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定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景观中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线的系统。同一类型的线可以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络，从而形成一种景观的一层“构架”。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空间界域内，不同类型的线及其系统又共存在一起。甚至于在时间维度上，景观所发生的变迁的历史印痕尽管不以实体形态存在，但却存在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可能在建筑介入的过程中得到显现。线与线相互交织，许多时候又相互重合(例如景观边缘往往伴随着道路，或是伴生着河流)，网络与网络相互重叠，形成了一个力线或向量的场域。
景观中的线一旦形成，就有延续的倾向。这种延续的倾向一般在其原有的方向上。这就形成了某种潜势。对于后来者而言，这就是一种需要考虑的制约条件和控制条件。
4.3.4 景观结构中的面要素
在此所谓的“面”，并非是指表面、界面意义上的面(surface)，那样的“面”事实上属于景观形态的外在表相范畴。相似或同质化的要素在大地表面集聚或展开并占据了一定的界域，我们即将其视为一个“面”的要素。景观生态学视野中的“斑块”、凯文·林奇和诺伯格·舒尔茨所谓的“区域”以及齐康教授提出的“群”都可被视为这样的“面”。可见，在此“面”的识别有赖于分类标准的确立。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标准主要还是视觉上的形态差异。
每一个“面”在形态上都具有某种共性。因而，景观中植物集聚形成的丛林可以在整体上被识别为一个面，建筑集聚形成的聚落乃至城市同样可以在整体上被识别为一个面。特别的，景观之中的一个界域明确的空间能在二维向度上(制图学的意义上)被识别为一个面(亦即一块空出来的地面)。当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大地表面最原初的连绵不断的空间是所有这些“面”发生和存在的基底。同样，对于面的识别与尺度密切相关：当代城市的巨大性和复杂性使得其内部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面(亦即城市中的“区域”或“群”)，然而在整体上，从人工与自然相异质的角度，我们又可以将整个城市视为景观中的一个整体块面。
因而可以说，景观结构的面要素是一种“群”。
无疑，景观中的面的形态与分布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相互接壤，或是相互嵌套。考虑定义“面”的相似性或同质性的不同标准，这些面甚至相互错叠。在一些情况下，面的边界是明晰而确定的。比如古代墙垣环绕的城市，与其周边广阔的原野界限分明。然而在另一些场合，面的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和互渗的。尤其在当代城市形态中，城市的扩张、弥散和与自然景观之间的交错渗透更是成为主要的特征。当然，这种开放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边界在自然景观中同样存在。
在面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考察和描述景观的格局。参照景观生态系统的“格局”这一概念，在此我们所谓的景观格局主要是指景观实体和景观空间形成的镶嵌，亦即不同类型的“面”或“群”的镶嵌，主要着眼于它们的分布。
其景观的格局包括两侧山体与中间平地的夹峙、平地上河道、林地的分布以及它们所限定的次一级空间。
景观中的点、线、面诸要素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同时存在、相互交织的。这三种要素及其系统之间还能够相互转化而催生出新的要素。一系列点的顺次排列提示出其连线的存在；点的集聚达到一定的规模与密度，就能够形成某种“斑块”或“群落”，从而形成景观中的面；线的交叉和汇聚提示出新的点的位置，而且往往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面之间的转换和过渡定义了边缘线的存在；面自身平面形状的几何中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点的位置；面之间的交叉和错叠在定义了新的交叉点的同时，重叠的部分又可定义为一个新的、兼具两个层面特征的面……当然，这种相互的转化并不会无限的嵌套进行，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在建造的尺度上的那一部分。
4.3.5 要素的整体关联——景观作为场域
在分析和识别了景观环境中既有的各种结构性要素的基础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则是这些要素以怎样的方式相互关联，构成景观的整体结构的问题，亦即描述和分析景观的结构图式和组织模式，整体上把握诸要素的关联。不能不说，这种分析和描述是极为困难的。景观环境的结构是极为复杂、因地而异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景观结构都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有时还可能复杂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以至于景观生态学对于景观格局的研究和评价只能在统计学的层面上来进行。
有研究试图将景观结构提炼、归纳和简化到尽可能基本的图式和模型。这些基本的结构图式包括圆形(放射)结构、十字形(亚字形)结构、方形结构、成角(亦即三角形)结构等。圆形(放射)结构本质上是与“中心”紧密相关的。十字形(亚字形)结构则和中心、定向密切相关。方形结构是十字形结构向各个方向上重复和蔓延的产物。而基本的组织模式则包括对称、等级、重复等。
事实上，这些基本的图式依然只能适于描述人工营造或改造的景观秩序。这种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似乎对于自然形态无能为力。柯林·罗在《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中，就认为不可能为当代城市找到一种单一的、统一的模式。“……概念和系统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层的、多样的结构。”更毋论作为自然和人工的复合体的景观环境了。景观中的诸自然要素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具有不规则、非线性、错杂镶嵌的形态和关联，是很难用某种几何化的图式来描述、概括和分类的。斯丁伯金称之为“逃离建造体系(escape from the architectonic system)”。而它们又与人工化要素相对规则、秩序的结构图式拼接(juxtaposition)、重叠(superimposition or superposition)或交织(intertexture)在一起。总的来看，景观中既有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明的表现出“场域(field)”的特征。
