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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痴迷钻研“绝学”的人(2)

1962年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成立后,我被调去研究回族史。短短两年,我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西北回民起义问题》等研究资料汇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研究资料索引》《西北及宁夏地区文献资料索引》等。但好景不长,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又被翻了出来,作为典型批斗,后下放劳动,差点进了监狱。记得那时我们机关在宁夏党校院内,同党校的学员有时在一块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主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但与会者竟不知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概念,首先发言的两个人讲不清楚,我补充了几句。谁知半年后祸从天降,说我“利用合法权利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我不服气。我们单位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有一天宣传部一位处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在党校学习会上的发言,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逻辑上、法律上都没有错,更没有罪。墙是白的,你让我说成黑的,我想不通。”那位处长说:“你做研究工作,给你打打防疫针有什么不好?”这位善良但却没有受过批斗的人,把那种残酷的批斗当做治病救人的“防疫针”,却不知道这种“防疫针”是会打死人的。

紧接着十年浩劫,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一位平时见我面即“老师长,老师短”的人也学会了靠整人向上爬的当官诀窍。他煽动一群人来我家揪斗我,我有病正在床上躺着,他们骗我去机关开会,我一出大门,便见周围群众围观,接着看见一块一米见方的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李范文”,我气愤至极用脚把牌子踩得稀烂。结果,我被拳打脚踢一顿,像绑赴刑场一般被送往会场。

一位平时关系较好的同志来给我做“土飞机”,我挣扎出双手,把他的绸裤子从腰上撕破至脚背,他拔腿就往大街逃。又是那位平素称我“李老师”的人大喊:“抓反动分子啊!抓反革命分子啊!”闻讯赶来4个红卫兵抓住我的手和脚像打夯一样,上下夯打,几乎把我的腰夯碎了。这时,一位同志大喊:“即便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还有警察管呢!”这位同志救了我一命。此后,我经常被游斗,我爱人见我被游斗后膝盖跪破了皮,她当晚用棉花给我缝了两只护膝,每天批斗后回家她都给我做好吃的、安慰我。有时下班后不见我,她像疯人一般跑到机关找我,经常同造反派头头吵辩。因为她最了解我,我只是拼命劳动和工作,从未干过坏事。我这样的脾气和性格的人,如果没有她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安慰,恐怕早不在人世了。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还能做出一点成绩,这里有她的心血和汗水。

1970年,我终于从固原山区调回银川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研究西夏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西夏文没有工具书是无法深入研究的。于是,我先从编撰《夏汉字典》开始着手。这一计划受到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但是编撰字典谈何容易,当时宁夏地区所存的资料,只有王静如教授的《西夏研究》(13辑)和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专辑》及西夏人编写的双解常用字汇《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我首先从这些书里搜集单词例句。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曾说:“一部没有例子的词典,就是具骷髅。”因此,我十分注意每个字条的例句。有时一个字的用法,抄录二三十张卡片,归类后只能用上几张。而为了那几十张卡片不知翻了多少书,流了多少汗。记得1973年5月至11月,我在北京搜集资料,先师罗福颐教授为我准备了一大摞西夏文资料,其中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西夏学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以及他自己的备用字汇辑手稿,及其先兄罗福成的《华严经》手稿等。他那种奖掖后学、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日夜不停地在招待所抄写。这年夏天,气温很高,我们住的六人大宿舍,每天下午室内仅我一人伏案抄写,热得连背心都穿不住,只好脱掉,用毛巾披在背上,真是汗流浃背。晚上同房客人要休息,我只好把桌子搬在走廊里,借灯抄写。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所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该判处决,也不应该判强制劳动,而应该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有一天,我的老师——著名的藏学家于道泉教授来招待所看我,见我已搜集3万多张生字卡,采用四角号码编排,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非常高兴,那种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40年前,我同王静如教授一道治西夏文,我花了几年工夫发现西夏文十分方整,用四角号码编字典最科学,我当时就有这个计划。后来傅斯年先生派我赴英留学,改了行。没想到40年后竟然有人继承此念,不谋而合,真是巧极了!不说内容,仅这种编排法就值得出版。”(按:如今以四角号码分类,用拉丁字母代替1~9阿拉伯数字,已被国际上通用。)编写字典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贺兰山麓的西夏陵园发掘工地完成的。1972年,宁夏拨款发掘西夏帝陵。我因1957年的“问题”而不能从事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只能承担发掘工地的后勤工作,拉木料、招民工,甚至还得管理民工的工资、伙食,虽然比考古人员低一等,而我自己则认为这也是换脑子休息的好机会,从中体会到无限乐趣,因而工作起来任劳任怨,赢得了民工和同志们的尊敬。

发掘工地的工作十分艰苦。那时给每人每月供应半斤大肉,每天吃白水面条,健壮的身体被累垮了。我身高1.77米,体重50多公斤,营养不足,严重贫血,只好宰了家里为4个孩子吃鸡蛋而养的14只母鸡,补养身体。

