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性
1.结合实际，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城市化学说
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特别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望，往往在社会主义国家习惯性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似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总是存在于书本与文献中、存在于革命领袖的言论与举措中，似乎只有从本本与领袖的言行中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忽视从实践中去寻求真理，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神秘化了。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前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解放思想，发展地继承了“老祖宗”们的理论和思想。
从思想路线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前提和哲学基础。毛泽东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求“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文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号召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在中央最早提出“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为安置下乡知青提供了广阔的渠道。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广开门路就业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再到解决下乡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困难，直至彻底结束这场运动，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20世纪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1981年年底，随着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知青办的职责已经消失，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画上了句号。
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在党中央的决策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错误，以及教条地复制苏联模式，并机械地套用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城乡互助方针，从文化和政治角度，来解决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错误。
从理论基础看，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一向重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他说：“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反复的考察分析，认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邓小平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再认识，得出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并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就既反对了“左”，也反对了右，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为我们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
2.邓小平城市化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境界
城乡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发展趋势中论述最多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城市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主张农业与非农业职业、农村与城市居民相互替换、主张消除城乡对立等等观点，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了城乡的分离，并认为这一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尤为突出，不废除私有制，城乡对立无法消除。只有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城乡对立。其具体的路径就是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同时，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平衡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平衡，“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最终，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
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及与其相应的经济要素的集聚过程，通常来讲都是从农村到城市，即以城市为方向来实现的。然而我国的这一过程，却主要不是以向大中城市转移和集聚为方向，而是在农村自身范围内寻求通过建立和发展小城镇的途径来实现的。当然，这种“寻求”并非是人们主观随意的选择，而是我国在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会呈现不同的情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乡关系一般都要经过由“一体”到“分离”再最终走向“融合”的过程。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也体现了这一规律。我国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城乡关系也是由“一体”逐渐走向“分离”的，而这种“分离”过程比世界其他国家经历的时间更为漫长。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尽管城乡经济都不发达，但城乡关系对立的程度却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城乡的对立就自然消除了。事实上，城乡的对立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原来主要表现为阶级对立变成主要表现为经济对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解决城乡对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但是，由于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和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资金积累模式，加之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不但没有减轻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造成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局面。
应当指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非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不同的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要素上的城乡相互分割，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结构要素上的城乡相互分割，从而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延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结合我国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促进了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城市化学说在当今中国进入了新境界。
（1）乡镇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变成农民的家庭经营，把集体生产单位还原为家庭生产单位，并以农村基层行政区域制度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
乡镇企业发展是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之后出现的又一件大事。它在城市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之前和转轨初期，率先靠市场机制实现了产业发展，并推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它在城市化发展步入正轨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它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而且发展步履维艰的情况下，率先打开了所有制多元化和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从1978～1995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2800万急剧增加到1.28亿，大大改善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它们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9%急剧上升到39%（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乡镇工业企业数据和全国工业统计数据计算）。在这期间，乡镇企业总产值以大约年平均25%的速度增长（按其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计算），估计将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的6.1%提高到平均9.9%，上升了3.8个百分点，其中，乡镇企业的贡献约占一半，是这一期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不折不扣的“火车头”。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个个因乡镇企业的崛起壮大而声名鹊起的“标兵小城镇”的发展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浙江乐清市的柳市镇为例，这座我国东南沿海黄金线上的美丽富饶的城镇，位于烟波浩渺、鱼龙潜跃的乐清湾之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里的记载一直是贫穷和落后。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柳市迎来了发展的新局面，低压工业电器的集聚化生产、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里声名远播，成为新闻界、经济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焦点。这个奇迹般崛起的“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位于浙江温州乐清市，距温州机场35公里。全镇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6万亩，户籍人口10.1万，外来人口11.2万。柳市系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国村镇建设先进镇，浙江省首批对外开放重点工业卫星镇和星火科技示范镇。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柳市镇的一些能人就敢为人先，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涉足于低压电器产销领域。1977年上半年，温州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在柳市镇后市街应运而生。柳市人没有放弃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执著追求，即企业表面上戴着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注册登记，实质上在企业内部实行股份合作制。由于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产权明晰、经营自主、机制灵活、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特征，即使在当时萧条的环境里，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低压电器产业以势不可挡之势获得迅猛发展，至当年6月份，柳市的低压电器门市部骤增至1000多家，供销员队伍达1万多人，低压电器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以专业市场为龙头、小城镇为依托、家庭经营为主体、供销员为媒介、前店后厂为基本形式的“柳市现象”初步形成，柳市镇生产的低压电器源源不断走向大江南北。
就全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乡镇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为壮大农村经济的坚实支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很小。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5%左右，到1987年，也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乡镇企业中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3472亿元，这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15%，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2007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8.6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2%。发展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从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职工2827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9%多一点。到200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509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比1978年的9.23%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优化了农村劳动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