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环鄱阳湖城市群
包括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等5个地级市、9个县级以上城市。城市化水平为36.39%，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8倍、2.43倍，是江西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也是国家中部地区独具生态特色的环湖城市群。
8.成渝城市群
包括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宜宾、乐山、泸州、南充、自贡、达州、眉山、内江、遂宁、广安、雅安、资阳、巴中，重庆市的市区、万州、涪陵等20个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水平为35.09%，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7倍、3.25倍，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西部最大的双核城市群，西南地区人口、产业、信息、科技、和文化集聚区。
9.关中城市群
包括西安、咸阳、铜川、宝鸡、渭南、韩城、华阴、兴平等8个城市。城市化水平为39.82%，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9倍、2.98倍，是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全国现代化农业技术产业基地，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也是中国新亚欧大陆桥中段重要的节点城市群。
（七）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的经验
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的经验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多层面组织协调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经历了一个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加政府驱动的过程，并且有制度化的趋势，有多层次的协调机制。一是在在政府层面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制：（1）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建立城市群省市长联席会制度。审议城市群发展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需要向中央争取的相关政策，对重大问题和重大项目进行决策；（2）建立城市群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加强信息沟通，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3）联合设立协调机构，落实省市长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4）对影响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产业结构等）成立专题研究委员会，寻找两市一省间的共同利益。二是在学术层面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制：依靠城市群区域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通过论坛、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城市群经济整合等有关战略问题的研究探讨，为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三是在民间组织层面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1）积极组织建立了京津冀科技、旅游、工商业的行业促进会，统一引导和规范圈内相关企业的发展；（2）打破行政区划的障碍，构建了长久的合作框架，组建了跨地区的同业联盟；（3）以此为依托，推进城市之间企业的多领域、多方式合作，稳步扩大各兄弟城市之间沟通和联系，形成城市合作组织，共享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激活与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发展资源。
2.以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城市群经济圈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最可贵的经验，就是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经济圈。以产业跨地区协作为主线，通过产业链在区域内的扩张和伸展，形成完善区域产业链条的战略构想。圈内城市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实现产业的合理区域分工与协作，并构筑了新的合作对接平台，破除体制、机制约束，推进产业对接、市场对接，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全方位合作，在加强联合中求发展的新举措，使圈内区域产业链条得到完善。实践证明，城市群整合的主体应是企业，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企业提供各种交流平台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同时，外部的经济变化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极大加速着城市群的整合。
3.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扩散效应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由于香港和广州的点线呼应，产生了诸如深圳、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西岸一大批的新兴城市，又由于深港、广州等中心城市辐射极核的形成，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辐射和扩散效应越来越明显。香港、澳门和小珠江三角洲之间由于产业关联和经济关联引发的巨大经济流量，包括人流、资金流、资讯流、商品流等等将会对周边城市和地区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包括总量增长、存量优化、增量扩张、流量扩大、品质提升，由此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经济能极呈现几何级数的飞跃和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珠江三角洲组团式发展的效果，不仅实现了1＋1＞2的经济效应，而且使其融合与聚集速度进一步加速。从而使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经济整合的范围扩大，泛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启动正是这种融合与聚变的必然结果。
4.切实实现行之有效的统筹管理
首先，要构建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京津两大枢纽通过加强分工与协作，实现了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强化了航空港、海港、信息港等交通通信枢纽与区域及城际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有机联系，留出了足够的发展余地，建设国际枢纽机场。加强了沿海港口的协作和合理分工，形成港口体系，并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完善立体交通网络，全方位融合交织，让区域间血脉贯通畅行，城际融合零距离的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的新理念。其次，要依靠圈内城市政府自觉地互补协调，实行行之有效的统筹管理，进而更好地活跃圈内经济发展。长江三角洲有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市长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会对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协调。同时，长江三角洲学术研究已经进行很多年了，而且每年都开城市科学会议。珠江三角洲也有类似的研究机制。沪苏浙质检部门联手，打造国内首个区域性“无障碍流通”，凡有效期内的省级名牌产品，在三地都可免于接受各种监督抽查，大大降低了企业商务成本。
三、沿黄城市带面临的现实机遇
（一）时代机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与分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进一步形成，全球市场的建立，促使世界产业结构发生重构与转移，形成了新的产业布局，与之相关的城市化空间也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正在营造一种新空间秩序，如创新性场所、创意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网络结构和地理聚集倾向等。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城市的培育与空间布局、多极多层次全球城市网络的巨型城市和巨型区域的发展，将有力促进和带动沿黄城市带的形成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经济及其增长对中国城市群空间布局将会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转型经济及由此推进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为城市化注入活力，进而有力推进沿黄城市带的形成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系统对中国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将发生质的变化。在经济结构经历从工业生产转向服务业，尤其转移到现代化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去工业化”对中国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影响将成为重要趋势，尤其后工业化对中国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变化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为沿黄城市带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地域经济空间，一方面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占据区域优势区位，功能不断集散，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其“内生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和生态考验，只有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面对这一挑战，沿黄区域“组团式”城市带的建立与健全，则势在必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实现由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这就要求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化，要求行政型的空间结构体系向有序的经济型空间结构体系转变，重新定位各个城市群的空间归属，促进空间结构的体系化，这无疑也是沿黄城市带面临的现实机遇之一。
（二）宏观机遇——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了新的变化，“协调”、“统筹”、“和谐”已经成为各种发展规划的关键词。各地在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中，均强调提出把城市群、产业群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抓手和战略基地，以期在新型城市化、产业重构、区域一体化等区域发展重点、难点问题上率先破题，切实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同样，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也为沿黄区域尤其是中、西部沿黄地区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宏观机遇。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表明，随着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分布与合作发展的具体落实，沿黄城市带的形成与发展将具有“水到渠成”的必然性与现实机遇。
为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国家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近些年来，全国城市群发展的现实也表明，相对于独立发展的城市而言，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不仅使城市规模变大，而且使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更为优化，城市经济和城市功能更为强大，产业配套和产业提升更为显着，从而大大增强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吸引、辐射和带动功能。同样，在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战略的进程中，为使中西部地区尽快形成跨越式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有效对接地、参与国内外竞争的强势经济圈，构建沿黄城市带成为推动和引领这一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观机遇——“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
在21世纪到来之前，我国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部战略目标迈进。值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振兴中华的宏伟夙愿出发，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明确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大开发目标，并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后的2010年，党和国家有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经过深入调研，多方论证，认证测算，国家先后制定了西部开发“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及西部开发50年的战略安排。在产业、民生、公共服务、资源开发、发展机制等方面制定了科学、系统的规划与实施政策。其中在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方面，按照“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确立“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为重点开发区域之一，尤其是国务院出台的《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2009］15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29号）等扶持政策，为青海西宁经济区、甘肃兰州-白银经济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内蒙古河套经济区，以及与之相应的兰西白（兰州、西宁、白银）、呼包银鄂榆（呼和浩特、包头、银川、鄂尔多斯、榆林）等沿黄城市群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为了进一步统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中部崛起”战略正式提出并实施。这一战略明确提出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中部崛起”支持。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促进中部崛起规划，提出要增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构建布局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这对于沿黄地区的中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的快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四、国家政策支持情况
（一）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宏观政策支持
“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我国“十二五”期间的各项发展目标任务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衔接，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科学的规划。其中，在投资导向、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市化布局和形态等方面的举措，对于建设和发展沿黄城市带具有重要的宏观指导与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