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舰炮位，起初“均安在两旁，前后俱无炮门，即有炮位无从安置”。并还使用英制前膛炮，填药、装弹、洗炮均须人出舱外，“既虑敌炮见伤，又防余药遗患”。这种状况也逐渐得到改进。上述“开济”快船制成后，“特于船之前后向制左右耳台，可置新式后膛长身钢炮四面轰放”。
1884年9月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5年3月11日左宗裳《奏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内云：“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臣愚认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在左宗棠推动下，通过魏瀚、陈兆翱等造船专家的努力，1887年船政局第一艘2100吨级钢甲舰下水，“创中华未有之奇”。按当时发展情况看，如果船政局员工的聪明才智和技术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话，闽局轮船水师的舰船装备是可以逐步赶上西方先进水。
船政“平远”号钢甲船于1887年建成，“至经始制图监造之人，乃船政出洋毕业生魏瀚、陈兆翱、郑清廉、杨廉臣”。该船以钢槽为胁，钢板为壳，而水线带纯甲直至首尾，甲最厚处合8英寸。船身、船桅并配件以及锅炉机器，纯以钢为之，该船排水量2100吨，马力2400匹，航速14海里。配克虏伯26生后膛炮1尊，15生后膛炮2尊，10生后膛炮1尊，合乞开司开士连珠炮4尊。船首配探海灯1座，全船均配电光灯。“平远”号钢甲船的试制成功，使船政造船技术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又缩短了一大步。
由于培养了自己的造船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利于闽局轮船水师在选购西方先进船舰时，能够把好质量关。比如，为加强闽台海防，闽局轮船水师曾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艘大型铁甲舰，就曾于1880年12月派出了魏瀚等作为建监造人员常驻德国伏尔铿厂。
有了自己的造船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利于舰队船只的日常维修。中法战争之前，马尾船政局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新式舰船维修基地。
三、新型舰队指挥系统
在清末各洋海军中，闽局轮船水师成军最早。中法战争之前，闽局轮船水师是中国海防的主要依靠力量，其首创新型的舰队指挥系统，为晚清各洋海军所仿效。
1870年9月，船政局万年清、湄云、福星等轮船陆续制成后，沈葆桢立即提出新式海军的建置问题。“轮船之设，其利较（旧式）战船数倍，其难亦较战船数倍”；因此他奏请简派熟悉海疆之大员，“以为统领”。同年9月20，清廷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这是闽局轮船水师建置的雏形。它以“统领”（即海军司令）为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以示和旧式水师的区别。
1874年清朝筹建海军的活动进一步活跃。这一年5月发生了日本兵船进犯台湾的事件。11月初，为了筹防日本，总理衙门发动各省督抚，就建立海军的体制、装备、饷源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议论。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海军。总理衙门决策：“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
沈葆桢任南洋大臣后，又疏请以十年为期建成北洋、西洋、粤洋三大海军，分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但1879年清廷决定福建海军独自成军。此后广东也别树一帜，“粤军自成一队”；苏浙亦谋“自成一军”，专称“南洋”海军。于是，中法战斗之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
