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
福建学者赵麟斌认为，闽都文化以闽越文化为其源，闽都学术为其根，船政文化为其魂，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重商文化乃是流淌于这棵文化大树里的经脉，它们一起构筑了固守传统与开拓进取兼并，坚持特性与包容并蓄具备的闽都文化精神。由此观点引申，笔者以为闽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统一特征。敢于犯难冒险、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与心系故里、叶落归根的乡土意识相统一，走向世界、四海为家的开放精神与宁死不渝、建设乡邦的爱国主义相统一，海纳百川、包容世界的国际视野与文脉传承、坚守传统的文化情怀相统一，代表了闽都文化的精神特质。从实践品格看，传统与当下、乡土与世界、坚守与吸纳、外拓与内敛，在闽都文化中得到了最恰当的体现。将这些特性予以理论概括、提升，必将对建设世界情怀与中华特色相统一的当代中国文化大有裨益，特别是对处理好当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富有借鉴意义。
作为从闽都走出来的启蒙大师，严复一生之行事与思想，堪称凝聚了闽都文化的精华。
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享受着严复先生所带来的恩惠。正是严复，让中国人晓得历史是进化的，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哲学一向以上古三代为黄金时代的复古史观。严复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而且改变了历史面貌，造福于当代。他勇敢地站在历史前列，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反映着时代精神，推动了历史进步。严复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图腾与符号。他代表的既是整整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也是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站在闽都文化的立场，我们应该张扬严复的历史地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同样应该牢记严复的历史贡献。严复的许多论断，并没有过时，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可借鉴的现实价值。当然，严复不是没有值得商榷、见仁见智甚至可批评的地方。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的见解的。但是，为了建设当下的祖国，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放在严复那些值得国人感念的方面。应该侧重于阐述严复对今天具有怎样的积极价值，而不该把重点放在严复曾经怎样不是或错误上面。这是积极的态度，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态度。30多年来，学术界在严复研究上的总趋向，是日益增加“同情的理解”，日益重视严复那些“惟此老成，瞻言百里”的积极价值。不过大体来说，人们对严复的感念还不太够，“同情的理解”还不很充分。
30岁以前，严复已经成为19世纪70年代前后最通晓世界大势的中国人之一。他不仅在西方老师的教导下接受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训练，而且以一名海军后备军官的身份，驰骋于东亚海疆，求学于英伦，经受海天波涛的洗练，习览欧洲文明，养成了一副宏大的时空观。
作为梁启超等人的前辈，通晓英文的青年才俊，见过大世面的后起之秀，善于观察与发现、勤于思考与记录的青年军官与留学生，富有使命感的“气性狂易”的严复，在文武两个方面，均是近代中国不折不扣的启蒙家。严复启蒙思想的特色，以往较集中于分析其“内治”思想，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在严复看来，中国之所以积弱，其原因大体可以三七开，七分由于内治，三分缘于外患。这一思想，颇有后人所谓“内因决定外因”的方法论特征。不过，严复启蒙思想很明显地表现出一个特质，即无论分析内治，抑或看待外患，均从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大势或中外国家关系出发。他是当时中国最具有国际眼光的战略观察家之一，从不单纯立足于中国的内部因素来论中国。因此，集中于甲午到戊戌时期，他分析中国的国家走向与政治抉择，既基于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具有国际主义的维度。他既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将中国作为当时国际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提出了中国必须为世界发展负责并本着这种对世界负责任的立场来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可以这样说，严复在戊戌前后，已经具有世界格局平衡的思想，并就如何保持这种平衡，如何发挥中国这一“极”的作用，发表了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思想成果。严复思想的伟大与先进，于此可见一斑。
在众所周知的上皇帝书中，严复发问：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世界进程中落后了呢？他认为，主要是中国自己不争气，重要表现就是对外部世界浑然不知。他说，中国的外患，其实在明末就已经开始显露，但没有人在意，以至于一再取辱。“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这是严复给中国人的一个沉痛教训，即闭关锁国必然落伍。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人们应当会更真切地认识到严复这一教训的沉痛。
反之，严复敏锐地发现，外国对中国的事情，研究得却很透彻。他说，当时的“各国之势”，即世界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并兼”，即推行赤裸裸的“霸权”。“而今之各国谨平权”，亦即文化与意识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或先导。因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逻辑，不再是国家关系的主流。“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和兰、丹麦、瑞士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他说，观察100年来的西方历史，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进步，“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这就导致各国间的“量长较短”具有新的形式和结果。一是各国“讲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二是“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也就是说，战争的形态已经改变，生产力的竞争与“攻守之术”的竞争成为新的斗争形式，从而导致小国不一定输，大国不一定赢。在这样的格局变化形势下，如果依然固守过时的战争思维与样态，结果就会是各方皆输，没有赢家。“胜负或异，死伤皆多，且难端既搆，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由这样的世界走向基本判断来定位中国，则“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阴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也就是说，中国一旦自强起来，其他国家就不再敢赤裸裸地侵占中国的领土，但会采取商贸的手段来获取利益。而中国恰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维护领土安全。中国不自强，必然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通商需要，必然会遭受宰割。“惟中国之终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而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所以，中国变法自强乃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这里，严复立足于世界发展的“势”，居然提出了中国如果失去主权，将会启动“全球杀机”的见解。也就是说，不仅为中国自身着想，为消弭世界战乱，中国也必须富强起来，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的责任。因此，他认为仅仅立足于“外患”的视角观察中国，未免肤浅，必须立足于全球。他说：“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此。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返；而外患虽亟，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
这是一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既面临深刻挑战，也面临发展机遇。只有实行彻底的内部革新，才能成功应对外部挑战，并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从而以壮大的自己来为世界做贡献，维护世界格局的平衡与稳定，在“通商之利”中与世界实现共赢，在“攻守之术”的软实力较量之中立于不败。
我们知道，严复一向以宣讲“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而著名，而在此时，他却先觉，世界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今后世界的“天择”，已经转变为文化、科技、商贸层面的软实力较量。这种层面的较量，是更高级的战争。如果中国不自强，为某一个国家所得，就会助长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中国自强的结果，将终结全世界的零和游戏。这就可见，严复所宣扬的物竞天择，其出发与立足点在于激发中国人的自强精神。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严复的落脚点与终极目标，却是立足于全人类的共生共赢。这是严复思想的深邃之处，说明严复已经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以民族情怀做世界公民的大思想家风范。这一点，也可以看作闽都文化二元统一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