者带来巨大的声望。我被人从排字间叫到办公室，印刷厂老板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介绍我是拼版工，向我介绍了他的名字；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微鞠躬，他几乎看不出地点了点头作答，同时以几乎难以觉察的注意神情，迅速瞥了我一眼。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把他的《日记》的手稿交给我。
同时，正如我后来也有机会屡次观察到的那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陌生人面前喜欢显示他是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人的样子，为了这个目的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既响亮动听又富有表情。
“你们这里的排字工好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我，用的是很做作地挤出来的嗓音，但是不难发现其中带着老年人的颤抖声。一边说这句话，他一边把写在小张信纸上的原稿摊在我面前的桌上。“我的稿子他们看得清楚吗？”
我瞥了一眼，看到那稿子即使普普通通的排字工也能相当顺畅地看下去，更不用说是优秀的排字工了，因为那不是草稿，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誊清稿。
“稿子清楚，”我回答说，“我们排字工很容易看下去。”
“嗯，就是嘛，清楚看看吧！你们总是这样说的，清楚，可是一排字，你就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塌糊涂！不是每个字后面都放上个逗号，就是几乎通篇没有一个逗号你们要注意，我稿子上连一个多余的逗号都没有的，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要求你们对我的稿子不要增，也不要减。对啦，你们知道我的一些记号吗？我这里有一个记号请看。”
我翻了几页稿纸，没有发现什么看不懂的东西，便没有要他作任何说明，只是说，排字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排急件，不过我们印刷厂有校对员预先看排样就是为了纠正错排，排字车间送校样给作者也仅仅是为了改正错误。
“毛病就在这里，排字工总是依赖校对你们有好的校对吗？你们的校对是谁？”
我就把瓦·瓦·季莫费耶娃指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她就坐在这里桌子旁看一份不知什么校样，当时她很荣幸正担任着枯燥的校对工作；老板介绍说她是个出色的校对，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向我解释记号的事置之脑后，转而去教她如何改正校样，主要是不要在他的文章上到处加逗号。然后他向我打听必须由他签发出版的一期《公民》的内容，说刊物内容仍旧由出版人不经梅谢尔斯基公爵批准，《公民》上不能发表一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刊物的编辑，不是主持人，尽管他作为“责任编辑”签字。去编，我们只消把拼好版的整样送去给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签字就行了，他本人的和出版人的某些文章也可不送，按他的处理，这种文章只需先送长条排样给校对即可。最后，他打听了送《日记》的校样给他的时间，便离开了印刷厂。
我们满心希望讨著名作家的好，想在打交道的初期在他面前表现一番自己，但是我们排他的文章压根儿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他经常担心的校对员问题分散了心思，忘记向我们说明他的一个暗号的意思了。做这个记号是为了更清楚地标志一段新的文章，通常是另起一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了一个记号——花体字Γлаголь，也就是横写的字母Γ。
根据校样上的惯例，因而，一般也是原稿上记号的惯例，我们把这个记号理解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作是把各段文章连接起来排的记号，换句话说，当作是取消另起一行的记号，印刷厂的行话叫作减少起行空格。由于这种记号放在每一段的开头，而对记号的意思又理解反了，因此整个第一章出现在排样上就是长长的一大篇。这一情况，我和女校对都感到有些奇怪，但是记号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很明确的，对如此经验丰富的作家的原文我们可不敢自作聪明，于是就把这样的校样送去给他校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把这份校样送回印刷厂。
“瞧，您跟我说过的，你们有好的排字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了起来，我觉得那口气比他第一次来印刷厂时要温和些。“你们怎么排我的文章，像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全部要重排！瞧，”他把带来的校样摊在桌上，继续说，“我画上记号的地方，就是原文要另起一行，你们全部混在一起，接连排下去嗯，现在你们拿它怎么办呢？我认为这样子是无法校改的，只好全部重排。”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解释造成错误的原因。
“我这样写法，写了三十年啦，出版我的作品的印刷厂对我的记号都懂的可你们这里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那么您告诉我，碰到这样情况，你们用什么记号，我没有办法了，今后只好用你们的记号。”
对此我反驳道，我们印刷厂里使用的是普遍采用的记号，如果这种记号在别的地方使用表示的意思和我们的不同，那么，这是暗号，我们这里也很容易照办，因为从此以后我们自会了解他的记号的含意，故而他根本毋须为了我们印刷厂而改变其写稿的习惯。
“这就对了！我不是对您说过吗，你们应当来适应我的原稿，可您说，稿子清楚，唔，这就是您的清楚！现在就按你们所知道的去改吧！”
我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的记号我们现在懂了，校样会仔细校改好的。他终于放心了，走了。这一次我准确履行诺言，得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信任，以后他也一直信任我。
后来，当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提起上述情况，他承认，在其他印刷厂，起初人家也是不知道他的另起一行的记号的，因此初校样几乎总是排成长长一大篇。
