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山水的欣赏和热爱追溯到先秦《诗经》中对于自然山水的吟咏和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思想，但一般也公认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审美，成熟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5世纪)。这一时期诞生了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山水画也公认在这一时期从人物画中分离出来。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一个社会动荡、文人命运多舛的年代，因而这一时代同时兴盛的还有玄学和老庄关于人生空幻的思想的兴盛。这一切都是紧密关联的。在文人阶层的眼中，“山水”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供欣赏的景色，也并非仅仅是理想的生活环境，还意味着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陶渊明在辞官后有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这里的“自然”固然可以理解为山水之间的自然环境，但也要理解为是离开官场后轻松率真、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乃至一种心灵和人格的自由精神。更或者在文人的心灵世界中两者就是等价的(汉宝德先生甚至认为，在陶渊明追求的田园生活中，自然的景色是存在的，但不是有意识追求的目标)。因而中国的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审美与热爱，就始终与人生理想与际遇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而文人阶层在人生理想和际遇方面，又恰恰是十分矛盾的。他们是社会上受过教育、掌握了上层高雅文化的一群人，是为官僚机制培养的备选力量。他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运转的根基。他们中的一部分有可能被掌权者选中而进入权利阶层，但大部分只能是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而且由于其心智的开化而成为掌权者重点防范甚至是打击的对象。文人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的矛盾造就了心态的矛盾。他们往往既自视甚高，又自艾自怜。他们往往自觉维护既有的社会结构，准备着踏上仕途；当这种理想不能实现或遇到挫折时，则寄情山水，修养身心，保持相对于一般阶层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孔子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亦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则鞠躬尽瘁”。
此中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应时而化”的圆滑的适应性。这应该是在儒家“济世”的行为准则的大框架下，局部表现出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在集体意识上，他们一方面始终牵念着归隐山水的自由悠然，因而普遍对于山水自然怀有特别的深情，出世时固然寄情山水，入仕时也乐于赏玩风月；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不能放弃高居庙堂的济世理想，因而又对真实的自然生活若即若离。我们可以说，文人阶层对于山水的向往虽然真诚，却可能并不纯粹。他们注重将山水风景缩微进建筑之内，却大多未必愿意遁入山林之中做真正的隐士。这种态度用今人的眼光看来多少有些矛盾和软弱，但却正是文人阶层精神世界的真实外化。宋、明以来的古典园林，事实上是士大夫阶层和集权制度之间起调节和平衡作用的隐逸文化的产物。陈志华先生指出：“中国私家园林所标榜的‘归来’和‘遂初’，其实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相应的道德评价……失意的士大夫们在山水之间又重新肯定了自己。”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与其说它是中国古代的人们追求的“理想景观”的反映，不如说它是“理想人生”的部分反映。画中所表达的景象和建筑与景观营造的现实有着相当的差距。艺术史的研究者描述道：“……(在中国)对自然的依恋由来已久，但是自然环境并不是对形态环境的营造，而是作为对形态环境的回避。而且表现高山流水的画面不隐含真实，既不是真实导入幻觉也不是幻觉触及真实，幻觉就是幻觉。”
因而审视中国历史上山水之间的建筑营造，尤其是在文人参与和指导之下的建筑，往往并不采取真正“消隐”于自然景观之中、以自然景观为主导的形态策略，而主要是试图在保证建筑的人文主导性的基础上再谋求与自然景观的调和与适应。有研究者指出，文人阶层对于自然的欣赏，有着鲜明的“庇护-了望”的特征。“士大夫的愿望是在人为的物质环境中与自然保持联系，……‘始终站在某个界线以外了望自然’。”郑忻教授在对于苏南名山建筑的研究中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古典建筑所反映的空间观念是内向的，而仅就形象上而言，苏南名山建筑中建筑与自然也是根本对立的，但是通过一系列适应性策略，建筑与自然依然能够形成和谐的整体。这也是一种极化共存的意象。
2.2 西方文化演进中的建筑与景观
2.2.1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在古希腊时代，泛神论(Polytheism)是对于世界图景的主要认识：“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格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的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古希腊的神灵就生活在这个现实的自然之中。因而自然、人、神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自然已然摆脱了使人恐惧的黑暗，是人们获取力量的来源，而人们对自然的开拓与索取也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与威胁。这是一种“黄金时代”式的浑然一体，虽然原始但却纯真。有学者认为：与近现代自然主义相比，古希腊是一种“生活中的自然主义”，即把人自身的所有活动都看做是自然显现的一部分，并以追求对自然本性的符合为最高目的。近现代自然主义则不过是一种“认识论的自然主义”，仅仅限于认识活动之中，一旦踏入行动之中，自然便成为人利用的工具。
希腊的地理环境与大地景观的特征是山脉与其间小块的平原或盆地相互间杂。这使得古希腊人对于景观的认知和理解与生活在广袤平原地带的文化有所不同。他们对于自然景观所具有的空间与结构应该有着更直观和更深切的理解。杰弗里·杰里科指出：“古希腊的景观是山岳、丘陵和岛屿，它们以清晰的形态跳出背景，每个小平原都有其自己的场所精神。神庙通常坐落于所在山冈或山脉的山口或山头上，它从那儿被挖掘出来，而且仍显得与山是如此的和谐。没有轴线式的道路将神庙固定在它所统领的人工环境之上。……无论是神庙、剧场、广场和住家，建筑都是附属于和从构于自然的景观。”诺伯格·舒尔茨指出：“地貌特征(topography)一语可以作为希腊圣地的最高概念，它们取决于场所的形态面貌，而不承认任何象征更直接的普遍秩序的几何式建筑群……赖于场所状况，不同形状的建筑群被建造起来。”希腊神庙的建造位置往往是在大地景观中特定的关节点(亦即希腊人所谓的“圣地”)。尽管神庙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形态与自然景观是异质的，但建筑单体作为一个个组成单元，它们嵌入景观的方式却是审慎地遵循着景观既有的内在结构，占据特定的场址，与自然景观相互映衬，共同塑造着场所精神(Genius Loci)。
