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治本之策，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依照当今的观点，城乡统筹发展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城乡开通——城乡统筹的基础。所谓城乡开通，就是指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使城乡相互开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向一体化方向迈进。
第二，城乡协作——城乡统筹的必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全面加强城乡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应遵循经济规律，体现城乡经济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提高效益为核心，自愿、平等地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结合。
第三，城乡协调——城乡统筹的提高。一方面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即城乡发展过程中各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行为，即政府为实现城乡发展的相对均衡所进行的调节、引导。
第四，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的实现。城乡融合，是指城乡之间十分密切、非常协调、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新型关系。
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理论，尽管没有我们当今认识得这样系统和深刻，但就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涉及了。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理论，为中国城市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城乡关系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
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研究中国土地和农民问题时，一开始就与工业问题、城市问题紧紧联在一起，统筹考虑。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出要“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他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这个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十分重视研究城市问题的。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更加重视城市问题和工业问题了。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在强调“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还强调要“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同年8月31日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毛泽东的这个理念，十分深刻。
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入城市的历史性转折时刻，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城乡统筹的思想已经很明确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同时也提出要相应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要求。为了不使农业因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到影响，他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一五”期间，国家基建投资安排的比例是：重工业占36.2%、农业占7.1%、轻工业占6.4%。这个分配比例，是大体适合当时计划经济总目标和实际国力的。国家投资支援农民种田，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获得1955～1957年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1957年，粮食总产高达3900亿斤，棉花总产达到164万吨，分别比1952年增长了19%和26%。
在此期间，毛泽东就有很多关于城乡统筹思想的精辟论述，例如，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强调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等。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城乡发展的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毛泽东“统筹兼顾”这个概念，包含合理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城乡结合的关系，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方面的深刻内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专门讲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问题。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着眼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又强调：“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说：“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毛泽东关于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在1956年和1957年的许多重要讲话中，多次阐发了这个思想，并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后来，他的这个思想，发展为工、农、商并举的思想。
1959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59年5月3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上写的批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工、农、商并举的思想，反映出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深邃思考。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原本就很脆弱，又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改变面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一方面要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各方面工作；在建设中要善于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还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在发展中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篇著作和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已经触及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后来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提出了要协调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诸多方面的关系，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毛泽东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来自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初的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重工业需要的投资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靠内部积累，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让农民作贡献，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二是让工人作贡献，实行低工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大量的劳动力没地方去。在资金和就业难题的面前，走向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生活福利制度，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必须统筹兼顾。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毛泽东的城乡统筹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体现了毛泽东城乡统筹、工农学商四业协作的重要思想。其序言指出：“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等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的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纲要》还就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问题，提出了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毛泽东认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相互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提出：“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的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方法，加强联系，互相鼓励，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的巩固。”号召要知识下乡、干部下乡、把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放在农村。他认为，我国人口85%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
第二，强调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1956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就是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首先要把农业搞好。他说：“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随后这一思想又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教科书》时进一步阐述，指出：“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毛泽东的这些科学论断揭示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