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他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来考虑农业问题。他说：“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并提出，“2000年还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他要求要好好计算2000年要生产多少粮食，才能满足人们的食用、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其次，他从农村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地位来考虑农业问题。他说：“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
第三，从社会政治的稳定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但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从我国几十年经验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稳定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周期波动往往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因素，只有农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才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近几年来通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的状况，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水平已成为影响我国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第四，从农业进入新的徘徊时期，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1979年农村改革开始到1984年，我国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粮食从1978年的3亿吨上升到1984年的4亿多吨，棉花从217万吨上升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上升到1191万吨。但是，在几年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面前，有些人对农业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认为我国已经解决了农业问题，甚至认为中国粮食生产已经“过剩”，从而放松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领导。邓小平及时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我们搞宏观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邓小平对新形势下农业出现“新的徘徊”的分析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基础的薄弱，即使有几年的大发展，仍然同我们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如果发生曲折会三五年转不过来，将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人们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认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农业发展顺利时往往会产生忽视农业、减少投资、降低农业生产水平等倾向。因此，我们在宏观上始终“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个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动摇。
农业不稳，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现代化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邓小平多次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这一思想的背后是解决“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实现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这正是因为城市化不仅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和趋势，而且对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效地解决农民收入低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三农”问题论述中的城市化理论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邓小平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确立了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因此，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应当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此，邓小平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
邓小平同志及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和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农村应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步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树的一座极为重要的丰碑。邓小平同志认为，乡镇企业是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型蓄水池。他指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他认为：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他不仅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引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又指出：“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实现工业化主要是城市和工业部门的事，农村和农业主要是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劳动力。农业要现代化只能依赖于工业的支援和改造，农业是被排除在工业化概念之外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货币收入的积累，而每个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很小，这就必然会出现在农业生产领域之外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样，在我国农村不仅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也开始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而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反过来对农业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乡镇工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同时也促使农业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代替活劳动；乡镇工业发展，城镇人口增加，人们收入提高，要求有更多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能开创一个旺盛的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有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它积累资金以后，能够用一部分资金来“补农”、“建农”，帮助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能够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促进农产品流通、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其他服务；在乡镇企业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建设，能逐步在农村形成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贸易金融、教育科技、信息服务等体系，将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还将促进农村干部和农民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创造精神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互相促进的过程，而且也是以农村经济中的农业和农村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相互推动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人地关系的特点，邓小平排除了发展大城市甚至城市群的观点，因地制宜，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重大战略，延承了自己提出的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加快小城镇建设，一是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二是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三是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四是形成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机制，通过加大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开发，形成符合小城镇经济社会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邓小平城市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村的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些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为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城市化。
第六节“先富带动后富”理论中的城市化理论
“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是邓小平同志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特殊国情而提出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现代化，进而推动我国东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总体的战略部署，它的实质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先后问题，它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提出
1.“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酝酿和提出
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以后，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认为这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他在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富带后富，以加快经济发展的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办法”。
随后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根据我国新的情况，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国旧有的分配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一种坚决的否定，因为此理论就是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和地区一起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邓小平这段话本身来看，他是主张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即在经济发展中贡献大），从而“收入先多一些”，再“生活先好一些”，实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其基本着眼点是“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逐步贯彻了这一经济政策。
邓小平在1983年1月《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谈话中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6年3月，在我国农村政策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以后，邓小平在解释为什么实行这一政策时又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