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我原籍长汀，没大没细没弟没兄，搬到福州，孤孤单单，交头领辗（连滚带爬），经手出关，也积一滴，白银光番，克勤克俭，莫打答关，今年三十八，是很后生。石狮兜开店……价钱公道，做生意轻声，故意做温温，讲话真答关。”这段自报家门式的唱白，是马贻顺对自己身世的调笑，也是剧作借马贻顺之口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勤俭、自强的小商人的成长经历，使得马贻顺这个小商人形象颇具有典型性。
剧作中的一些台词在造笑之余，还表现了福州市民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请看马贻顺的择偶标准：“第一生得好，第二手料（块）目精，又要打算盘，字又要好，年纪又着轻”，“穿白（指寡妇）是双料火车头，价钱公道也可以”。道士婶游说陈友德时是这么说的：“（贻顺）癞哥吹拳单身独一，钱又有，人又麻利……汝媳妇那嫁给伊，一过门就是老板嫂。汝一答应也就是太老，不使做有吃还不好？”这么一种世俗的婚姻观念与《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经典传统戏剧所倡导的婚姻大相径庭，是许多外乡人所无法接受的，可在福州这片土地上这种观念却颇被认同。从择偶到成婚，从生意到生活，马贻顺无不是在对钱财精细的“统筹安排”中度过的。在剧作最后，马贻顺面对春香的尸首和厚葬的承诺，认为“尸首要领转，得使许多钱吓，何必因为尸首争气吓。春生讲与伊感情这蛮好，是不是让伊领”。正是这种精明与算计，反使其失去了贤内助。可观众却没有对其进地强烈的批判和谴责，观众的笑更多的是对贻顺失算的嘲讽。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福州市民阶层处处讲求实际的人生哲学。
马贻顺是地地道道的福州人，福州的普通老百姓在贻顺哥身上或多或少的都能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对他的精明、算计和市侩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贻顺哥的形象也因此变得亲切起来。我们也能从这点暧昧中体会到福州独特的社会文化，以及福州市民阶层复杂的价值取向。
《贻顺哥烛蒂》产生于鸦片战争后的战乱年代，然而观众在此剧中却完全感受不到战火的硝烟，剧目中的情节，对白渗透了福州人的世俗生活气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福州的社会历史环境、风俗习惯。
三、《荔枝换绛桃》与福州城内民情习俗
如果说，《贻顺歌烛蒂》是福州方言剧的喜剧代表作，那么，《荔枝换绛桃》就是闽剧中撼人心肺的大悲剧了。
闽剧一向以其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观照和浓郁的乡土特色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其中，闽剧《荔枝换绛桃》就是具有福州特色的中国式悲剧模式的典型。它被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福州版，并应验了“一粒橄榄丢过溪，对面依妹是奴妻……”这句福州古老的爱情歌谣。这个凄美的故事来自《闽都别记》，故事写艾敬郎和冷霜婵一对有情人，以福州特有的水果荔枝与绛桃定下好姻缘，后为反抗闽王的恶势力，双双殉情，化为鸳鸯。因为是福州本地的传说，这出戏特别受欢迎，久而久之成了经典剧目，主人公的坚贞爱情成了福州西湖的一个美丽传说。
《荔枝换绛桃》根据流传在福州的民间故事，并参考民间传说及清代小说《闽都别记》有关章节编写。剧本叙五代后唐时福州城内利涉坊书生艾敬郎与邻女冷霜婵相爱，用福州特产荔枝与绛桃互赠，交换爱慕之情。结果冷霜婵被闽王掠入宫中，艾敬郎冒死闯宫，闽王百般威胁，二人拒不相从。闽王无奈，将二人锁入柴塔以死相协，二人临危不惧，双双跃入火中化作一对鸳鸯腾空而去。《荔枝换绛桃》是民间理念型的优秀剧目，整出戏让观众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在艾敬郎与冷霜婵这一对鲜活的人物里，在福州“三坊七巷”特定的民情风俗中去体现人民的理想，在观众的强烈共鸣中完成了戏剧的审美过程。用福州戏演福州人、说福州事，因而受到福州方言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荔枝换绛桃》故事发生在端午时节的福州西湖，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为的是凭吊屈原，而“福州的龙舟竞渡则来源于‘钓白龙’，与凭吊屈原有别。所谓‘钓白龙’，传说西汉时期闽越王余善率众反汉，事前在福州城南临江筑台钓白龙，争取百姓支持。当时余善让人用木头雕成白龙，浮在南台江上，让沿江各部落的健儿驾船夺取，谁夺得谁就胜利。后世发展为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参赛龙舟中不少以白龙头、白蛇、青蛙等作为舟首标志。”
