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闽籍作家庐隐与冰心为例
叶青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庐隐与冰心以发表“问题小说”而步入中国文坛，成为“五四文坛上熠熠发光的双星座”。她们的文学创作，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关于她们文学作品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本文以历史学的视域探寻五四时期庐隐与冰心活动的轨迹，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五四时代中国新知识女性，以期对当下在现代化征程中的中国女性尤其知识女性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迅猛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旧文化等都受到极大的批判与冲击。由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庐隐与冰心便是“五四的产儿”，“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的一个女性”。她们突破传统女性固有的束缚，注重发挥女性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具有强烈的“人”的意识的新知识女性的代表。
中国传统女性，是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独立与尊严的女人。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阴影之下，她们活得小心谨慎。“三从四德”为首的封建礼教束缚她们的一生。所谓的“三从”，在《仪礼.丧服》中已经有完整的叙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四德”即包括“妇德、妇容、妇言、妇功”这原为宫中女子的礼仪，到东汉班昭时作了进一步发挥，成为衡量封建社会中妇女言行举止的准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她们丧失了基本的权利。在政治上，女性不能参与政事、国事。所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是用来说明女人不能干预政治，如果干预政治，国家就危亡了。在经济上，女性没有独立的职业，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女子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她们只能依附于男人而生存。在婚姻上，女性更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只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唯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在教育上，她们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封建社会中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识字多诲淫”。因此只有一小部分上层社会的女性，在父母的怜爱之下才有读书识字的可能，成为封建知识女性。但由于封建礼教深入她们的内心，无法认识到女性自身“人”性。
在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作品，归纳其性质内容主要有两类：（一）宣扬封建女子教义。如《女诫》、《女则》、《内则》等，形成一套理论化、系统化的统治女性的学说。女性“人”的权利更加被剥夺了。（二）沉湎于闺怨情愁。仅以具有豪放气质的婉约派诗人李清照为例，她的文章也露出浓浓的情愁。如“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有添一段新愁”，可以说愁与情是这类作品的思想精髓。因此文章总体思想性不高，只附属于男性文人的风花雪月、消遣游戏的篇章。虽然李清照也吟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但愿将相过淮水”，但把复国救民的希望寄予“将相”男儿，却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有救国救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她也只是现实社会的旁观者与同情者。总之，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传统女性无法认识到女性的“人”性，更不用说去实现女性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了。
新知识女性，是一批具有强烈的“人”的意识的现代女性。她们拥有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闺房大院，追求女性教育权利，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关心国家、社会以及女性的解放问题等等。总之，2000年以来女性被窒息的活力与生命力，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庐隐与冰心便是五四时代的新知识女性的代表。在她们的身上，新知识女性的活力与生命力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思想观念的觉醒
这是新旧女性的最本质的区别。庐隐与冰心是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现代知识女性，她们的新思想系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五四时期，庐隐与冰心的作品所体现的思想：
1.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是她们自小积累而成的。庐隐与冰心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她们成长中，面对的是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中国以及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触目可见的是人民的苦难的生活。因此她们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忧患意识，并且以这种思想指导她们的文学创作。五四时期，庐隐与冰心的“问题小说”是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题材，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反思。例如，庐隐的作品《一封信》控诉了封建地主的贪婪与残暴以及村姑的悲惨的命运；《两个小学生》揭露了反动政府对爱国学生的镇压；《思潮》反映了流离失所的百姓的苦难；《月下的回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对中国人民的奴化。冰心的作品《去国》反映在黑暗动乱社会中青年报国无门的痛苦；《一个慈蔼的兵丁》、《一个军官的笔记》揭示军阀战争的罪恶以及兵士们的可怜无辜。总之，她们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从而体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忧国忧民的情感。这是新知识女性“人”性意识觉醒和自主性提高的表现，她们开始有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思想意识在传统女性中是很少见的。传统女性以家为生活轴心，对于国事政事无权过问，也漠不关心。
2.民主、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观念
这是新知识女性的新思想的本质体现。庐隐与冰心从小便得到民主自由的思想教育。庐隐虽然出身于冷酷的封建家庭，但年仅9岁便入学校，开始了正式的学校教育生涯，在所受教育中民主自由是重要方面。而冰心则来自有近代气氛的海军家庭，民主自由是她成长中所固有的。这种新思想与封建旧思想是不相容的。因此随着她们的成长便越能感受到周围的封建束缚。希望摆脱封建束缚，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她们在文学作品中也深刻体现这种思想，尤其对女性问题的认识。例如，的杂文《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我的恋爱主张》、《论今后妇女的出路》等系统地反映出新知识女性的恋爱观与家庭观。她认为“恋爱是有条件的——精神上的条件”，“第一步要彼此深切的了解”，“其次要性情合的来”，“再次应有为了爱而牺牲”。“家庭是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要为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男女共负”，“所以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的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冰心也有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如《两个家庭》勾勒出她心中的新女性（亚茜），一个具有新思想、热爱家庭、夫妇平等相处的新型家庭女性。
