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战略方针，坚定地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农村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0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有关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此后我国各地农村迅速地恢复了原有的小城镇，并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建了一批小城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进一步加快，建制镇数量由1978年的2550个增加到1999年的19244个。此外还有几万个非建制的农村集镇多半是农村集市贸易墟场所在地。这一大批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也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38892万人，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7.92%提高到30.9%。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离不开上述这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城市化最初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实现工业化是促进城市化的驱动力。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同志推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他在领导中央工作的过程中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以崭新的方式将中国的工业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及时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重点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43.1∶56.9调为1980年的47.2∶52.8，使工业化战略的转变工作落到了实处。邓小平在阐明调整的意义时指出：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使我们党顺利完成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是邓小平新工业化道路的一个起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究竟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还是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国外有利的条件来建设？这是关系到经济速度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能否更好地实现的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人员、商品的进出流动增加了国内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外部促进因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
在稳固的农业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建设。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的再转，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以农村改革为前导的社会大变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使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农村市场相应扩大，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于农业生产增长的好处直接为广大农民所得，并且手中又掌握了一定的经济剩余的支配权，从而使农民可以自由地开始非农经济活动，由此在我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浪潮。
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尽快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世界高科技发展潮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所面对的发展态势，做出了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战略决策，由前期轻工业产业优先发展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高新技术化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
充分发挥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互动相促的作用，推动我国工业化蓬勃发展。“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工业作为城市工业的补充，对于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同时，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根据我国具体国情，邓小平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时，坚持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根本，积极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改革，这些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同时，邓小平同志重视科学技术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邓小平依据我国国情，走出了一条以城镇化为轴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且在不断实践中不断完善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根据城市客观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适应的模式推进各地区城市的发展。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城市化理论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体现了实践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
1.与经济发展同步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0》统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80422.8亿元。且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年）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9年）的9.6%。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8.2%（国家统计局；1999，2000年），可见我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稳定增长，城市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乡镇企业大发展，更促进了县城和集镇的发展。再加上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邓小平关于城市化的思想是同经济发展同步的。
首先，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意识到“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此，邓小平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水平。
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并且对这一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可见，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国情，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骨干，以农村城镇化为主要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在邓小平城市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村的小城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些农村小城镇和集镇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和异地转化为非农人口，成为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阵地。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伴随着国家新的市镇建制标准的出台，全国城镇数量迅速增加。1984年和1983年相比，建制镇的数量从2786个增加到6211个，一年内新设的建制镇超过了以往30多年建制镇数的总和。此后，建制镇的数量持续、迅速增加。到1988年全国共有建制镇8614个，10年时间增加了5764个，增幅达202%。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
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基于我国当时的实际国情的分析，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变为开放型、多功能、社会化、现代化的经济中心。
同时，经过几年农村改革后，从1984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作出了全面的诠释。增强企业活力，搞活经济，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是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在1980年他又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企业权力下放，提高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改善管理方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发展，增强了企业活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基础差，人民生活水平低，与发达国家整体综合实力差距较大的现实，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各个地区齐头并进、同步富裕或均衡发展，特别是基础和条件较差的落后地区一蹴而就、迅速赶上发达地区，是不切实际的。这些体现出邓小平城市化思想，并且这些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加以调整。1988年9月，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肯尼亚总统莫伊时，对“两个大局”的发展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主张沿海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先获得大力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是与城市化相协调发展的，尔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再由这些沿海发达地区来支持中西部的发展，从而也大大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最终达到全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区域发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