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波原名马秉旗，汉族。1922年9月出生，2012年5月去世，陕西省长安县人。1938年，在陕西西安市东北竞存中学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一旅，先后担任连副指导员、营部书记、旅政治部联络干事。1946年，任陕西工委社会科外勤联络员。1947年，任中共咸阳工委社会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咸阳县公安局局长，宁夏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委审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宁夏公安厅副厅长，宁夏日报社副总编辑、代总编辑，宁夏平罗县委书记，宁夏石嘴山电厂党委书记，宁夏水电局副局长，宁夏卫生局局长，宁夏公安局局长，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宁夏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二大代表。
1922年9月，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一个农村家庭。我的两个哥哥都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在外拉长工。父亲发现我能背书，指望我将来光宗耀祖，让我上了学堂。从7岁到12岁上了五年的私塾，主要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出师表》等古文。12岁时，我不满私塾教育，提出要上新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我祖父和父亲商量后同意了。于是，我进入长安县新筑镇小学，直接上四年级。那是一个崭新的学习环境，有打球、唱歌、跑步等私塾里没有的许多新鲜活动，还有如自然、数学、音乐、英语等课程，阿拉伯数字就是在那里学会的。
1936年，我小学毕业了。这一年年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浪潮。此时红军徐海东部到了三原、泾阳、富平一带，也到了长安县新筑镇。当时，红军部队有个政治部主任到学校给我们演讲，宣传抗日道理，还给我们表演节目。通过这些宣传，我真正了解到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1937年，我进入西安乐育中学，校长王尊一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他思想进步，为人耿直，每周一学校集会时他都会给我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在中了解到什么是爱国。
“七七事变”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安，百姓四散奔逃，妻离子散。日军狂轰滥炸，草菅人命。我看见他们飞机飞得很低，有时会紧挨着老百姓的房子飞，用机枪向人群中扫射，百姓尸骸累累，情形惨不忍睹。我目睹这一切，愤怒的情绪达到极点，在我心里深深埋下了抗日复仇的种子，树立了爱国、救国思想。从接受中华传统教育的“仁、义、礼、智、信”到爱国忧民的现实理想，奠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由于日军轰炸西安，父亲怕出事不让我继续上学了，要我去当店员，我不想去。就在这时，遇到我的同学胡怀让，他建议我考东北竞存中学。我报了名，结果就考上了。我大哥知道我的心思，帮我想办法，家里也同意我继续上学，我如愿以偿。在竞存中学，我见到了我的老师——教务主任张寒晖，他是中共党员，是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者。训务主任钱一粟，也是中共党员。校长叫车向忱，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偌大的中国此时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袭击，我们经常到农村上课，以树当房，以膝为桌，早出晚归，虽然很苦，但我们的求知欲和爱国心却始终没有消退。
这时候，西安民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也被这一切感染着。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在这个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我经过本班同学、共产党员史宝翟的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共青团前身）。就这样，我开始在学生中间演讲，学红军政治部主任讲抗日宣传，控诉日军暴行，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组织。我的演讲非常受欢迎，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和组织能力。张寒晖老师见了我还夸我讲得很好。我和同学王汶实志同道合，每天一起上课学习，一起宣传抗日。
1939年2月，日军准备进攻西安，这里的中学都将学生疏散到汉中，竞存中学的学生被疏散到凤翔县。张寒晖老师找我们谈话，他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变革命，投靠日本，我写了个歌子，你们教农村孩子们唱。”歌词的内容我还记得：“汪精卫，卖国贼，暗里拉着抗日的腿。这东西，不要他，扔到海里喂王八……”
在中共地下党老师的影响下，我一面上学，一面做大量的社会工作。由于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我被选为我们班的班长。同年2月初，由中共地下党员张保全代表党组织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我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关怀下，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我的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起来了。
7月的西安很闷热，学校放假了。张保全通知我：经组织决定，暑假不要回家，参加党员培训班。我们15名党员，加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共有40多人集中学习，主要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班由李梓才任党团书记，我任副书记，负责组织工作。通过在培训班学习，奠定了我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40年，日军占领了临汾、开封，逼近西安，欲夺兰州，威胁重庆。在这种形势下，党组织决定率领愿意抗日的人上山，组成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寇。我们在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克明的领导下组建队伍，研究方案。
党组织派我和杨辉（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到麟游山勘察地形，了解情况。完成任务的几天后，杨克明书记对我说，我们打鬼子不能没有武器，张学良将军的部队愿意给我们一些武器弹药。于是，派我和杨辉带几个人，到设在宝鸡的张学良部53军后方留守处领取武器。于是，我们穿上国民党53军军装，带着车向忱校长的亲笔信到宝鸡的虢镇找到冀中游击司令部后方留守处，将信交给留守处长。他看完信后，就派人把武器弹药藏在麻袋里伪装好，雇了一辆大马车拉着武器弹药，并派副官护送我们出城。我们一路昼伏夜行，仔细小心，安全地将这车武器弹药送到我们的队伍手中。
1941年暑假，杨克明书记通知我，国民党现在对我们这个学校很注意，党组织要我们提高警惕。不久，组织决定送我和同学王汶石去延安学习，由于王汶石有病不能走，我只身一人前往。我买了一顶旧草帽、一把镰刀，穿着老百姓衣服，带着干粮，从三原县出发向延安方向前进。途中遇到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我说了自己此行要联系的一个人：“我从西安来，找115师后方留守处主任汪锋。”经过几次反复印证，他们证实了我的身份，把我交送115师留守处。在这里，我见到了汪锋的秘书，他姓雷，在知道我的情况后，问我是否认识张寒晖，我说是我的老师，他带我去见张寒晖，不巧没见到，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