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大部分是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角出发，予以分析与阐述的。
有学者指出，中国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仅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上述理论原则的核心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强化城市竞争优势产业则是必由之路。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特别是城市化发展空间将充满巨大机遇，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用地和用工成本上升，导致部分产业出现雁阵式转移，中部和西部等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可能加快，城市化将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之一。同时，我国城市经济的形成与城市化发展是工业化的要求，是知识经济的要求，是服务产业发展的要求，是提高发展效率的要求，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是优化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
（三）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
国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金融结构论与金融压抑论。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性抑制，“金融抑制”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大都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针对中国特殊的金融安排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其约束条件怎样，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予以研究分析。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存款、银行免于破产的国家隐性担保，通过全民储蓄的动员机制进行信用扩张，激励了国内产出规模的扩大，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使国家迅速摆脱了所谓“贫困陷阱”的约束。同时，基于资本管制的固定汇率制有效形成了银行信用扩张的约束条件，获得了通货膨胀控制机制，有效缓解了通货膨胀控制难题。但这种特殊的金融安排，也会恶化金融环境，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能放大外部冲击效应，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还有学者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表现出超乎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资本聚集能力；相反，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难以获得满足经济发展的资本支持，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金融发展的优惠支持、实施政策倾斜，有利于落后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发达地区的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更有利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
另有学者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
还有学者专门就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现实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中，“需求跟随”效应比“供给引导”效应强，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提出了较强的需求，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陷入不良循环之中。因此，需要政府对金融发展进行实质性扶持，促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尤其对于西部经济不发达省区，政府要努力发挥金融的“供给引导”效应，集中力量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融资配套措施，打破“所有制歧视”，引导资金向效率高的部门或产业流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产业集聚理论
（一）产业集聚理论内涵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特征和角度对产业集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综观产业集聚的定义，基本围绕着地理特性、产业特性（或内部要素联结）两个方面展开。
生产联系（如产业链等）和地理接近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产业集聚理论的核心内涵。多数学者以地理集聚和产业特性作为界定产业集聚的标准。所谓地理集聚指所有成员企业和相关成员要素（包括集聚代理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在地域上相互邻近，而且共同“锁定”于一个区域，具有显着的地域相关特征。所谓产业特性指该地域集聚的成员企业只从事某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生产和服务，成员之间有广泛的劳动分工和紧密的、基于长远关系的合作，并由此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至于具体联结方式，可以是产业链，或供应商-客户关系，或其他竞争合作互动关系。
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聚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等方面。
关于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大体归纳为自然禀赋优势、投入共享机制、交易成本、溢出效应、政治稳定性、区位优势、交通运输条件等方面。
关于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能够降低产业发展成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促进了产业的聚集。聚集经济显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这种聚集效应随时间而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聚集在显着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区域发展差距的出现。
关于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产业聚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产业的地理集中有助于企业间的知识或技术溢出，从而促进区域创新。在创新过程中，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而隐性知识只能通过员工非正式交流或人员流动获得，这两种隐性知识传递的途径在集群内部更加顺畅。不仅高技术产业聚集有利于区域创新，传统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也有积极作用。
（二）城市产业集聚理论
城市聚集经济一般指因生产要素和居民在城市空间的聚集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集聚理论的核心内容便是城市产业集聚动力机制、城市产业集聚效应以及城市规模的适度性等问题。
早期西方学者关于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生成动力的认识和描述，直到198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对发展动力的产生、动力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的分析。关于聚集各种类型产业的动机问题，学术界一般从三方面予以分析：（1）多数原则——在存在着多种经营时，各种经营之间的机能特殊化得以进一步增强，各个经营者便可以得到各自的外部经济利益；（2）大数法则——具有异质性的各区位单位及其活动的空间聚集，使得任何一项活动都有足够多的个体与之相适应，从而可以减弱社会经济活动波动的损失；（3）大量交易原则——大规模运输与最终作用之间的效益，也是城市集中的效益。由此可见，产业聚集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也是城市化的动因。
聚集效应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因空间聚集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和效果，主要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聚集效应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正效应主要有近邻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场效应，其中规模效应是城市聚集效应的主要来源。美国经济地理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并且不断自我集聚扩张。
我国学者通过对中国五大城市群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后亦发现，在承接外国制造业产业最多的城市群中，由于外企规模较大，在其周围集聚着大量的配套企业，制造业集聚水平呈乘数增长，因此制造业产业集聚效应较好。产业集聚既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成果。政府产业布局的普遍做法是建立工业园区，通过招商引资或利用优惠政策将本地优质制造企业迁移至工业园区，实现产业集聚。
关于城市规模的适度性问题，我国学者指出，城市规模适度与否，受五大因素影响：（1）区域资源的稀缺程度——与城市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的稀缺资源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2）城市经济的集约程度——城市集约程度提高意味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使投入系数减少；（3）城市区域的承受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和配置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和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4）控制与管理的有效程度——城市管理水平高，城市经济运行有序，城市规模扩大的弹性就会扩大；（5）聚集成本——城市聚集的外在成本、门槛成本和疏散成本。
（三）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和业务外包，金融服务业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基本形式之一。这一切都表明，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一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正在成为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的中坚力量。
到目前为止，国外关于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研究大致上涵盖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中心研究、产业集聚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各国金融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学家在汲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金融地理学理论。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中国整体视角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集聚机理与规律等方面进行的。
关于中国整体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有些学者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的地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也会有所差异。有些学者从金融发展视角分析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认为1990年以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另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中国的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投资总量途径而不是效率途径来实现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付出了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为此，必须转变金融发展路径，加快金融体制变革的步伐，实现经济与金融的二元均衡。
关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1999年金融资产相关比率（FIR）及其他指标的计算发现：金融差距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特征，而且金融差距超过了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认为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亦有学者采用多变量因子分析法，对31个省、市、区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认为我国经济呈现的由东到西阶梯走弱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区域二元结构的反映。
关于金融集聚机理与规律的研究，有学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金融集聚的动因、机理，并对金融集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一些学者通过对金融中心和金融产业集群成长、演进机理等理论的历史追索，总结了金融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脉络。还有学者就金融产业集群的经济性质、效率边界与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区域金融创新优势、风险缓释优势以及生产经营效率优势，能够为区域内金融企业带来租金，也能够为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强劲的成长动力，由此成为现代金融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栖息地。
四、城市群形成机理及发展模式
（一）城市群的内涵
国外对城市群的研究始于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城镇群体（town cluster）的概念。之后的100多年里，“城市群”经历了诸多概念与范围识别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一系列概念，如“地方行政区域结合体”、“大都市带”、“超级都市区”等等。
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发展存在地域性差异，城市群发育程度不同，国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类似概念，如准都市连绵区、都会经济区、大都会区、城市密集地区、都市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