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4)
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修建文庙日夜操劳
文庆带着曾国藩、编修官黄子寿及钦命的监工等十几人来到工部见匡侍郎领命。工部早已腾出一间闲房充“文庙翻建临时办事处”，匡侍郎已带着工部的一干人，等候多时。只等一、二副总监来到，便议事、派事。
“文大人、曾大人、黄翰林，”匡正干咳了两声，像模像样地主持会议，“圣上把修缮、扩建文庙这宗大事情交给我等，本部堂是有些惶恐的，只能依仗各位大人齐心协力把事情办好，才不负圣上的信赖。”文庆道：“这宗事情，只能是匡大人咋办，我等依着办就是，又能有何话说？匡大人只管吩咐就是。”曾国藩、黄子寿也道：“文大人说得是，下官等尽力办就是。”文庆，字孔修，镶红旗人，费莫氏，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署内阁学士，是道光二年的进士，也是个祖上有军功没人敢惹的人物。
匡正听了文庆的一番话，就同文庆拉了拉手，又对曾国藩等道：“诸位稍候片刻，本部堂和文大人计议一下再分派职事。”就同文庆走进工部的密室。
出来以后，文庆满面笑容，带着曾国藩等回到翰林院。文庆把曾国藩单独召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办事房。“涤生啊，”文庆一反官套，拉着曾国藩的手坐下，“难得匡侍郎这般信任我等，这预算一事就有劳你费心了。下去后，你和匡大人派来的官员一起，预算一下用料及所需银两等，务必精细，不妨多走几家商行。然后呈给我，再由我呈给匡侍郎，由匡侍郎呈给上头。只待上头发话，就可开工了。不过此事万不可泄露于人，以防奸商趁机哄抬物价，使皇家蒙受糜银之冤。切记切记！”
曾国藩毕恭毕敬地回答：“下官记住了，下官一定尽心尽力。”当晚，曾国藩为了办事方便，便移住工部临时议事房。第二天一早，他先和工部专管测地的郎中甘熙丈量了一下要扩建的部分，又把要修缮的部位一一记录在案；先大概估计了一下用料，无非汉白玉几多、沙石土方几多、洋灰几多等等。办完了这些，他就换上便服，单雇了一乘小轿，到在京的各大商号咨询价目。又找了买办，问准了洋灰、洋钢材的最低卖价。确信无疑后，便动手一款一款地写条陈。条陈细致到京师的商号谁家公允，洋行的洋灰、洋钢哪家最低，买办是何许人，姓甚名谁的程度。最后，便是计算出所费银两数字，计：六千一百八十二两材料银，外加三百一十八两折耗。费银总数为：六千五百两。雇工、用工是单赏的，曾国藩没有计算在内，这项开支由工部直接核算。条陈整整十大页八行纸，费时五天。
曾国藩回到翰林院，把条陈郑重其事地呈给文大人。文庆接过条陈，又望了一眼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心底确实对这个汉学士涌现出无限的敬意。看过条陈后，他更认定：曾国藩是个能办大事的人，决非其他汉官可比。
当时的曾国藩也确实尊重、看重文庆。
满人重武轻文。朝中的满员，一部分靠武学进身，一部分靠军功进身，还有一部分靠的则是祖荫。而文庆的祖上尽管也是军功不凡，封侯封伯，但文庆偏偏是考取的功名，这样的进身就自然而然有分量了。曾国藩最重读书人，看文庆也自然高出其他满官一眼。
“涤生啊，真是辛苦了。等上头发下话来，还得你日夜监工呢！”文庆收下条陈，又勉励了曾国藩两句，便端茶送客。
曾国藩深施一礼退出，回到工部临时议事房，等待开工的消息。
文庆打发走曾国藩后，便把那条陈反复看过，愈发佩服曾国藩的精细和办事认真。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拿出笔，把那条陈细细地改上几笔，然后，又亲自动手誊写了一份，这才送到工部匡侍郎的手中。文庆改过的这份条陈，费银总数为六万五千两。文庆是个老京师，凡事都给自己留一步。按曾国藩所核的数字往上报，一旦出现漏报，银子接续不上，自己如何跟上面解释？
文庙的修缮和扩建正式破土后，曾国藩整整一个月没有回府。他除了在工地监工，还要每日向文庆和匡正汇报工程的进展情况，而各地招来的能工巧匠，甚或遇到些刁难，也需要他亲自出面排解。他自己也深知，有些事他是大可不必亲自做的，可他还是愿意做。