闽局轮船水师是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的中坚。就舰数来说，1875年第二任“统领”罗大春统率下的福建海军，舰船已达16艘之多。它们是：“扬武”、“飞云”、“伏波”、“济安”、“福星”、“靖远”、“镇海”、“永保”、“海镜”、“靖海”、“万年清”、“湄云”、“振威”、“琛航”、“海东云”、“长胜”等。以上除“海东云”、“长胜”和“靖海”之外，其余舰船均由福建船政局自制，总吨位达到13394吨。
1879年9月，清廷任命水师提督彭楚汉为闽局轮船水师第三任统领，“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这里明确规定“船政轮船”自成一军，凡船政制造的舰船，都归闽局轮船水师“总统”。据此，到中法战争之前，闽局轮船水师拥有的舰船除了上述之外，又新置“元凯”、“艺新”、“登瀛洲”、“泰安”、“威远”、“超武”、“康济”、“澄庆”、“福胜”（外购）、“建胜”（外购）等轮船。这时闽局轮船水师舰船的总吨位已达22845吨。此数目不包括“安澜”、“大雅”、“海东云”在内，“福胜”、“建胜”各以250吨计。此吨位尚不包括“开济”轮船（2200吨）在内，该船由南洋（苏浙）海军出钱向福建船政定造（首例），1882年底“开济”下水后，直接归南洋海军调遣。
这个时期除了闽局轮船水师，其他各省并未具备创办近代海军的条件，结果大都虚有其名。到1881年，广东虽有大小轮船20余艘，但“皆为沿海捕盗而设，而能角胜外洋者，竟无一二”。“浙江则尚不及”
由于李鸿章完全寄希望于“购雇”轮船，北洋海军亦成军甚迟。直到1881年初，北洋海军仍然是块空招牌，仅有蚊船4只，水雷船1只，“又津沽有‘操江’、‘镇海’，奉天有‘湄云’，山东有‘泰安’”。其中“镇海”、“湄云”、“泰安”等船系向闽局轮船水师借调。1881年10月，北洋向英国订制的“超勇”、“扬威”二舰驶抵天津，同年9月炮舰“镇中”、“镇边”也由英国驶回，加之向福建借调数船，这时才共有大小舰船14艘，“北洋创练水师，甫有端绪”。中法战争前夕，倘若扣除向闽局轮船水师借调的舰数，北洋海军舰船总吨位实际只有5980吨，尚不及1875年闽局轮船水师总吨数的一半！
并且，李鸿章不重视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0年，北洋才于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聘请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严复为总教习。为了解决成军问题，北洋海军在人才上也不得不向福建借调，“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保持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主要舰船管带，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方伯谦、黄建勋、林履中、李和、萨镇冰、林颖启、蓝建枢、林国祥、程璧光等，全是中法战争之前由闽局所培养造就的。没有闽局轮船水师，北洋海军即使到甲午战争时期也不可能真正成军。
四、新式训练与巡海制度
在近代海军的操练与巡海等方面，闽局轮船水师也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
操练方面，早于1872年沈葆桢就奏准实行：“凡闽局之船，无论留于福建及分拨外省者，统领均须逐时校阅其高下。”1873年，福建海军废除了旧式水师的操演内容，所有船上官弁兵勇，“免习弓箭，俾专心训练枪炮”。1879年，闽局轮船水师还规定了月操制度，或在基隆，或赴澎湖，或集厦门，“按月轮回，周而复始”。
此后闽局轮船水师仿行了近代海军的操练方法。如，1879年11月，福建海军统领彭楚汉督带舰船驾赴澎湖港合操时，即“按依鱼贯、雁行变复各阵式详悉指画合操船阵，并枪炮、帆索、舢板次第督饬操演，考优校劣，兼求精习测量、驾驶”。
闽局轮船水师还制定过一些管理章程。如，1870年有“轮船常川训练章程”；1871年有“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1876年有“保护船只章程”和“救护洋面中外船只遇险章程”；1883年有轮船定员及薪饷等方面的“分别定章”等等。这些管理条例虽然较为粗陋，但它却在近代中国海军发展史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上述章程规定：统领外应派分统以专责成；挑选水师弁兵在船练习；弁兵人等技艺精通者分别给予职衔；分泊各口轮船按季互相更调，以期联络；每年春、冬定期操阅以凭陟黜；水手、炮手彼此兼练以求精熟；管驾官每旬合操一次；广搜舆图以资考证；颁定一色旗号以分中外；口粮造册请领据实报销；稽核煤斤以省浮费；篷索轮机杂件随时修配，船身损坏应侯勘验修理等等。