此外，革新的思想意识也是女性思想观念觉醒的重要表现。在民主自由思想的主导下，庐隐与冰心，可以积极地吸收各种新的进步思想，不断促进思想革新，视野日益扩大，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女性。例如，庐隐对于思想革新就保持积极的态度，高喊“我们有心革新思想底人，不要怕外界高压”，“因为陈腐底思想，就像破烂底房屋，不把他根本推翻，永远不能建设出新底来”，“因为外界底压迫刺激，就是思想革新的惟一原因”。可以说，正是在这种革新的思想意识观念的引导下，庐隐才成为“是比较的最能接受新的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同时她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也是这种革新思想的重要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学宣扬“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从而窒息了创作自由与艺术活力。因此打破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1917年，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而后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即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由此宣告文学革命新时代的到来。庐隐与冰心便积极响应这种革新思潮，写出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的文章，文章清新亮丽、通俗易懂，赢得广大读者的喜欢，而且促进中国文学发展新时现代文学开始产生与发展。由于具有革新的思想意识，她们才能长期保持新知识女性的形象，这是传统女性所未曾有的。
（二）在社会政治运动中积极活跃
鸦片战争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的耻辱，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时期知识分子的心中，强烈地震撼着他们。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的7条“希望条件”和“废除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遭到拒绝。面对国耻，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时与冰心正就读于北京高等学校。庐隐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燕京大学。她们都积极参与这场政治运动。据《庐隐自传》中述：“我整天为国家忙乱着——天安门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把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而且她还参加福建同乡会，并“被举为女师大福建同乡会的代表，到师大北大去开会”。她的同学苏雪林说：“五四时期庐隐骛外的天性，这时候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到她忙出忙进，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用功的时候很少。”可见，五四运动中的庐隐是异常活跃的，被视为新派人物。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当天，冰心在医院陪着生病的弟弟，听到消息后，次日便返校。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文书，而且所在的学生会又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所以，如同她所说，“奔腾澎湃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洪流，把我冲出狭小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放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中，与冰心都表现非常活跃，并且为学生运动重要骨干。这说明庐隐与不仅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积极投入火热的政治行动中。新知识女性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更是传统女性所未曾有的。
（三）从事文学创作，成绩斐然
文学作品既是她们新思想新观念的反映，又体现了她们作为新知识女性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五四时期，庐隐与冰心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形式包含了诗歌、杂文、小说、散文等。依据她们的著作系年表统计，庐隐从1920年到1923年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思想革新的原因》等十多篇杂文；《一个著作家》、《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20多篇小说；《灵魂的伤痕》、《月下的回忆》等20多篇散文。冰心从1919年到1921年发表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等多篇杂文；《笑》、《山中杂感》等20多篇散文；《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等20多篇小说，此外还有诗歌、文学评论等。有的作品被多次的转载，特别是小说，尖锐地指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如1920年，在讨论“新村运动”时，庐隐在《批评》杂志上发表过《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尖锐地提出了当时青年所关心的人生问题。她的作品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反响很大，许多青年争相阅读。在五四时期“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的作品也“惊动过记者万千”，是“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诗人、作者”。这些美誉充分肯定了她们的劳动成果，也是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四）勇于追求女性自身权益与幸福
冰心由于出身在民主自由的家庭中，因此在追求女性权益与幸福上，不但没有阻力，而且得到家人鼓励。如，冰心的初衷是希望成为一名医生，她父亲赞成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相反，庐隐却经常受到封建的阻挠与压力，因此她表现出了更强烈反封建的特点。如：在继续教育方面，庐隐要求进北京女高师深造，母亲极力反对，“一个女孩子，已经中学毕业，就很够了，还要读书作什么？”但庐隐仍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婚姻方面，她表现得更加前卫。早年不顾家人的门第观念与贫穷的青年订婚，后来发现两者思想信念相差悬殊，就坚决分手。在1923年与志同道合的郭君（但使君有妇，出自包办婚姻）结婚，然而丈夫却不幸早逝。几年之后，她又在众人的冷嘲热讽中与一位年龄相差近十岁的小青年发生了浪漫的爱情。这种前卫式的追求真爱，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的喧哗。甚至她的朋友也不理解，“舒畹荪女士和吴婉贞女士谈到庐隐近况，二人异口同声地批评她太浪漫，并说她从前与使君有妇的郭君结婚已是大错特错，现在又与年龄相差甚远的李君恋爱更不应该的”，苏雪林也觉得“庐隐这种行为大出奇”。我们同情庐隐婚姻的悲剧，但对她勇于追求女性自身权益与幸福，应予以肯定的。这一点更是传统女性所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