齐康教授指出：“社会、经济、建设、文化和科技的活动在地区中形成一种‘场’，地区的‘场’、风景的‘场’、城市的‘场’、公共广场的‘场’、群居的‘场’……”在此他强调场域的人文属性，深刻地指出了场域的本质在于人，场域的形成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活动，场域无从谈起。
场域的基本概念首先来自于自然科学，用以统一处理多种力的同时作用。格式塔心理学派、列文(K.Lewin)、阿恩海姆(R.Arnheim)等人的研究将场域的概念引入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随后，视觉艺术和形态研究也开始引入这一概念。尤其是当代复杂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图景的认识。在建筑形态和城市形态研究的领域，普林斯顿大学的斯坦·艾伦等人开始将场域用来描述建筑形态和城市形态。斯坦·艾伦认为：“场域”主要是描述在当今大城市复杂的物质、人员、信息共处、流动和相互影响下的一种建筑存在的状态。它描述了水平向度上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它是“形态的或是空间的基底，可将不同的元素统一成整体，同时又尊重各自的个性。场域的构造是以多孔性和局部的互联性为特征的松散限定的集合体。局部的内在规则是决定性的，外部的形状和范围是高度流动的。场域状态是翻转的现象：不是通过包罗万象的几何学图解来定义，而是通过复杂的局部关联。”
与“Field/场域”相对的，是“Object/对象(或实物)”。它以具有独立的、闭合的边界为特征，通过自身的完满和与环境的相对峙而确立自身，“实体的观念无论受到外形、几何学还是其组合关系的影响，都要依附于形态和基地的分化所确定的结构上。”传统上对于建筑的认识即建立在“Object/对象(实物)”基础之上。赵榕在其论文中认为：“西方建筑的主流传统将建筑当作一种对象化的物体，从形体、几何或者构图等多方面，建筑都看作为一个有独立边界的实体。这种实体观的核心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视觉结构有关。”“Object/对象(实物)”的特征除了封闭的边界之外，还在于其封闭的、自明的和自完满的内部控制体系。
在分析对场域的认识的先行者时，斯坦·艾伦提及战后视觉艺术领域对于立体主义的颠覆。而正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建筑与立体主义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形态的意向上同出一源。相关的还有卡尔·安德烈从“垂直性”向“水平性”的转换。
马克·安吉利尔(Marc Michel Angélil)在《CITYX：A City without Qualities》一文中，将这种来自视觉艺术领域的参照引入到对大地、景观和城市的阅读和理解中来，将以地形为代表的自然化的景观和以城市为代表的人工化的景观视为一体，理解为一种层叠结构和可重写本(palimpsest)，一种叠加到大地表面的点、线、面、空间的系统，具有一种层叠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与柯林·罗在其着作中所分析的“现象的透明(phenomenal transparency)”相似。在文中他最后作为结论指出：“它的组织肌理形成一个可能性的场域”。伯纳德·卢本等在《设计与分析》中也阐述了这样的认识，即将景观(自然景观与城市环境)视为一种层叠性的存在：“……景观与都市发展中有许多阶段，而相连的阶段被视为独立的‘阶层’，在时间的流程中层层相叠。……这些个别的阶层组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背景环境。任何一个新的设计都是一个新的阶层，它与既有的阶层结合，进而决定未来建筑介入景观或都市时的背景环境。”
这种视角的阅读提示我们，“场域”并不仅仅像斯坦·艾伦所指出的那样适于描述城市，也适于描述景观环境。城市本身事实上即是景观环境的一部分，城市(建筑的集合及其之间的空间的总和)就是一种景观构成要素，是人工化的景观要素之集大成者。在城市边缘地段(当今往往是建筑形态变动最激烈的区域，也是新的建筑形态生成的焦点区域)，亦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相互交错、间杂、互动的地段，自然景观中既有的实体形态要素以及潜在的结构性要素毫无疑问是场域中种种暗流和力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自然景观的结构性要素和来自于城市人工化景观的结构性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复杂的“超文本(hypertext)”结构。即使在以自然景观为主体的区域(例如传统意义上的风景区)，尽管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减少了，然而来自于自然景物的复杂构成和相互关联却凸显出来，其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亦即场域性——丝毫不逊色于以人工化要素为主体的景观。
所以可以说，作为“不同数量和质量特征的要素在特定空间上的镶嵌体”，景观就是一个场域(或者说场域是一种景观)。在其中，人工营造建筑和其他各种要素同等共存，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
对景观环境这一场域所具有的复杂结构的描述，Marc Michel Angélil采用了一种他称之为“来自于制图学”的方法。其基本的思想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大地作为一种场域、作为一种“可重写本(palimpsest)”所具有的“层叠的透明性”。
而这种层叠的策略也体现在麦克哈格的“千层饼”方法之中。具体的方法是将大地景观中具有某种形态上的共性的要素提炼出来，识别为一个要素组成的系统。这种不同类型的形态系统包括点的系统、线的系统、面的系统等。作为综合，再将不同的系统层叠在一起。这一过程就可梳理并表达出景观环境中外在与潜在的各层面上复杂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先分析、然后综合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过程与地图的绘制颇为相似。“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马克·安吉利尔引用安德烈·柯伯斯(André Corboz)在《大地作为可重写本》(The Landas Palimpsest)一文中所指出的，地图的绘制对于土地形态的改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有肌理中的元素被提到前台，区域被抽象并描述为一个形态系统。制图的过程并非仅仅是一种记录、一种现实的拷贝，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将景观结构描述为一种场域的目的，在于场域这种状态意味着其中的元素的形态将更多地受到元素之间复杂关联的影响和制约。“形态是重要的，但物体的形态不如物体之间的形态重要。”因而，在这种状态中，建筑不再如传统那样只作为一种“自完满”的“对象/object”而存在，建筑与景观中其他要素之间、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乃至决定了建筑的外在形态。而这正是建筑形态与其所在的大地景观整合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