在中国海防史上，随着闽局轮船水师的诞生，从此结束了历朝木帆船旧式水师近岸巡哨的历史。闽局轮船水师率先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新式舰船，对国家广袤海域实行巡防，宣示和维护中国海洋主权，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巡海机制。
中法战争前的十余年中，在沿海各省督抚的要求下，闽局轮船水师发挥了支助各省海防的作用，凡由南至北的中国沿海防区，闽局轮船水师的舰船无所不至。“闽局各船差使络绎，日在洪涛巨浪之中。”
闽局轮船水师舰船长年在外轮流充当“差使”。如参加过中法马尾海战的“伏波”轮船，1872年曾派赴浙江巡缉；“永保”与“琛航”二船，1878年曾派往上海、天津等地差使；“济安”轮船1882年赴广东廉琼洋面巡防；“飞云”轮船1873年调山东差使，1875年回福州马尾修理，1882年又与“济安”轮同赴广东廉琼洋面巡防。
自1874年5月发生日本兵船进犯台湾的事件之后，巡防台海，即成为闽局轮船水师的首要任务。1874年6月14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奏《筹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水师除轮船外，亦无可量移者。若待弁兵厚集，诚恐稽期。现在‘福星’、‘长胜’、‘海东云’三船，已在台湾；‘扬武’自台归添子药，又即日赴台；‘靖远’在厦门；‘振威’经臣鹤年派令赍折赴沪；浙江之‘伏波’，山东之‘飞云’，天津之‘万年清’、‘济安’、‘永保’，均调而未归。闻广东之‘安澜’，即日可到。到时，臣葆桢当饬其装足子药、煤炭，即乘之东行。并咨调提臣罗大春，即日赴台，与臣葆桢及镇、道会筹一切。”
1880年2月，闽局轮船水师彭楚汉又督带“济安”、“扬武”、“飞云”、“振威”等船驾抵基隆合操，亦“按依鱼贯、雁行变复各阵”。钓鱼岛位于台湾基隆港东偏北仅约186公里（100海里）处。闽局轮船水师将基隆作为海军基地和月操巡防重地，说明闽局轮船水师对防卫钓鱼岛海域高度重视。
顺便指出：中法战争之前，留守福州马尾军港的舰船从未固定，并且为数不多。过去一些论著往往把中法马尾海战时调回港内的11艘舰船当做福建海军的总舰数，因而产生了福建海军全军覆没的说法，实为误解。闽局轮船水师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1879年沈葆桢去世，闽局轮船水师失去了一位重要缔造者，即从此失去依靠。“沈葆桢旋卒，海军属李鸿章。设海军营务处于天津。”从此，海军的一切规划便专属于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的对外求和妥协方针导致了闽局轮船水师的坐等挨打。
其二，中法战争后，为了蒙骗舆论，李鸿章曾鼓吹中国海防需要北洋、南洋、闽台、广东“四支得力水师”，而闽台“亟须添购船只，以备不虞”。可是当1885年左宗棠去世、福建海军失去了最后一位有影响的支持人之后，李鸿章便公然肢解闽局轮船水师。如1885年清廷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1887年此4艘（“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甲快船制成回国后，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战后闽局轮船水师所购买的仅有的一只鱼雷艇（“福龙”），设防福州海口，后亦被“拨归北洋遣用”。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闽局原被北洋借调的舰船和人员，全都正式纳入了北洋海军的编制。战后闽局经费更加困难，“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船政几不能自立”。因此福建船政只能长期由其他各洋海军提供经费，所造舰船都归他们调遣。中法战争之后，闽局轮船水师实际上是被李鸿章合并于北洋水师。
综上所述，闽局轮船水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舰队，其在育才与建军、造舰与成军、创建新型舰队指挥系统、建立新式训练与巡海制度、促进海防与岸防相互配合以及推动建立闽台防御与沿海整体防卫体系等方面，均颇有建树，对中国近代海防军事制度变革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作者简介〕黄国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