一天午后，黄子寿劝他：“曾大人，您老大可不必天天来工地，凡事由下官等禀告不就行了？您看文大人和匡大人，工匠们何曾见过他们二老的影子？都知道有了事故找曾大人，哪里会想到曾大人的上头还有两位老大人呢？”
曾国藩苦笑一声：“黄翰林，你哪里知道本官的苦衷！你难道没觉出，本官现任的差事，是无功有过的吗？”
黄子寿有些吃惊，问：“大人这话怎么讲？下官倒糊涂了。”
曾国藩拍了拍黄子寿的肩头道：“老同年哪，这宗事顺利起来，得重赏的是匡大人文大人，两位老人家是主事官，理当头奖；若有个事故出来，两位老人家也只能担个失察的责任，顶多罚上一两个月的俸禄，二品大员的府上哪在乎这一两个月的俸禄呢？其实和没罚一样，走个过场罢了。而本官呢，降级使用那是轻的，革职永不叙用，随便一个什么罚名都不过分哪！你是个头脑聪明的翰林公，怎么这事糊涂了？”
黄子寿叹一口气：“大人考虑得深远，下官终生只能望背了！”
曾国藩苦笑一声：“本官自从点了翰林，无一日不诚惶诚恐。几时才能放开胆子做一两件自己得意的事？”说罢，自顾摇头，作有苦难言状。
文庙终于修缮扩建完工了，工部右侍郎匡大人的顶戴依然一尘不染，倒是愈发亮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大人的脸色还是从前那般红润溢彩，好像比从前更滋润了，但身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却整整瘦了一圈。庆幸的是，这期间癣疾没有大的发作，尽管每晚也痒，但只要挠出血，就能睡个安稳觉；当然，按着成都怡兴堂的方子配制的膏药是一时也不敢间断的。
道光帝在勤政殿兴高采烈地召见了负责文庙修缮扩建的匡正、文庆、曾国藩、黄子寿等十几名副监理以上官员。
礼毕，道光帝开言道：“文庙乃我大清学子心中的圣塔，是万代基业，尽管耗银三十万两，也是用在当务。”言毕，当场颁奖。
御赏匡正黄马褂一件，白银一千两，交由吏部叙优；御赏文庆鼻烟壶一个、扳指一个，白银八百两，交由吏部叙优；御赏曾国藩竹扇一柄，上面有道光帝亲题的“凉矣”二字，白银五百两，交吏部叙优；黄子寿等以下官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封赏。真个是人人有份，个个叙优。尽管当时有大半个中国受灾，户部存银有限，但道光还是硬挤出一部分银两，来重赏这班有功大臣。
跪谢出来，曾国藩拉了拉黄子寿的手，问老同年：“本官最近耳沉得很，皇上说这次修缮文庙耗费多少银子来着？”
黄子寿笑着伸出三个指头，道：“区区三十万两嘛！”
曾国藩打了个愣怔，没有言语，心下却是大大地诧异了，敢则自己对土木建筑还是八窍通了七窍，只差一窍未通？
他没有回翰林院，而是径奔文庙。管理文庙的官员已与他很熟，当下也不阻挡，任他围着修缮过的堂舍和新建的房屋看了又看。
用料还是自己预算中的用料，不仅未增，倒有减省，汉白玉也没有多购进一块，洋灰的数量也基本吻合，莫不是洋人把洋钢的价格暗中提上来了？好像也不能相差到五十倍上。他怕自己记忆有误，又赶到翰林院公事房，从案头找出预算的原始条陈，又细看一遍，精精确确，连耗银都算在内，共是六千五百两，那是一丝也不会差的。
曾国藩袖上这条陈，径直来找文大人。他怕以后一旦上头认真起来，自己脱不了干系。
曾国藩到值事房，让通禀一声，说侍讲学士曾国藩要见文大人。当值官一会儿来传话，说文大人有请。曾国藩就由人领着，来见文庆。
文庆一见曾国藩走进来，先就一把逮住曾国藩的手，不让曾国藩施礼。曾国藩挣了挣，没有挣脱，只得罢了。
文庆先喊一声“来……”，便由当值属下捧着茶进来，文庆道：“涤生请用茶，这是用隔年的泉水泡的毛尖，台湾送过来的。”
见当值下属退出去，曾国藩才道：“下官来见大人，是因为文庙预算的事……”
文庆抢过话头道：“提起文庙，劳苦功高的还是你呀。我已经拟好了折子，瞧准了机会就递上去，本官准备保举老弟顶詹事府少詹事的缺，你意下如何？”
曾国藩马上深施一礼道：“多谢大人栽培！可是文庙的预算与实际耗银……”
文庆笑道：“文庙已经移交给礼部了，匡侍郎承办的事情想是不会错的，老弟就不要过问此事了。何况，这宗事你我唱的原本就是配角，能办到这种程度，已是天底下一等一的了。老弟，这是皇家扩建文庙，比不得咱们盖宗祠。咱们买鸡子一两银子能买一筐，宫里买鸡子却是一两银子一个的。老弟这回该明白了吧？”
