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过二十来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这一时期，城市化建设成绩显著，邓小平的以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成绩显著，举世瞩目，我国城市化建设步入了快车道。在1984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在对苏南小城镇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认为小城镇的出现可以使城市和广大农村之间布下相互交流的众多“节点”，把城乡有机衔接起来，并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工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王学仁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连接体和中转站”，“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双向互动的经济关系，实现城镇与农村产业相互衔接、经济有效融合的两性互动和一体化发展，最终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功效”。他总结小城镇在协调城乡发展中的作用，概括如下：①小城镇是城乡交流的平台。小城镇的发展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开启了城乡交融的大门。具体体现在：小城镇是城乡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信息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对农村的制约尤为突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和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滞后，农民无法全面及时地得到市场信息，必然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节奏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协作能力相对较强，信息相对通畅，人才比较集中，是促进城乡信息交流的最好平台。②小城镇是深入农村腹地，传播城市文明和辐射农村经济的桥头堡。小城镇向处于广阔农村腹地的农民传播了城市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生活方式等，成为广大农民接触现代城市文明的媒介。小城镇的发展使许多农民的进城愿望变成现实，率先进城的农民以自己抚育文明的生活体验，向“后来者”展示着城市的魅力，为城市化做着无声的宣传。而且小城镇的乡镇企业在资金方面对农村的“反哺”作用，使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小城镇涉农企业的发展有效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③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城镇是农村乡镇企业的最佳聚集地，这既可以解决“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侵占耕地、污染环境等问题，又可以保持资源、环保、规模效益、公共设施等综合优化理想效果，同时小城镇也是未来变动升级为小城市乃至中大城市的前提。从农业现代化内涵看，小城镇为农业环境现代化提供了空间环境，而空间环境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依托和载体，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其次，从农业产业方面看，小城镇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小城镇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迁移并逐步实现“农转非”，这样可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和土地集中化、经营的规模化、管理科学化，从而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条件；第三，小城镇发展为农民现代化，即农民知识化、智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教育、文化、卫生、餐饮、娱乐、信息、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为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知识化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农民实现非农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加快自身现代化步伐。④小城镇有利于推动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其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小城镇建设，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前景。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搞好小城镇建设，一方面，能促进与农产品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克服乡镇企业同城市大工业产业、产品同构，逐步实现产业、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链条，使农业不断向广度、深度进军，从而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创造坚实的资源优势，并通过小城镇提供的多功能服务，使企业了解市场，立足小城镇，不断向大中城市渗透扩张，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二是发展小城镇能启动和开拓农村市场，从而直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拓市场前景。三是吸引乡镇企业向城镇转移的集中，能够有效地克服乡镇企业由于布局分散而带来的信息不灵，交通不便以及生产成本高、资金利用率低、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从而增强乡镇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⑤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将在未来扩张经济增长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通过小城镇，一是可以调节各方，特别是农民的投资资金，在城镇基础、企业、住宅建设等方面投资，扩大投资需求。按照以后10年进入城镇4亿人口计算，每人按照5万元计，这样前期每年平均有1万亿的投资需求，可形成全国总投资需求的1/3～1/4；其投资可以拉动建材、钢材、机械制造与产业的生产。二是在小城镇就业的人口多了，其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生活方式城镇化，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多了，农村中由于土地适度集中的规模经营，加上小城镇的带动，收入提高了，对目前城市中发生的供给过剩的消费断层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形成旺盛和持久的消费需求。并且，国家为扩大农村需求而进行的电网改造投资也因人口在小城镇集中而省得多，其线损、管理成本等也会下降。
但不能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化还是一个不全面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城市化率较低，2000年的城镇化率为36.12%，世界平均城镇化率则为47%，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也达38%，发达国家平均城镇化率达到75%（如美国为97%）。根据现状，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精髓，继续加快城市化建设，积极推进城镇化，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促进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才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的根本出路；才是传播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从而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第四节区域发展战略中的城市化理论
区域经济战略是邓小平科学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特点后而提出的极具实效性和远见性的战略构想，其中蕴涵的城市化建设思想，是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区域经济战略的提出
1.提出的背景
（1）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继承。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思想在“二五”计划和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以体现。邓小平曾高度评价《论十大关系》所蕴涵的宝贵思想，认为“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战略构想，吸取了毛泽东的这些宝贵思想。
（2）对新中国成立后区域经济布局历史教训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国家曾以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工业发展。这一政策限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多项数据都表明了这种强调发展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整体经济发展的效率。表面上缩小了内部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中外差异的扩大。
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布局的经验教训，理性地认识到，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矛盾统一的。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均衡发展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办法，而是走向共同贫穷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他认为搞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同时富裕，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一种空想，其结果只能造成共同贫穷。因此他再三强调：“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3）对现实国情的认识。我国是地大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人文特点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着各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
2.提出的重要意义
（1）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方针，这三步走对应到邓小平同志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应的是：第一步，启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第二步，进一步加速经济发展，实行全局较均衡但局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第三步，保持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协调发展战略。
（2）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的精髓就是从“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又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由此可见，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其实质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允许而不是限制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
3.区域经济战略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这一新的问题。
197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的富裕起来。”这段话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一部分，这是关于区域经济战略的首次提出，有着积极的意义。
随后，邓小平在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时，明确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他主张在生产发展中要强调因地制宜，并解释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他还举例说：“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正是从全国不同地区的特点和条件的差异出发，他提出了处理地区之间发展关系的“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的指导思想和“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