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寒暄过后，我们开始谈起面临的事情。这时印刷厂老板奥包连斯基公爵和他的办事员带着预算来加入我们的谈话，预算已经编制好，特点是费用价格适中，这个印刷厂一向如此。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预算不大感兴趣。他很兴奋，从他的第一句话便可听出，当时他操心的是确定他的出版物的外表形式；其他一切，他大体上已经考虑过，早已斟酌过了。因此我建议他在明天之前大致准备好标题页及内容页。这一建议很明显地使他更加激动。他坦白说他特别操心的是标题页。但看得出，他是很乐于操这份心的。“它的样子怎么样？好吗？漂亮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恳切地要求我排标题要特别留神，特别尽心尽力，竭力为它拣排“比较别致的、比较有特色的字体，不要太小，要比较醒目、比较显豁的！”我自然答应尽力而为，并且对他说，如果第一次不成功，我们反正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改动若干次。我请他把标题的全张原稿给我们，他当即写了下来。后来这标题按他的指示排好，只在小地方作了一处改动，以后他两次重印《作家日记》在1880年8月和1881年1月。都未作改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准确复制第一次标题的字体。
随后我们开始谈到印刷事务方面的组织，谈到出版物的篇幅，原稿送印刷厂的时间和刊物出版的期限；谈到我们印刷厂的校对员，按他的习惯，对此也是很关心的；谈到纸张、装订工人、书报检查以及其他等等，等等。
我应当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一切事情都很用心，只要他的体力所及，尽量做得一丝不苟；所以，在其后《作家日记》出版的两年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显然不同于1873年发表在《公民》上的《作家日记》。虽然各阶层之间要友爱和睦的说教贯穿于整个刊物，可是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仍持否定态度，但1876年的《日记》对于曾经寻求和正在寻求“革新”的力量，对俄国青年的力量，已经不抱强烈的敌意了。文中提到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名字含有另外一种意思，谈到乔治·桑时充满了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转向新的、正在成长中的面向人民的俄国青年的力量。他写到大学生、中学生、教师、平民知识分子及俄国妇女。这一切使1876至1877年的《作家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民粹派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第1期《作家日记》上写道：“哪怕就凭我怎么也不愿意平静下来这一点，我认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更加自由主义。”（《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47）民粹派阵营的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很敏锐地抓住了作家的这些新的思想情绪（例如他在1876年《市场新闻》报第36、70期上的文章，具名“平庸的读者”）。中，事情都是按照他这次口头达成的协议进行的，一些小地方未遵守协议的除外。事情是按如下的方式进行的。
十
大家知道，《作家日记》每月出版一次，一期或一号，一个半印张至两印张的篇幅，四开本（十六页），所有的内容都出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手笔，自然，广告除外。起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出版他的《日记》，准时于一大早就发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报纸一样”，事前商谈时他要求我们保证比较准确地遵守这些期限，而对我，他还特别告诫，在《公民》和《作家日记》两份刊物要在同一天出版或日期相近的情况下，不要牺牲他而迁就《公民》。但他既不隐瞒自己，也不隐瞒我们，因为面前摆着限时限刻的文学写作的任务，使他很苦恼，他很为自己担心。他要求我有机会时大力协助他，也就是他可能交稿脱期时，印刷厂替他设法弥补，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满足他的这一要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每月17至18日开始送交上面提及的原稿，截稿日期约定在出版之前三天，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恰恰在交稿快要截止的时候常常脱期，印刷厂要弥补的就是这一点；需要遵守上述条件是由于这一情况：《作家日记》在整个出版期间都是预先经过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然后再出版的，所以印刷厂需要有时间排版，打出印刷校样、作者校样，然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允许送样给书报检查机关（催促这种机关，大家知道是不可以的），拼版，然后再送作者校样、印刷厂校样，最后才开印。
出版事业主管机关批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版《作家日记》曾表示依法规定他承担编辑之责，就可以不必预先送审即行出版，并且他作为特殊的例外，享受优惠的条件，即不必缴付通常的职务保证金，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丝毫没有发现他的《日记》可以不必预先送审而出版于他有什么吸引力，他拒绝了。他倒是看重那一定程度的安静，在书报检查方面他不必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他可以充分用来考虑。他并且坚决相信，书报检查机关一般说来对他的《日记》的倾向不会有任何影响果然，书报检查官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拉金斯基（《日记》出版期间几乎一直由他审查）常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玩笑说，他不作审查，只是纠正他的笔法。这就是说，有时候，他纯粹要凭检查官的权力涂去某个不恰当的地方时，他不这样做，只用另外一个字代替，这样文句的意思就缓和了。关于拉金斯基检查《作家日记》的情况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亚历山大罗夫的信。（《书信集》，第3卷，页245、268；第4卷，页308、313、317）亚历山大罗夫在这里所述情况不太确切。拉金斯基还是查禁了一些东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跟他争吵过。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解释他不愿意“不必经过预先审查”即行出版，他说，不经审查便出版，本人必须担起检查官的责任，以做到经过审查出版，而他根据经验知道，审查自己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一个作者，由于书报检查官的或多或少的大涂改，毕竟尝到了不愉快，虽然次数不多。也常有这样的情况，整个一篇文章被书报检查官禁止，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开始为保卫被禁止的文章而忙碌奔走：他去找检查官，去检查委员会，找出版事业总管理局主席，——解释，证明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奔波获得成功；奔走失败，便只好减少刊物篇幅，因为《日记》上的文章，表面上看虽然是各式各样的，其实相互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因为一篇是从另一篇生发出来的；抽掉一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没有合适的东西去填补版面，重写又没有时间，这么一来，印刷厂在各种情况下只好在《作家日记》出版的前夕才结束工作，并且它的最后一页几乎总是在夜里才开印。完全“像报纸一样”了！
