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琦、叶友琛
近年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有一个福州人及其著作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就是陈季同（1852~1907年），一名毕业于船政学堂的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生活了16年之久，用法文创作了多种传播中华文化的著作，在19世纪的西方文坛产生轰动效应。学者们的研究多从发现陈季同作为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贡献者的角度开展，并对其久被尘封的历史地位有了比较恰当的评价，称之为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同时指出了作者基于反击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而呈现出来的“愤懑”与“纠偏”的总体特征。本文所关注的是，陈氏作品极富于感染力，其文章所呈现的竭诚之态度、营造的优美之意境以及高超而丰富的讲述技巧也堪称典范，而他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关于文化传播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中学西传的主旨：中国社会务实稳定，中国人愉悦平和
陈季同，字敬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6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的法文学堂学习，24岁时，与魏瀚、刘步蟾、林泰曾等船政第一届毕业生，以“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被船政局录用。旋又留学法国学习法律。随后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官至参赞。陈氏在欧洲期间，公务之余用法文著文发表，共汇成8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年）、《中国人的戏剧》（1886年）、《中国故事集》（1889年）、《中国人的快乐》（1895年）、《黄衫客传奇》（1890年）、《巴黎印象记》（1891年）、《吾国》（1892年）、《英勇的爱》（1904年）。
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法文作品开始，直至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前后20年间，陈季同在西方文坛声名鹊起，其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以《中国人自画像》为例，该书1884年7月在巴黎出版，年内至少重印5次，至1886年5月，此书已经印了11次，并有多种文字版本。陈氏作品一时“洛阳纸贵”。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曾授予他“一级国民教育勋章”，以表彰其所做的文化贡献。的法文著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学作品选译。《中国故事集》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译本基本保留了原文结构和主要情节，所选故事主角多为聪慧、善良的女性，情节起伏、笔致曲折，对西方读者有较大的吸引力。一类是文学加工创作。《黄衫客传奇》，取材于唐传奇《霍小玉传》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汧国夫人传》，对唐传奇《李娃传》的简写。《中国人的戏剧》，一部中法文学随笔集，可谓是早期的一部比较文学著作。《巴黎印象记》，也是一部风俗比较的随笔。《英勇的爱》，则是作者在国内创作和出版的法文剧本，刻画了一个传统贞女的形象。一类是社会人文介绍。《中国人自画像》，主要对中国的风俗、文化作了详细的介绍，比较、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性。《中国人的快乐》，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郊野之乐、各阶层的游戏及公共娱乐。《吾国》由陈季同在1892年以前在欧洲撰写的单篇文章结集而成，共11篇，主要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组织等等。
以上三类文章，皆根植于中国文化。即便是关于域外巴黎的印象随笔中，也随时存在中国文化的影子。上述著作多为单篇集结而成，所涉及的中国文化内容十分丰富。
我们看到，陈氏向西方读者传播的文化内容突出表现了三个方面的指向：一是力图将一个正面、美好的中国呈现给欧洲。作者选取的元素是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努力去赞美我们民族传统中值得骄傲的、美好的风俗”，展现正面的中国印象。除了上述单篇，陈氏还专门写了《中国旅行记》一文（见《吾国》），以一名假想的旅行者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巡览式的介绍，强调“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风俗传统”。二是强调中国社会结构的科学合理、务实稳定。作者指出：“中国的制度只有一个目的：国泰民安。”因此，作者针对溺婴、贞节牌坊、包办婚姻、女性地位、纳妾、君父政体、宗法制度、五伦关系、男女授受不亲等被西方人抨击的社会制度和现象进行正面意义上的解释，指出这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例如，他指出一地的犯罪数字之少表明了中国“普遍道德水平的较高境界。我毫不犹豫地将犯罪的罕见归功于家庭及家族的连坐法”。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国家对于宗教的狂热、“烦扰动荡”的社会状态，以及崇尚独身、决斗、个体权利，阶级之间存在差别、不易流动等问题。三是强调中华民族个性的愉悦平和、高雅有礼。陈季同认为，“一个民族的个性从来没有一种更完全的方式，比从它们的庆典、它们的节日，一句话，它们的愉悦，解释得更清楚的了”。因此，作者通过大量的篇章，描写中国人的个人娱乐和公众节日，并且极力说明，中国人的快乐“淳朴、诚实，完全切合一个早已脱离了幼稚狂欢的古老民族，这个民族自尊自重，懂得娱乐的适度”。
作者之所以针对以上三方面进行文化传播，是因为19世纪西方人对封闭的中国社会存在重大误解和偏见，作者在《中国人自画像》弁言中的第一句话就十分感叹地说：“藉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本人可以断言，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之国家。”彼时，欧美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生机勃勃，而清帝国已过了极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顺利挺进，欧洲人较之18世纪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将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国度”成为时尚；例如“把女人当做一个可笑、粗俗、毫无影响力的人，只是为了生儿育女而存在”，认为中国的婚姻是“一种商业行为、一桩生意”，中国人还喜欢杀害婴儿，残酷的父母将婴儿扔在垃圾上，听凭他们被家畜吃掉等等。作者的所作所为，正是要为纠正此种偏见而努力，其文化传播目的性和指向性是极为明确的。
二、文化作品的写作：同外交朋友对话，说好中国故事
陈氏作品取得巨大成功，固然与当时背景下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之好奇、陈氏自身频繁的演讲推广活动等有关，但更关键的是，经历了近20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已完全融入了欧洲社会，他在具体的写作中，充分考虑到了读者，遵循西方人的思维，善于讲中国故事。“在本书中，本人以如实地介绍中国和描述中国人的习俗为宗旨，我所依据的乃是本人的知识见闻，然而却以欧洲人的精神趣味为出发点。”分析其篇章文本特点，最著者有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