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造船工业也需要相应的技术人才。因此船政局除了设立铁厂和船厂以外，还设立了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培养现代化的技术人才。船政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堂学习法文，以培养造船人才为主，后堂学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人才。学堂聘请英国和法国的教师来教习语言、文字、算法和画法。为了保证学员的质量，在考试的过程中保持了严格的淘汰制度。1874年，首批学员毕业时，共有约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与此同时，船政学堂还积极地把优秀的学生送到国外留学，以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扩大学生的视野。
清政府设立船政局和船政学堂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用西方的军事技术来抵御来自西方的军事打击，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一阶段，福建福州和闽都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任务和使命，闽都文化紧紧地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特殊重要的角色，这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救亡”。闽都文化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壮的色彩。
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攻入了马尾船厂，使船政局遭到了很大的打击。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洋务运动破产，船政局的生产逐年下降，难以为继，陷入了半停顿的状态。辛亥革命以后，船政局更加的衰落，1912年改称海军造船所，主要经营船舰的修理。194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马尾以后，多次对它进行洗劫，最终彻底衰落。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建厂的费用由国家拨给。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它无法摆脱自身存在的许多不足，但对近代中国海军事业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清政府所进行的洋务运动是非常狭隘的，也是非常片面的，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清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但是当时的技术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
第二，推进军事变革的力量是少数开明的封建官僚和少数的学生，社会大众没有被发动。
第三，清政府不可能同意他的人民发展近代民用工业，没有也不可能引进新的生产力要素。
第四，清政府不可能推进教育启蒙。社会要转型，文化要转变，国民的教育是最关键的。清政府无意推进国民教育，也不可能推进近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报刊和出版业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转型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在以上的四个方面中，第四个方面的缺陷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致命的。由于清政府所进行的洋务运动是非常片面的、狭隘的，它没有与国民的启蒙相结合，它仅仅以吸收外来的技术为主，而极少反思自己落后的本质和根源。所以它注定是要失败的。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95年以福州船政学堂的官兵为主体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被彻底击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如甲午战争中，竟有人用铁滓泥沙代替水雷、子弹中的火药，为的是成本低廉以牟暴利，根本不顾军败国破的悲惨后果，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爱国心。
洋务运动的失败对福州的影响是深远的。闽都文化在其后的100年间再也无法起到中国近代化的主力军和主战场的作用。洋务运动的失败对闽都文化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第一，严重地丧失了历史的机遇。闽都文化没有完成转型，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挣扎。
第二，1866~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中国开展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也是闽都文化最辉煌、最灿烂、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闽都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角。福州是中国近代化的主战场，以闽都儿女为主力的海军是国家近代化的主力军。闽都文化在国家救亡的运动中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这在中国和福建的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大事情。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闽都文化再也无法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战场。闽都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
第三，闽都文化的优秀人才在外流。最典型的就是严复。他1877年到英国留学，1879年回国后在天津的洋务学堂工作了20年。他一生的最重要时光是在天津度过的而不是在福建度过的。
第四，没有给福州社会留下太多的先进生产力要素。近代民用工业还是微乎其微的。与此相联系，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阶层没有在福州形成，民族资产阶级阶层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
第五，没有形成近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非常弱小，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1895年以后，闽都文化实际上陷入停滞和迷茫，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下降了。
三、闽都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
现代意义的教育在福州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的？按照目前所能够找到的资料，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一所男童学塾。这是西方人在福州开设的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福州教育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又在福州开设文山女塾。1859年，美国美以美会在福州开设一所女校。教会学校开办之初，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大多阻力重重。当地人对西学的隔膜、对外国传教士的猜疑等等，使生源以贫苦人家为主，且学生人数寥寥。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教会学校才被中国社会接受。到了清朝统治结束的1912年，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总数有20万名，在4亿多的中国人口中，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传教士在福建地区所办最早的中文报刊是《郇山使者报》，1874年由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创办于福州，中国教徒黄乃裳任主笔。1876年，《郇山使者报》更名为《闽省会报》，施美德任主理，中国教徒谢锡恩任副理，每月初一出版，内容包括上谕、奏稿、中外时闻和教会情况等。该报的办报宗旨是倾向进步的，反映了当时要求变法图强的社会潮流。如1887年该报刊载署名“忧肘子”的《局外闲谈》一文，借一西人之口说：“中国之病，病在骄字”，批评中国骄妄自大，视外国为夷狄，不肯向西方学习的谬误。又刊载《杞人说病》一文，批评顽固派所谓中国“病一无财，病二无兵”的原因是“海禁开则中国之财源竭”，“海军创而中国之兵费穷”的谬论，指出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正是在于闭关锁国，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富强的道理。1898年，由于《闽省会报》的成功发行，在华美以美会遂将其作为全国美以美会公报，并改名为《华美报》，勒锡任主理，主理托事由美以美会福州教区所属的福州、兴化、南京、北京、四川各一人担任。《华美报》除刊登有关宗教的文字外，同样刊载时闻和格致文章，文章主旨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
1896年，福州人黄乃裳创办福建第一份国人自办报刊——《福报》，这与他在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经历也是分不开的。
四、闽都文化与启蒙
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是维新变法时期一位学贯中西的启蒙先驱，是思想敏锐的学者，是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