1977年西夏王陵发掘工程结束后,考古人员被全部调回,仅留我一人在工地看守。一日,两个儿子受他们母亲的嘱托来工地看我,大儿子上小学,二儿子刚四岁,两人原准备同我在工地多住几天,谁知当夜狂风四起,帐篷被风撕得哗哗响,饥饿的狐狸在冢穴里嚎叫,小儿子吓得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浑身发抖。第二天清早,孩子们就嚷着要回家。后来,他们再也不想来工地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写出了《夏汉字典》的初稿,继而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夏汉字典》写完后正值“四人帮”横行之时,我怕招来横祸,不敢交出。文物出版社得知消息后,曾数次来函索稿,计划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处境大为改善。1978年1月,宁夏文教局派人与我一道给文物出版社送稿。3月18日出版社来函:“李范文同志所编的《夏汉字典》,按原商定的步骤,我们双方请有关专家提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再由你们修改定稿,争取早日影印出版。”在审稿中有一种意见引起我的重视:“字典注音一字多音,使读者无所适从。”

确实有的字既有苏联学者的拟音,也有日本学者的拟音。当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拟测的西夏语音系。我当时想,一部字典要经几代人的努力修订,也不一定十全十美,在没有现成字典的情况下,哪怕是一部字汇集,也可供学术界使用。然而,因有人求全责备,出版工作被暂时搁置下来,我只好向音韵学方面努力。

研究西夏语音韵学的困难更是难以言说,没有古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无法问津。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也有“绝学”之称。古汉语音韵还有今天的汉语提供参考,而西夏语是一种“死语言”,西夏语音韵学到底怎么研究?有没有西夏遗民?以什么为基础?从什么书开始?于是,我以《同音》为蓝本,以《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原音为基础,开始调查西夏遗民。1980年5月至9月,我赴甘肃、四川藏区调查西夏遗民。

在四川康定六巴公社发现木雅语,在道孚发现道孚语,这两种语音的基本词汇,有的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字语音很相似。我记了4000多个单词,搜集了约200个例句。计划写《弭药语的调查与研究》一书,此书写了约30万字,因干扰而辍笔。尽管如此,这次调查对我研究《同音》拟测西夏语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4年4月,正当我陶醉在《同音研究》一书中,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来访,我在骑车去宾馆的路上被人撞倒,左腿股骨颈骨折,宁夏社科院领导派车,并由路上碰见的青年科研人员王永亮协助,送我到附属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卧床半年,休息一年。我便将木板放在被褥上从事写作。为了不使身体下滑,臀部垫着枕头,用布带固定在床上。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养病,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治学的环境。这段时间,与我形影不离的正是这部《同音》。《同音》陪伴着我,我研究《同音》,苦乎?乐乎?尽在其中矣!

1985年国庆节《同音研究》告竣,1986年9月出版。罗矛昆教授在《西夏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评介》一文里说:“《同音研究》在空白地带垦殖,成一枝独秀,其劳动是不可抹杀的。”又说:“作者的观点都有大量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这些观点不论是对前人的纠讹,还是对后学的启发,对西夏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都将是功不可没的贡献。”①这部书荣获1987年十五省图书评奖一等奖。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苏联和中国的西夏学者有的已开始采用我的拟音方案。

1983年,我曾着手校释《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但因我尚未建立西夏语音系,无法解释该书中的复杂注音,只好放下继续研究《同音》。1985年《同音研究》付梓后,我又开始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由于有了研究《同音》的经验,我把《同音研究》的音系应用在解读《番汉合时掌中珠》上,将《番汉合时掌中珠》改为《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从而把西夏文这个研究范围极小的“死文字”,变为广大古汉语研究工作者可以使用的“活文字”。此书于1987年完稿,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在1994年编纂完成《夏汉字典》——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为西夏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我的研究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党和政府给予我很多荣誉。1981年,我的《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合著的《西夏简史》荣获二等奖。1984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一等奖。1986年,我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二等奖。1982年,我被晋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被聘为研究员。1984年,我被评为宁夏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3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出版后,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后日本NHK电视台和秋田电视台慕名前来专访我。1987年1月,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西夏文献;8月,赴匈牙利参加乔玛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西夏学的产生与展望》,受到广泛好评。我退休后还继续从事西夏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带研究生,为西夏学的研究培养新人。

如今我已是80岁高龄的人了,回顾我的一生,我不禁忆起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这难道不是“祸兮,福之所倚”么?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各种坎坷和挫折,但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理想信念,失去前进的勇气。我这一生一直按照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在奋斗,从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老父亲去世后,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回去奔丧,是为不孝。出了车祸后,因为手术不成功,腿上留下了残疾,但依然坚持①见《宁夏社科情报》1988年第1期,第19页。

工作。朋友、亲人知我、罪我、毁我、誉我,我绝不萦怀。我这一生做什么事只求问心无愧,只求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有些人也讽刺挖苦我,但我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我的信念不动摇,把我的人生追求贯穿于工作的始终。同时,我坚持理想信念、实现理想信念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干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毅力,看准方向,坚持到底,干出成绩。要有奋斗精神,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不管条件环境如何困苦,都要坚持到底,勇往直前。

口述:李范文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惠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