出版的经济部分，也就是和印刷厂、纸厂、装订工、书商、街头卖报人以及刊物包裹的邮寄、运送方面的一切账目，从《作家日记》一开始出版便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担任。有赖于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此喜爱的办事准确完全做到了，因此他本人完全有可能泰然摆脱一切经济方面的操心，埋头于文学的、概括地说是思想性的工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份独立的小刊物的稍嫌复杂的组织工作便是这样十一《作家日记》问世以前，报上的广告曾引起某些读者的揶揄的微笑，某些出版机构则发出粗野无礼的冷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责难年高望重的作家。《圣彼得堡公报》第11期（彼·德·波波雷金的小品文）“责难”《作家日记》，《新时代》第37期（伊·弗·瓦西列夫斯基的小品文）及《呼声报》第138、152期（拉罗什及其他人的文章）嘲笑《作家日记》。比如，一部分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出版他的《日记》，大概是因为才思枯竭了，什么好东西也写不出来了；另一些人指责他自命不凡，说是这种自命不凡促使他狂妄地把《日记》当作足以引起公众注意的文学作品拿出来以飨读者。还有许多人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份微不足道的刊物是注定要在当时浩如烟海的期刊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然而情况完全相反。
《作家日记》第一期印了两千册，迅速销售一空，因为上面所述的期刊对《日记》的粗暴狂妄的说法引起大家的兴趣，无论如何这总是一本独具一格的新刊物。不过大家从第一期上立刻看到，《作家日记》根本不像所有读书的人看惯的那种日记。他们看到，那不是记录事件的流水账，而是有威望的社会活动家对一些当前生活现象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的、指导性的言论，而这些生活现象的意义又只有高深的智慧才了解；这时人们才兴趣越来越浓地去阅读这份刊物。
随着二月份的第二期问世，因预订和零售而销售一空的第一期，又要求重印。随着第二期的出版，《作家日记》为读者和国内期刊业中有影响的大刊物所承认；报纸引用与摘登它的文章，有一家报纸甚至全文转载一篇文章——著名的幻想性小说，题目叫《在基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是作为小品文转载的《在基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由《彼得堡报》在第24期的小品文栏转载…第二期在读者中几天工夫便告售罄，版子在印刷厂还未拆版就需要加印了，数量和头版印数一样；第一期也重新装版，第二次加印。
《作家日记》的预订虽则从一开始出版就办理的，但数量始终不大。刊物发行的主要方式是零售。在彼得堡，大多数读者宁愿简单地零买，而不愿预订，因为从报贩手里买新出刊物要比通过邮局送的预订刊物早得多，尽管在价格上零买比预订要贵（预订价格是一年两卢布，而每月零买是三十戈比—本）。顺便说说，这种情况相当明显地表明读者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日记》的出版。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作家日记》是在一定的日子大清早准时出版的，所以在这些日子里，总可以在报贩的报摊上看到《日记》和日报放在一起，他们把《日记》当作有趣的新刊物而特地陈列出来。
随着《日记》接连不断的出版，读者对它的兴趣越来越高，以致到夏天来临时，《日记》的印数已达六千份。这样，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的成功也就极为迅速地成为确凿无疑的事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一成就感到高兴，但并不觉得奇怪，尽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对印数的决定都持慎重态度。
《作家日记》的读者主要是社会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其次是俄国社会各阶层中所有喜爱严肃读物的人。到《作家日记》出版的第一年年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读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到第二年，联系的规模之广泛，在我们俄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读者纷纷来信、来访，向作者表示感谢，他们阅读《作家日记》得到了美好的精神养料。有些读者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们是怀着虔敬的心情看他的《日记》的，当它是《圣经》，有的人把他看作精神上的导师，另外一些人把他当作预言家，要求他替他们解答某些他们困惑的迫切的时代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热情地接待他的顾客，和他们谈话，看他们的来信并作复外省读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诚恳；许多人只要有机会到彼得堡来，便认为亲自向敬爱的作家表示敬意是自己的责任；另一些人则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见一见著名的作家—“预言家”，听听他讲话只有一些顽固的俄国“西欧派”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日记》不满，引用他们一个头头的尖刻话，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劣质橄榄油味道”，那意思就是说他变成假圣人了。
十二
《作家日记》出版期间，我又经常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去，因为我又开始和他有联系这些联系不像过去那样经常，但比较密切，因而我有机会比较接近地仔细看看他的生活方式。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希腊大街一所坐落在希腊教堂与小水塘街之间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和他以前住在利戈夫卡街与古谢夫胡同拐角上的那幢房子一样，是老房子。他的住所在三楼，会客室的布置很像从前的老房子，连得房间的窗户也都是一个方向，朝东的我还发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的寓所也是在一幢老房子里。有一时期，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宁愿要老房子，而不要整洁舒适得多的新房子呢？我得出下述结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需要大面积的寓所，在新房子里租借这样大而舒适的房子和他的收入不相符他仅仅靠文学写作过日子，而靠这种劳动收入为生，即使拥有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样大的才能，又异常刻苦勤奋，在我们俄国，有时候即使可能的话，也只能过相当寒酸的生活。
我所见过头两处住所里，除了普通的厨房和前室以外，房间的数目不下于五间，就是：一间兼作会客室用的大厅，小小的餐室，同样也是小小的书房，儿童室——总是尽可能地离书房远一点，最后，还有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卧室。所有房间的家具都很简陋；会客室里的家具比较新，不过也是所谓市场上买来的；其他房间里的家具还要简陋，而且比较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