得罪匡正被降职
曾国藩回到府邸，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百姓们一两银子买一筐的鸡子，到了皇上那儿就要一两银子一个呢？”
曾国藩翻来覆去半夜不得入睡，几次起床把那建筑类的书籍看过，却寻不出一丁点的答案。恍恍惚惚地刚要睡着，却又见周升从门外跑来，嘴里连连说着：“大人接旨，大人接旨。”他急忙坐起身，听曹公公说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齐相奏称，为修缮文庙事，查第二副总监、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知赃不举，同流合污，盗取国家库银……”曹公公刚念到这里，就见周升不知从哪里拿出把明晃晃的刀子，对着曹公公当胸一刺道：“我家大人为这满人江山呕心沥血，上头却处处不把他当人。不反怎地！先送你去见康熙，再进宫送那道光去见乾隆！”
曾国藩大叫一声：“周升不得胡来！”
急睁眼看时，哪有什么传旨的曹公公，更不见什么造反的周升。原来却是南柯一梦。他披上衣服下床，想给道光上份折子，连同自己拟就的原始条陈一起递上去，却忽然想到这样的折子文庆怎么能替自己上奏呢。按大清律例，四品以下的官员是没有资格单独奏事的，有条陈或折子须由二品以上的上宪代奏，外官则由督、抚代奏，没人敢破此例。
曾国藩反复思索，又联想到刚才的梦境，忽然有所启发，何不转呈给都察院由都老爷们代奏呢？真是一点小思路惊醒梦中人。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八行纸上刷刷点点地写起来。
天亮后，他先到公事房处理了公务，然后就袖上昨晚写就的折子和原始条陈——已是密封在一个大信封里了——直奔都察院而去。
到了都察院公事房，当值的门房是不认识他的，但却认得他的顶戴，就照例地询问大人到此何干。曾国藩从袖中拿出信封递过去：“烦请将此信转交当值御史大人。”
那时的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及左、右副都御史采取的是每日轮流当值制。尽管都察院是三法司之一，但左、右都御史及左、右副都御史一职却没几个是专职的，大多由大学士，各部、院尚书或侍郎及外省督、抚兼任。所以，有的大学士既是某部的尚书，又兼着左或右都御史，而侍郎们大多兼的是左或右副都御史。这就出现有的官员一天要到几个衙门里去当差的事情。
离开都察院，曾国藩的心情霎时开朗起来，仿佛完成了一件使命，又好似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身轻体健了许多。
一连三天，翰林院平静得死水一般。曾国藩倒有些奇怪。
这时，国华、国潢因为要参加县学年考，准备和父亲曾麟书一同离开京师。曾国藩把诰命轴子专打了个包让爹带回去，挂在黄金堂里，又在京师为湘乡族亲好友买了诸多礼物，专雇了车子，又为爹雇了顶小轿。打点齐备，又亲自护送出京。望着父亲与弟弟们远去了，才回转，心情竟几日不得开朗。
这一日，曾国藩一走进公事房，就发现当值的官员正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一见他走进，就打住不说。更让他奇怪的是，往日下属们向他请安的程序今日也没有了。正不明就里，忽然看到案面上放着一张吏部的咨文，就急忙拿起观看，正是写给他的。
文曰：“奉皇上旨意，据工部侍郎匡正奏称：曾国藩居京以来，一贯以结交满大臣为耻，尤其修缮文庙期间，更是专权跋扈，不把上宪长官放在眼里，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着即日起，革去翰林院侍讲学士一职，降四级处分，授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把那咨文拿在手里，一言不发，静静地收拾了一下案面上属于自己的用具，用一个筐子盛着，走出詹事府公事房，向检讨公事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