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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在治沙播绿中实现人生价值(2)

1985年,组织调我到这里工作,我就肩负着防沙治沙的责任。

2000年以来,又加了一个生态建设的责任。从2000年这里被确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区以来,我们又多了生态管理保护这个责任。在沙漠里工作,与风沙作斗争,整日风吹日晒的,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26年来,我坚持不懈地做好防沙治沙这项工作,实现了场子活、职工富、沙漠绿的三个目标,这就是我的理想和信念。我搞了一辈子生态建设,你说死掉了一头牛、死掉个羊咱可能不心疼,但是植被被破坏、树被砍坏了,我就心疼得不行。有些树不是一年能成活的,成活了还要3年、5年、8年、10年才能长大,不能挖,更不能破坏。我搞治沙已经几十年了。过去,我文化水平低,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我学会了会计知识,取得了会计师证书,经营上也积累了些经验。我还通过自学成为高级林业工程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我尽力了解掌握各种树的习性、品种和成活率,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哪种树病虫少、成活率高、抗旱性能强、抗盐碱、抗风沙等情况。

我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我认为林场的发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我们能把林场发展到今天,不光是有这些,更重要的是内部的机制,越搞越好,越干越有劲,职工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动力也就越大。几次岗位调整我都舍不得走,高官厚禄也不能打动我,这是内在的机制起作用。我一心扑在事业上,扑在为人民服务上,我坚持下来了,我找到了支持,不断地前进,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句空话。

说到理想信念,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我就向党组织作出了承诺,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我的成长进步与我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我的家庭中,我父亲是国家干部,他去世已经8年了。我父亲给我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我经常对人讲我家里有两个伟大的人物,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低标准时期,我父亲当乡长,他把家里的粮拿出去救济穷人和受饿的人。我母亲考虑不要把家里的人饿死了,就把粮藏了起来。我父亲的爱是为了穷苦人,我母亲的爱是为了子女,这两个爱都是爱。这个事情给我启示是很深的。我父亲是非常廉洁奉公的一个干部,他在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其他的如房子财产等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我家里从老先人到父亲都是一心为公,凡事都处于公心,没有私心。这些就是我一生行事为人为官的根本。我这几十年,作为一名治沙人,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在治沙的岗位上坚持下来了。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一心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做人做事无愧于心,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得到了群众的欢迎。这是最重要的。

我为什么要入党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人总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们始终在学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这种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入党之前在林场当工人,在水电局抗旱打井队给老百姓打井找水,在我身边都有先进思想、先进人物。在山区工作的四个年头,我没有想着当先进,只是想着怎样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这个理想信念很坚定。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文化程度又低,但我干什么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去做,得到了组织上对我工作的肯定。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有很强的吃苦精神。

2007年4月,我被授予“全国治沙英雄”称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治沙人。2009年,我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并且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我和我的白芨滩林场以每年治沙造林2万亩的速度,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筑起了一道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绿色屏障,创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生命不息,奋斗不已,治沙这项工作我要做到干不动为止。我要在治沙播绿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口述:王有德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王军

第二十九章完美的人生是事业与道德同在的人生沈利萍汉族,1957年出生,宁夏银川市人。中共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曾在中央工艺美术院深造,现为宁夏书画院副院长、宁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曾荣获东南亚国际现代名家水墨展金奖、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展优秀奖、全国五自治区美展银奖等多种奖项。《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将她的艺术成就向海外介绍。2001年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母亲”,2004年获中国“十大巾帼英才”称号。2004年起,担任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中央综治办在全国开展“关注未来,关爱孩子——十大杰出母亲思想道德教育传播行动”的形象大使,并赴全国10多个省、市、区巡回举办报告会,讲述她克服种种困难,培养残疾儿子王嘉鹏成才的动人事迹。其母子感人事迹被改编为电视剧《撑起生命的蓝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57年3月,我出生在宁夏银川市一个普通职工家庭,从小受家庭的影响,使我形成了坚韧、豁达、上进的性格。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不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信念,虽然受到许多打击,总有一种信念支撑着你,精神层面很充实,不颓废。那时候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去追求,比如上大学,就是美好的憧憬,有了这个美好的目标你就会为之去努力。后来,当我的孩子发生空难,从一个足球踢得非常好的孩子,到坐着轮椅站不起来,在病床上整整三年,靠人抱上抱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我非常绝望,但我想我不能消沉下去,我不能垮,如果我垮了,孩子又该怎么办?身体残疾了,但精神不能残疾,对于孩子的伤,医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每次做完手术,我都亲自照顾他,给他翻身,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为了照顾他,我自学了许多护理康复方面的知识,比如脊柱损伤、颅内损伤等知识,康复中心的大夫和护士都开玩笑叫我“护士长”。在康复中心我看到有比我的孩子病情轻的,但三年后却抱着骨灰盒回去了,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对孩子的康复丧失了信心,他们整天怨天尤人,不停地说:“我怎么这么命苦,怎么偏偏是我,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怎么我的孩子就瘫痪了。”他们没有去帮助他的孩子,最后导致褥疮烂到骨头上,感染了血液,导致孩子死亡。这件事给我的震撼很大,我认真地进行了思考,我认识到人越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越要理智地去思考。我想我的孩子面临的是什么?他的未来是什么?我能帮他走到什么地步?我不能一味地怨天尤人,那样一切就全毁了。人最苦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残疾他慢慢会接受的,因为现实已经无法改变,而精神的残疾却需要时间去修复。也有一些医生对我说,许多残疾人都是走不出精神的阴影,每天经受精神痛苦的折磨。我就开始帮助孩子战胜精神的残疾,使他树立信念,看到希望,从抗拒残疾,到接受残疾,再到走出残疾。我每天帮助他进行训练,甚至是残酷的训练,而且一训练就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