随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入《公民》编辑部工作，我预见到自己作为这本杂志的拼版工，业务工作要复杂化了，由于新的编辑住所离印刷厂印刷《公民》的特兰谢尔印刷厂坐落在涅瓦大街与弗拉基米尔街的拐角上现今巴尔金饭店的那座房子里。——亚历山大罗夫注比较远这一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住在伊兹马伊洛夫团），工作量还会增加，我预见到，少数文章只消一份校样送去给编辑签字就行，大部分文章在签字之前，从印刷厂送编辑来来回回得送好几次呢，有时候还要转送给出版人，因为《公民》的大部分文章出自出版人的手笔。这一预见后来得到证实，不过开头时工作进行很顺利，排印的文章仍旧以拼好版的校样送给编辑，他很快看过这份校样，稍作改动，即签字付型，也就是一个校次就足够了。后来却往往不够后来事情迅速开始复杂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难得一次校样就签字；他开始常常跑印刷厂；一会儿跑来对我说，什么和什么用长条排样送给他预校，—会儿因为没有时间把校样送来送去，就在厂里看校样。过了两个星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搬得比较近些，住在利戈夫卡胡同与古谢夫胡同的拐角上，二十一号八室，此后他来印刷厂的次数就频繁了。此外，我也开始相当频繁地上他那里去，以解决一期刊物拼版时产生的各种疑难问题。
二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最初印象，同他与人家初次打交道时给予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样的，人家得到这样的印象后就一直保留下去，因为此后没有机会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进一步的接触乍看起来，我觉得他很严厉，完全不像大家很熟悉的知识分子一类人物，倒不如说是个稍稍有点粗鲁的普通人；不过因为我知道，在我前面的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外貌上纯粹俄国人的特征首先使我吃惊，而且，他的小巧的手，尽管自然是干净而又柔软的，可是有几只手指上的指甲却是畸形的，这是干繁重的粗活留下的痕迹，更增强了他是普通人的印象，他的嗓音和说话方式又给这种印象作了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穿着薄薄的麝鼠皮大衣，瘦长的身材，凹陷的眼睛，长而稀疏的红褐色的胡子，同样颜色的头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形体便像个聪明能干的工厂老板或商人，不过那种商人像彼得大帝以前的参加贵族议会的俄国贵族，如同我们的画家在历史画上所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外貌上与贵族的相似，立即冲淡了他给我的略带粗鲁的印象。后来，从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长期交往中，我对他的态度有了明确的了解：他待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因而显得有些粗鲁；有时候往往不耐烦，因而显得厌恶似的，这是受神经紊乱的影响而产生的，而神经紊乱又是他受过艰苦的考验，夜间紧张的思想劳动和可怕的癫痫的后果。
受到最初的印象的影响，我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多疑的人。比如，我发现，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探究似的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或者老是望着我的脸，目光相遇他丝毫不发窘，也不会赶紧把目光移开，或者移到别的东西上去；受到他这种静静的探究似的目光的影响，人家会变得不自在。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比较了解，他和我谈话时就不用这个方法了，虽然仍旧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但那目光已经是普通的安详的目光，完全不是那副探究的神气了。
从刚得到的个人经验，以及后来屡次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性格特征的观察，我得出下面的结论。他对他不大了解的人一般是不相信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曾经承认他很不愿意与陌生人打交道，他预先知道将来，也可能是最近的将来，他必定会跟他刚开始熟识的人发生冲突亚历山大罗夫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见《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3卷，页7）对待他所不了解的平民百姓，他尤其不相信。关于后一种情况，根据听来的意见以及我本人的观察，我给自己作以下的解释。和陌生的平民百姓交往时，作为一个对方知道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能认为，这个平民对他过去流放的历史略有所闻，就是说，例如，他们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服过苦役，但是不知道，或者，同样的，不很了解，他为什么服苦役，因而，出于这些人的愚昧无知，恐怕难免会把他看成是过去的苦役犯，按照这种看法，就会像对待苦役犯那样来对待他。因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对待那些他完全不了解其思想方法的人，态度必须认真严肃，到以后，完全确信这个人对他不会抱粗野的成见之后，他才开始信任地对待以这种方法考察过的人，但是其信任的程度往往是不同的。比如，他对我后来是充分信任的，因为他没有理由怀疑我对他的由衷的尊敬，他与我平等相待，也就是相处很随便，因为他不会有无意间遇到粗鲁或者甚至傲慢无礼的危险，这种情况在业务交往中是经常有的，而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打交道多半是在业务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必须与印刷厂里的其他人打交道，他的态度总是严肃而拘谨的，对他们的某种关系，比如出版方面的金钱计算，只要有可能把这些事务委托给他的妻子，他甚至就完全回避。
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上述性格特征作这种解释是否对，我让比我更了解这位著名的、但过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去判断；我再说一遍，这一解释是我自己的解释，我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经过各种情况下的观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本人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证明我的理解是正确的。
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仅在保护自己的人格方面，而且在保护自己的感情不受最微小的侮辱方面，都是非常敏感的，又是经常保持着警惕的，可以从下述一件小事得到说明。这件小事是我与他的业务交往上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与他相识几乎一年之后，故而他对我早已十分信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