第一场《邂逅》中，艾敬郎与冷霜婵就是在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初遇的。冷霜婵对艾敬郎颇有好感，却因为女儿家的矜持不敢向邻居归大娘打听有关艾敬郎的消息。归大娘看在眼里，嘴上却不明说，先是谈“知否西湖渊源”，再谈“今日西湖热闹非常”，最后又说到“离荷亭半里路，那边是西涧这里去西门”。归大娘天南地北地说，却唯独不提艾敬郎。此刻的冷霜婵焦急万分，频频暗示，要谈“现在之事使我了然”，“不听你讲天气”，“别件事不必讲，只要讲此刻”步步逼近地暗示归大娘，却也唯独不提艾敬郎。在这样两相僵持之下，一句归大娘的旁唱揭示了原来归大娘有意“装傻”。“分明霜婵话难出口，我看样式猜她腹肠。她既然不说我也诈眠梦，看看是谁先看言。”很显然，归大娘对于冷霜婵对艾敬郎的爱意是明白于心的，但却一再“装傻”，这就“苦”了冷霜婵，使她陷入了欲言而又不敢言的境地。而读者也完全知道归大娘在装傻，因此充满了淡淡的喜剧味道。
在《荔枝换绛桃》的第五场《巧遇》中就体现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时节，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闽俗多在庭院中设香案，青年妇女拜织女星，乞讨灵巧的双手，祈望能织出美丽的锦绸来。乞巧时，以‘七’作为‘巧’的象征，陈列瓜果七盘，茶盅七个，银针七根，绣花丝线七条。在月光下比赛‘引七线，穿七针’，谁穿得准，穿的快，谁就得到‘巧’，这是福州特有的习俗。”《巧遇》一场以七夕佳节的喜庆气氛作为大背景，表现出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时节，冷霜婵与艾敬郎隔河巧遇。两人诉说真情，以解相思之苦。虽有一河之隔，但已私订终身，百般恩爱，让人如坐春风。这种喜悦感受的情节，确实一时会令人忘记了这是悲剧，但却丝毫无损整部悲剧所带给人的强烈的震撼力。关键在于这种由喜转悲的突然。七夕相遇的美好还未完全消退，冷霜婵就被闽王强行征选入宫，随后二人双双投入烈火之中，为爱殉情。
第二场《投荔》情节发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桂枝里，这就为误会与巧合的发生创造了一个合适的地点：
桂枝里河沿与吉庇巷平行，河北岸的吉庇巷人家将后门埕的建筑对准了小河，为了充分利用河道的便利，欣赏小河的风光。大多数人家都沿河驳岸撑起了木柱，搭盖起的小楼延伸到了河水的上方，成了沿岸而居的吊脚楼。吊脚楼往往是书生读书作画的地方。河南岸的桂枝里在河沿留出了一条植有古树的小街。街的南边也朝北搭盖着不少木构小楼，楼上大多住着未出阁的小姐。
这种特殊的建筑结构使得艾敬郎与冷霜婵能够隔河相望，又不暴露于人前，让误会与巧合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投荔》一场中，艾敬郎欲将荔枝收入画幅之中，却被冷霜婵误认为“莫不是口干思饮”，见艾敬郎下楼之际，冷霜婵欲“采摘荔枝与他止渴”，“表我一片情义”。可见霜婵有情，但如果没有这次误会，也不会造就一段姻缘。紧接着，艾敬郎得知冷霜婵投于他荔枝感动不已。恰时，艾敬郎母亲舒氏拿绛桃上，见画中荔枝，追问：“这是什么？荔枝？”艾敬郎以为心事被发现颇为惊慌，手忙脚乱地急把画遮盖住，造就了第二个误会。艾敬郎借用唐人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题在绛桃上，投向冷霜婵以表心意。而冷霜婵由于矜持假装刺绣，见无动静时，正要上前拾起绛桃，不料冷霜婵母亲容氏走上阁楼。霜婵急中生智，将裙子罩在绛桃上，并催促容氏快点下楼。形成了第三次巧合。冷霜婵又投以艾敬郎荔枝，并用绣笔题上“心有灵犀一点通”。艾敬郎拾荔，颇喜。心不在焉地说道：“荔枝，荔枝，这荔枝心有灵犀一点通呀。”舒氏以为艾敬郎中暑而看着荔枝说胡话，却不知此荔枝非彼荔枝。这又造成了第四个误会。《投荔》全场都是在误会和巧合中度过的。容氏和舒氏频频出现使得两人原本埋藏在心里的情感慢慢地明朗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