而作为古希腊时代最杰出建筑的雅典卫城(Acropolis)，更是建筑与景观完美整合的典范。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写道：“人们在卫城上造了一些庙宇，它们出自一个统一的思想，把荒芜的景色收拢在它们周围并把它们组织到构图中去。”赖得霖的研究证实：雅典卫城的布局设计，以山门处为基准视点，帕提农神庙、雅典娜神像、伊瑞克先神庙形成了视觉上的均衡，而山门中轴线则向东指向场地上原有的被波斯人破坏的旧雅典娜神殿和祭坛，向西指向远方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萨拉米斯岛。从而，更大范围内的景观对象被组织到一起，以表达一个壮阔深远的纪念性主题。在这里，尽管祭祀神的建筑是着力营造的对象，但建筑与既有的自然景观形成的整体可能是更重要的。此外从建筑单体的形态上来看，神庙封闭的内部空间四周为柱廊环绕，空透的柱廊形成的光影与空间使得景观空间似乎在向建筑形体中渗透。神庙密排的柱列、细部的花饰、立柱上的凹槽等为建筑增加了一个与景观细部取得和谐的尺度层次。而其坚实的材质则使神庙似乎是山体的一部分。它高高居于山顶，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从“下城”仰望，神圣而崇高。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希腊时期神庙、圣地建筑与景观的整合达到了相当和谐的境界。然而正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对“天”与“人”的粗浅认识基础上，古希腊时期建筑与景观的这种和谐同样只能属于人类文明早期“黄金时代”的纯真。纵然今天它始终是难于逾越(或者准确地说是难于重现)的高峰，但历史的发展和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古希腊时代后期，柏拉图(Plato)的哲学思想的出现是一件大事，标志着自然主义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变。柏拉图认为，一种抽象的、先验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或曰“理式”是世界的本体。“理式”的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的存在不过是对于“理式”的模仿，而艺术则是对于模仿的模仿。因而对于“理式”的追求成为一切创造活动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在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世界里，自然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我说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或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不像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柏拉图的“理式”的概念直接影响了后世普罗丁(Plotinos)、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对于哲学而言，这种由原始的自然主义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变是其成熟的表现，标志着人们对于客体世界的本质规律认识的加深。而从指导实践的角度，这也意味着认为一种抽象化的、理想化的图式高于真实世界，从而能够指导对真实世界的改造。这为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有效的指导工具，尽管它所带来的某些结果后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
古罗马时代，对于希腊的优秀文明存在着先艳羡而学习、后敌视而排斥的态度。总的来说，古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较之希腊时代要更为完善、严密和世俗化。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征服使得自然的地位已不再如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那样超然。殖民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一种固定的、独立于场地之外的指导性图式成为必需。罗马人在建城过程中将方位的图式投射到大地之上。根据诺伯格·舒尔茨的描述，殖民者每建立一座新的城市，都是在南北向的cardo(代表世界轴线)和东西向的decumanus(代表太阳的运行)的基准控制下形成的。古罗马的建筑及其群组的规模较之古希腊时代要庞大和复杂得多，再延续希腊时代建筑群组之间那种没有严格几何秩序的组织方式无疑是困难的，也不符合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和集权体制的要求。古罗马人将存在于单体建筑中的轴线控制和几何秩序扩展到建筑群的组织中。古罗马的大型建筑群组都有着严整的几何秩序，而景观则通过建筑秩序而被组织起来。四方形的殖民城市、凌空而架的输水道显现在大地之上，人工秩序成为景观的统领。杰弗里·杰里科将其描述为一种“有序性与旷野自然之间的对比式的和谐”，一种“帝国本性”。
而在另一方面，在古罗马这样一个较为世俗化的社会，对于自然风景的审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留存至今的大量描绘自然风景之美的诗歌和壁画，是欧洲文明史上这方面较早的实例。古罗马时代对于自然风光的欣赏，基本上和贵族阶层在郊外别墅的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从小普林尼(Plinythe Younger)对他海滨别墅的着名描述以及庞贝城住宅壁画中表现的场景来看，与自然相异质化的建筑被放置在景观之中，人们在建筑中观赏远处的风景。
在这里，与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欣赏相关联的，是对于自然景观的一种“利用”的态度，似乎它是一种可供使用、可使生活为之增色的资源。然而作为建筑与自然形成的整体景观，其面貌则似乎被忽略了——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世(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现代主义建筑)建筑介入景观的态度的一些渊源。
2.2.2 欧洲中世纪
在欧洲的历史上，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古罗马及其之前的文明所达到的高峰与随之而来的漫长的中世纪的衰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尽管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所创造的一些精神财富依然以某种方式传承了下来。
欧洲的中世纪基本上是基督教的世界，上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然而人作为上帝的宠儿，整个世界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现实是一种趋向于上帝的阶梯性存在，人类处于最上端。”这事实上是将人类的地位置于自然之上了。当然基督教神学的自然观本身也是复杂而多元的。根据U.克罗尔齐克的研究，西方僧侣的劳动伦理视人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并认为人与神共同做工，使大自然尽善尽美。与此同时，又有另一种把人从自然中突出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固然在前一种观点中，就面对自然而言，如不保持距离就不可能对自然进行工作，但它更为强调对自然的从属性；而后一种观点则意味着两者的对立。